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偶成》前两句“十五年前花月底，相从曾赋赏花诗。”其中“十五年前”是指夫妇俩在青州屏居的时候，还是赵明诚死之前，夫妻二人在江宁的时候，这恐无人能考证出来。“花月底”指花前月下，也是古代谈情说爱的场景，正是甜蜜的过去反衬出现在的心酸。“相从”，这时指夫妻二人相伴相随。“曾”字点出了那过去的好时光，夫妻二人情趣相投。这是充满了李清照、赵明诚夫妇二人夫唱妇随，花前、月下、赏花、赋诗的甜蜜日子的回忆。
后两句“今看花月浑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引用了唐代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中的诗境。与其中“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写作手法相似。两个“似”字，前一个“似”是花和月似旧时，承接第一句的“花月底”。“安得”一词，是这两个“似”的转折。后一个“似”是心情再也不似旧时，让人感叹世间早已经是物是人非。
这是一首睹物思人的抒情诗，道出了李清照丧夫后孤苦落寂的心怀。
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