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巅峰,不论是从诗人规模还是作品质量上,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着重探讨诗歌美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含蓄》一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一品,是全书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来为人所称道。既名曰“含蓄”,下笔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诗也好,行文也罢,神韵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让读者品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来。紧接着,为具体阐述这种思想,作者首先举了个例子,“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在措辞上没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蕴含在字间的忧患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回味无穷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递进,主要是想说明含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真宰,与之难浮”。所谓的“真宰”语出《庄子•齐物论》,即指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在此则是指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作品的“难浮”而“与之”,须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虽已积满,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将绽,遇有秋寒之气,则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这两个比喻,不仅切合命题,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说这则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尘、海中之沤,无穷无尽,而诗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们的特质了。进而以一驭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末句之“万取一收”与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纲领性判断相照应,这也正是一种含蓄的笔法。
在李清照的词中,“花”是出现得最多的意象。她笔下的花,不仅有人的情志,如“宠柳娇花”(《念奴娇·萧条庭院》),“梅心惊破”(《孤雁儿·藤床纸帐朝眠起》);而且有眉、腮,如“柳眼梅腮”(《蝶恋花·暖雨晴风初破冻》);有肌骨,如“玉骨冰肌”(《瑞鹧鸪·双银杏》);因而也有肥瘦,如“绿肥红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菊花纤细,这里就用“揉损琼肌”来描写菊花的纤纤玉骨。然后进一步用四个历史人物来作类比反衬。贵妃醉脸,是对牡丹的比喻。李正封《咏牡丹》有“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唐玄宗认为可比杨妃醉酒(见《松窗杂录》)。作者通过铺杨贵妃、孙寿、韩令、徐娘等典故,来说明白菊既不似杨妃之富贵丰腴,更不似孙寿之妖娆作态。其香幽远,不似韩寿之香异味袭人;其色莹白,不似徐娘之白,傅粉争妍。她是屈子所餐,陶潜所采。屈原《离骚》有“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之五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细赏此花,如对直臣高士,香淡风微,清芬酝藉,不减于酴釄。酴釄,即荼蘼花,花黄如酒,开于春末。
下片续写,用一“渐”字表示时间推移,秋阑菊悴。“雪清玉瘦”呼应“揉损琼肌”,紧扣白菊在风雨中挣扎自立从开到谢的神态。这里不说人对残菊的依恋,反说菊愁凝泪洒,依依惜别。用郑交甫“汉皋解佩”的典故,以班婕妤的“秋扇见捐”自喻。这两个典说的都是得而复失、爱而遭弃的失落、捐弃的悲哀。怅惘之情,融入朗月清风,浓烟暗雨之中,又通过这既清朗、又迷离的境界具象化。同时,它又暗示了,菊既不同流俗,就只能在此清幽高洁,又迷蒙暗淡之境中任芳姿憔悴。
词人不胜惜花、自惜之情,倒折出纵使怜爱之极,亦不能留花片时。情不能堪处,忽宕开作旷达语:只要人情自适其适,应时菊赏,且休忆他屈子忠贞,行吟泽畔;陶潜放逸,采菊东篱。
《孔子世家赞》开篇借用《诗经·车舝》里的两句诗,云:巍峨的高山可以仰望,宽广的大道可以行走。自己虽然不能到达那里,但心中对它却充满向往。——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这是太史公对孔子的总体评价。这种评价,很容易使人想起颜回、子贡等人对孔子的看法。颜回曾经感慨:“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子贡则说:其他贤人仅如丘岭,而孔子则如日、月,世人无法逾越。夫子仿佛数仞宫墙,不得其门而入,则无以发现其内部的富丽和华美。非深知孔子,不能有此种决断。
赞语又云:“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对于司马迁来说,读孔子书即如面对孔子本人。读其谈坟羊、楛矢,可以见其渊博;读其意欲“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以见其风雅;读其“以不义之富且贵为天边之浮云”,可以见其闲淡;读其“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可以见其整饬赞语用一个“读”字、一个“想”字,传达出作者对孔子人格的深深憧憬。“读”乃是投入地读,“想”乃是深情地想。尽管从时间上说,司马迁与孔子相差几百年,但从精神上说,司马迁与孔子之间却似乎没有丝毫间隔。司马迁尝云: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自孔子卒,至今又五百岁矣。司马迁似乎认定要做孔子第二。他创作《史记》五十余万言,其本意正在于继承孔子之《春秋》赞语接下来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仲尼虽逝,然其遗物依然,其遗教犹在司马迁面对这一切,恍若重逢故人,不忍离去。一“低回留之”,一“不能去云”,写出了作者眷眷的深情。
然而,生死是最最真实的问题,人鬼殊途是最最真实的分离。孔子那“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的悲歌,早已成为司马迁深志不忘的绝响司马迁意识到:恰恰是一个人在后世影响的大小,增损着其生命本身的意义。天下君王、贤人众矣,他们生前的荣耀与其自身的生命一起完结;孔子身为平民百姓,可其思想学说在后世却一直广为流传,从天子王侯到其他所有研究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司马迁给孔子无以复加的赞誉,即孔子“可谓至圣矣”。
赞语开篇以总评揭出自己对孔子的无限景仰;继而从遗书、遗物、遗教三个方面,极言自己对孔子的向往;结篇再以总评写自己对孔子的崇奉。前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作者自身的比照,主要从作者自身的感情落笔,因此显得亲切;后一总评,主要是立足于孔子与天子、王侯以及后世儒家学者的比照,主要从孔子的历史影响着墨,因此显得得体。二者相互映衬,而各有韵味。另外,赞语第一层主要是描写,第二层主要是叙事,第三层主要是议论。但描写含情,叙事含情,议论亦含情。读之,觉字里行间,深情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