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上片,尊前伤别,芳容惨咽,而转入人生的沉思:“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中天明月、楼台清风原本无情,与人事了无关涉,只因情痴人眼中观之,遂皆成伤心断肠之物,所谓“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下片,离歌一曲,愁肠寸结,离别的忧伤极哀极沉,却于结处扬起:“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只有饱尝爱恋的欢娱,分别才没有遗憾,正如同赏看尽洛阳牡丹,才容易送别春风归去,将人生别离的深情痴推宕放怀遣性的疏放。当然,这豪宕放纵仍难托尽悲沉,花毕竟有“尽”,人终是要“别”,词人只是以遣玩的意兴暂时挣脱伤别的沉重罢了。此词上、下两收拍皆为传诵的名句。
“尊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尊前拟把归期说定,一杯心切情切,欲说佳人无语泪滴,如春风妩媚的娇容,先自凄哀低咽,这首词开端的两句,表面看来固然仅仅是对眼前情事的直接叙写,但在遣词造句的选择和结构之间,欧阳修却于无意之中显示出他自己的一种独具的意境。首先就其所用之语汇而言,第一句的“樽前”,原该是何等欢乐的场面,第二句的“春容”又该是何等美丽的人物,而在“樽前”所要述说的却是指向离别的“归期”,于是“樽前”的欢乐与“春容”的美丽,就一变而为伤心的“惨咽”了。在这种转变与对比之中,虽然仅仅只两句,我们却隐然已经体会到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对美好事物的爱赏与对人世无常的悲慨二种情绪相对比之中所形成的一种张力了。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上片的后两句是说,人生自是有情,情到深处痴绝,这凄凄别恨不关涉——楼头的清风,中天的明月。这两句则似乎是由前两句所写的眼前情事,转入了一种理念上的反省和思考,而如此也就把对于眼前一件情事的感受,推广到了对于整个人世的认知。事实上天边的明月与楼外的东风,原属无情之物,和人事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就有情之人看来,则明月东风遂皆成为引人伤心断肠之媒介了。所以说这两句虽是理念上的思索和反省,但事实上却是透过理念才更见出深情之难解。而此种情痴又正与首两句所写的“樽前”“欲语”的使人悲惨呜咽之离情暗相呼应。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下片前两句是说,饯别的酒宴前,不要再唱新的一曲,清歌一曲,已让人愁肠寸寸郁积。这两句再由理念中的情痴重新返回到上半阕的樽前话别的情事。“离歌”自当指樽前所演唱的离别的歌曲,所谓“翻新阕”就是“因翻旧阕之词,写以心声之调”。《阳关》旧曲,已不堪听,离歌新阕,亦“一曲能教肠寸结”。前句“且莫”二字的劝阻之词写得如此丁宁恳切,正以反衬后句“肠寸结”的哀痛伤心。写情至此,本来已经对离别无常之悲慨陷入极深,而欧阳修却于末两句突然扬起豪兴。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末两句是说,啊,此时只需要把满城牡丹看尽,你与我同游相携,这样才会少些滞重的伤感,淡然无憾的与归去的春风辞别。
这种豪兴正是欧阳修词风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欧阳修这一首《玉楼春》词,明明蕴含有很深重的离别的哀伤与春归的惆怅,然而他却偏偏在结尾中写出了豪宕的句子。在这两句中,不仅其要把“洛城花”完全“看尽”,表现了一种遣玩的意兴,而且他所用的“直须”和“始共”等口吻也极为豪宕有力。然而“洛城花”却毕竟有“尽”,“春风”也毕竟要“别”,因此在豪宕之中又实在隐含了沉重的悲慨。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论及欧词此数句时,乃谓其“于豪放之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此诗前八句乃幻想之辞,写天上情景,似与诗之主旨无关。汉乐府多用于宴间演奏,取悦宾客,颇有拼凑割裂现象。此数句又见于《步出夏门行》末段。但乐工拼凑之时,应不会毫无理由,信手胡来。张玉谷谓"起八句言天上物物成双,凤凰和鸣,唯有将雏之乐,以反兴世间好妇不幸无子,自出待客不得已来"(《古诗赏析》),并指出其于后面写"健妇"一段有互相映衬发明之作用,"似与下文气不属,却与下意境相关"(同上)。即可备一说。也有人认为此段是乐曲之"艳词"(前奏),亦属可能。诗描写"健妇",取材于一次她接待宾客的全过程:"迎客"、"问客",热情有礼;"请客"、"坐客",殷勤周到;然后酌酒与客、促令办饭等种种描述,不厌其烦:无一不反映出她举止得体,善主中馈。诗中之"客",恐怕不是一般的亲友作客者,而是来自中原之过客,故有送客"废礼"之疑惑, "齐姜不如"之赞美。此诗写女子而忽略其容貌体态,专一述其"健"(才干),可谓别具只眼,亦可见西北地区之民俗。描述看似琐屑,然笔笔紧扣"健"字刻绘,因而人物形象,益见鲜明。
前八句写天上景物。若理解这几句,须先阐明其隐喻之义。“白榆”指玉衡星。“桂树”指桂星。纬书说“椒、桂生合刚阳。”注文说:“椒桂,阳星之精所生。”道,黄道。《汉书·天文志》:“中道者,黄道,一曰光道。……日之所行为中道,月、五星皆随之也。”古人认为太阳绕地而行,黄道是想象中的太阳轨道。青龙,东方七宿总名。凤凰即鹑火。纬书《春秋元命包》说:“火离为凤凰。”《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说:“属后宫场,故得兼子,子必九者,以尾有九星也。”(案闻一多说:尾本东官宿,当为龙尾。此云凤将九雏盖与南宫朱雀相乱。)
这八句在表现上,颇有特点。其一,因名借物,赋以形态。某些星宿本以动、植物命名,诗人信手拈来,将它们化为动、植物物本身的形象;并且借“黄道”为通衢大道(古有所谓“天衢”的说法),将这些动、植物形象井然有序地系列在“大道”两旁,于是造成一种迥异于人间的“仙境”。诗人借物赋形是有选择的。“桂树”令人想到传说中的“月桂”,“龙”、“凤”是传说中天上的灵物。就是“白榆”也同寻常人间的榆柳不同。这些事物都是烘托“仙境”所不可少的。其二,这种神仙境界出于诗人的想象,是不存在的,然而,其中的一事一物都实有所指,犹如打灯谜,其用意不在字面,可谓之虚而能实。其三是想象奇妙。全部诗意都是从想象生发出来。否则,几个星宿的名称是构不成诗意的。这八句诗用的是诙谐风趣的笔调,所以虽采用了游仙诗的形式,却并非在着意写神仙事。这种将星宿经作动、植物和人作为诗的意象的写法,《陇西行》之前就有,象《小雅》的《大东》篇和《九歌》的《东君》。尽管《东群》写得颇为壮美,却也不还不能象本篇一样创造出完整意境。
“好妇出迎客”以下二十四句颂美一位能独特门户的“健妇”,是《陇西行》歌辞的正题。诗因何而作,本事已无可稽考。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七引《乐府解题》说:“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有礼。”这也只是就字面说的。
写法上,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用笔工细。譬如写主人待客一节,先写“请客北堂上”指明客座应安设的方位,继写“坐客毡氍毹”,表示对客人的恭敬,其中也包含待客的规格。摆酒要摆出“清”“白”两样,虽说不上是丰盛,却是在避免单调,可以看出主人用心的周到。所有这些,都很能表现主人公的讲究礼数。有几个细节写得非常妙。如写主人公迎客时,说“伸腰再拜跪”,写在酒席前应酬,说“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全是连续动作;这类句子,用于人物的刻画,能够曲尽其态。又如写主人用好酒待客,说“酒上正华疏”。倒在杯子里的酒涌出水平面形成一条条的花纹,正表明酒好。这种写法,应当说是比较形象比。象这样绘形绘色的笔墨,在乐府诗中是并不多见的。
第二是叙事的严整有序。开首二句“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简炼地画出主人公的容貌姿态。接着写她对客人施礼、寒暄,把客人让进堂屋,再写为客设座,再写摆酒陪客,再写酒罢备饭,最后送客尽礼,显得有极有章法。这样写,同诗中表现主人公的落落大方,处事的稳健练达是一致的。
第三是文字质朴。质朴是乐府叙事篇章的共同特点,而本篇尤为突出,描叙一事一物,莫不从实处着笔;并且做到朴素而能生动传神。如“左顾”、“敕”、“促令”、“盈盈”、“趋”等字眼,都极富表现力。
主人公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呢?诗人由衷赞美说,古代的贤妇人齐姜同她相比也不免逊色,说她是胜过“丈夫”的“健妇”。在男尊女卑的社会,这种赞誉,可以说是非常之高了。这也正是她在封建社会的妇女中出格的地方。但诗中写她所有的行为都不仅没有超越,而且是严格遵循封建礼法的。这一点,则是主人公性格的核心。诗的写法,从始至终扣在一个“礼”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