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是寇准七岁时的咏诗。寇准，是北宋时期的一个稀世神童，他聪慧过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据史书记载，寇准小时候，其父大宴宾客，饮酒正酣，客人请小寇准以附近华山为题，作《咏华山》诗，寇准在客人面前踱步思索，一步、二步，到第三步便随口吟出了这首传为千古佳话的五言绝句。这是一首即景即情之作，每一句都突出了华山的高峻陡峭，气势不凡，显得贴合山势，准确传神，可谓是难能可贵的佳作。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这两句诗意思是说，比华山高的只有蓝天，也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齐，极写华山巍峨高耸之非常。其中“只有”一词说明了华山极高，再比华山高的就只有那蓝天了；“更无”说明华山是唯一最高的山峰，再没有任何一座山峰能与之平起平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这两句意思是说，当你站在高高的山顶的时候，抬起头来仰望苍穹，红日仿佛就在你的头顶上；低头俯瞰脚下，蒸腾的云雾正在半山腰缭绕弥漫。“红日”后之“近”字，“白云”后之“低”字，都极有力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与陡峭。
这首诗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对仗工整、严谨，没有一丝一毫的刀斧痕迹。二是炼字精准，不着任何痕迹地衬托了华山的高耸、巍峨与陡峭，如前两句中的“只有”、“更无”和后两句中的“近”、“低”，都用得十分精准，十分巧妙。无论是对仗修辞手法的运用，还是遣词炼字的功力，都说明了绝非等闲之辈所能为之，教人不敢相信它竟然出自于一个七岁孩童之口。
花间词人中，欧阳炯和李珣都有若干首吟咏南方风物的《南乡子》词，在题材、风格方面都给以描写艳情为主的花间词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头两句写初入南中所见。桄榔树身很高大，所以作者一眼就能看到。蓼花虽非南国特有，但也以南方水乡泽国为多，所谓“红蓼花寒水国秋”可证。恍榔树叶深绿，故说“暗”。“枕榔叶暗萝花红”，一高一低，一绿一红，一是叶一是花，一岸上一水边，互相映衬，勾画出了南中特有的风光，并写出了它给予作者的第一个鲜明印象。
“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上两句所写的，还是静物，这里进一步可到人物的活动。红豆也为南中所恃有，岭南天热。微雨过后，业己成熟的红豆荚正待采摘。故有“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的描写。这两句将南中特有的物产和风习、人物活动揉合在一起，组成一幅典型的南中风情画，透出浓郁的地域色彩和生活气息。
“树底纤纤抬素手。”采摘红豆的，多是妇女，所以远远望去，但见两岸。人家近旁的相思树下，时时隐现着红妆女一的倩丽身影和她们的纤纤皓腕。这是南中风物的写实。但这幅画图却因为有了这一笔，整个地灵动起来了，显现出了一种动人的风的。红豆又称相思子。王维的《相思》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流传众口的诗篇无形中赋予了这索手收红豆的日常劳动以一种动人遐想的诗意美。面对这幅鲜丽而富于温馨气息的画图，呼吸着南国雨后的清新空气，词人的身心都有些陶醉了。《南乡子》单调字数不到三十，格调比较轻快。结句的含蕴耐味显得格外重要。欧阳炯的这首就是既形象鲜明如画，又富于余思的。
《栩庄漫记》对欧阳炯的《南乡子》八首作了一个总评曰：“《南乡子》八首，多写炎方风物，不知其以何因缘而注意及此？炯蜀人，岂曾南游耶？然其词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为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谓笙罄同音者矣。”的确，在《花间集》中，这样朴质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是别具韵味的。
第四首咏怀的是刘备在白帝城的行宫永安宫。诗人称颂了三国时刘备和诸葛亮君臣一体的亲密关系，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抱负难展的悲怨之情。
作者借村翁野老对刘备诸葛亮君臣的祭祀，烘托其遗迹之流泽。诗歌先叙刘备进袭东吴失败而卒于永安宫，继叹刘备的复汉大业一蹶不振，当年的翠旗行帐只能在空山想象中觅得踪迹，玉殿虚无缥缈，松杉栖息水鹤。歌颂了刘备的生前事业，叹惋大业未成身先去，空留祠宇在人间的荒凉景象。最后赞刘备诸葛亮君臣一体，千百年受人祭祀，表达了无限敬意，发抒了无限感慨。
此诗通过先主庙和武侯祠邻近的描写，进而赞颂刘备、诸葛亮君臣际遇、同心一体，含有作者自己论事被斥，政治理想不能实现，抱负不能施展的感慨。在艺术描写上和前几首又有所不同。全诗平淡自然，写景状物形象明朗，以咏古迹为主而隐含咏怀。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