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在现存的词作里，严仁有词三十首，其中一半以上写闺情。“闺情”，在唐宋词里是写作量占多数的一种题材。这种词的表现手法多样，或雕琢，或白描，但有创意，新颖别致的倒为数不多。而本词却有其独到之处。

　　本词采用常见的上景下情的写法。但其写景却在动与静对比的同时，用暗示衬托出思妇的情怀。小园内春光烂漫，杂花竞放，但思妇的视线却只有小园西畔的一片荠菜花，此时荠菜开出繁密的白色小花，引来许多上下纷飞的蝴蝶。“繁”和“乱”是以荠菜花和蝴蝶的形态和活动反映出春事已深。“只在”两字暗示春风仅仅在园中停留，却不光顾寂寞的深闺

　　荠菜本是可食之野菜，而她无心踏青挑菜，以致听任荠菜长得遍地都是：“花繁”，不仅形容荠菜长得茂密，又从另一角度暗示了思妇因思春而无意游赏的心情。

　　词人借思妇的目光，将关注点转移到池塘和花径上。“冰池”指水面光洁如冰，莹澈清碧。“照还空”，形容冰池在阳光之下显得透明无比。“香径”写落花堆满小路，送来阵阵芳馨。“吹已断”，是说枝头花瓣都已被风吹落在地。从这一泓碧水、一条花径的静景场面中，衬托出思妇幽闺寂寞、尽日凝望的神态。这种以写景为主而景中有情的写法，过渡到下片抒情，使得全词融为一体。

　　下片所写的相思之情，主要是以间接而曲折的手法来反映的。游丝，是飘荡于空中的昆虫之丝，说“恨游丝短”是用以反衬自己情意之长。由于相思而日益消瘦，亦不直接说出，只用“罗带缓”来暗示。

　　这种写法在《古乐府歌》：“离家日已远，衣带日趋缓。”中有表现。《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亦有“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之句，不过前者是游子口吻，后者是思妇之辞。这里间接地刻画出由于离别日久相思不已而渐趋消瘦的思妇形象。

　　结尾两句设想新奇，以构思别出心裁而为人称道，是承上面“罗带缓”而进一步悬拟他日归来相见时的情景。这样的手法更显示出相思之苦。词人并未使用直接诉陈因怀人而憔悴之语，而是曲折地说：梳妆匣里的圆镜不会欺人，待你归来之日可以看到思妇消瘦的容颜。这种间接的写法看似痴语，其实是至情的流露。本词运用反衬、暗示、间接等手法，使词意婉转层深，独具韵致。

　　《谏逐客书》是李斯给秦始皇的一个奏章，发生在秦王嬴政十年。秦国宗室贵族借韩国派水工修灌溉渠，阴谋消耗秦的国力，谏秦皇下令驱逐一切客卿。秦王读了李斯这一奏章，取消了逐客令。可见本文说服力之强。

　　作者先谈历史，以穆公、孝公、惠王、昭王四位国君召士纳贤为例，强调重用客卿之重要。接着再谈现实，作者列举秦王的爱好，诸如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以及所佩太阿剑，所乘之纤离之马等等，都是来自诸侯各国。

　　实效性

　　首先是《谏逐客书》具有明显的实效性。实效，就是要讲求实用，注重效果，这就涉及到公文的目的及功能。公文不像艺文那样，优游浸渍，潜移默化，以美感人，公文乃是“政事之先务”，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特定的公务，它的功能是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公文是一种实用性程式性的文书，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文章或文学作品。公文所产生的客观效果是衡量公文实用性大小的一个重要尺度。所以公文撰制时必须事先预计效果，办理时讲究效率，客观上注重功效。徐望之《公牍通论》指出：“事前体察周详，令出务求实效。”这说的是下行公文。上行公文也要做到“下情不壅于上闻，谋事惟期其必达”。一篇公文，如果实用性不大，效果不显著，就很难说是上乘之作。因此，实效性显著，应是好公文的重要条件。以此看来《谏逐客书》正是具有实效性显著的特点。这篇公文最成功之处就在于，该文一上秦王，就达到预期的目的，收到满意的效果。司马迁在《李斯列传》中曾这样叙述过李斯上书的前因后果：“秦王拜斯为客卿。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于秦耳。请一切逐客。’李斯议亦在逐中。斯乃上书曰：“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当时秦王的逐客令已下，李斯也在被逐之列，而凭此上书,竟能使秦王收回成命，由逐客变为留客、用客、重客，这就不能不承认《谏逐客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公文的实效性在这里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论断典范

　　其次，《谏逐客书》在“对事的论断”方面堪称典范。笔者以为“对事的论断”应视为公文的一个重要特征。事是公文的内容，论断是对公文内容的表达方式。“对事的论断”体现了公文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显然，公文须有事，刘勰所说“言事于主”、“指事造实”，徐望之所说“谋事惟期其必达”、“尚实事不尚虚文”，都指出公文的内容就是事，因为公文就是办实事的。但是公文在表达事时，不必对其来龙去脉进行具体的叙述，往往是高度概括，或者点到为止。公文对于事，主要是用“论断”的方法。正如《公牍通论》所述，“陈言论事”、“公文本质，重论断”。论断是个合成词，包含论和断两个方面。断，判断、决断之谓，对事的是非、得失、功过等表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对事的实施提出一定的办法。论是论事理，要受文者承办事务，必须把事理论说明白。简言之，断就是要办什么事，论就是办这事的理由。论是断的前提，如果不把事理论清说透，断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说服力。在古代公文中，由于文种不同，对事论断的情况也有差别，如下行的君命文种，比较偏重于断,凡戒敕、废立、告谕、政令等，都显示独断的至高权威，而上行文种的章、奏、表、议等则较侧重于论（当然也应有断），凡谏说、劝请、陈乞、弹劾、执异等，本身就需要有充分的理由，不论说何以达其目的。况且上奏文种面对的是国君这个特殊对象，更要情至理足。《谏逐客书》在这一点上，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全文的断就是开头一句话：“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希望通过这一判断成立，使秦王接受，并收回成命，不要逐。为此在下文展开了有力的论说。开头这一断语的

　　特点是，在客卿已被逐的紧急情势下（《史记集解·新序》：“斯在逐中，道上上谏书。”），用非常警醒而委婉的言辞开宗明义，起句发意振聋发聩。本文尤具特色的更在其论的部分，对事理的论说充分深刻，令人信服。这里有必要指出两点，其一是用重笔浓墨，铺张排比，列举事例。如文中铺排了四君用客的大量事实，铺陈了秦王所喜爱的大量生活享用，由于事例充实，铺垫充足，加强了与下文的对比，因而得出的结论极其有力。而这些事例都有所依傍，且经过精心选择，因而显得可靠典型。从铺排的技巧来说，排比句接踵联翩，文意饱满，文气流畅，文势充沛,极有感染力。其二，在论证上的特点是正反并反复对比，层层深化。如在论证的首层，四君用客（实笔） 与“却客不内”（虚笔） 的对比，首层四君用客与次层秦王轻客的对比，次层重物与轻人的对比，处处在对比之中显示逐客之谬误。全文在逻辑关系上是步步推进，层层深化。时间上由远到近，推移有序：先言古代，次论现实，再次言及未来。在言及逐客的危害时，程度上由轻到重，步步升级：先说如果没有客卿，秦国就不会“富利”和“强大”；接着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直接落到统一天下这个关键问题，比上层更切近要害；再说弃

　　黔首、却宾客，是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资助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对秦国的不利更严重些；最后指出“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不仅不能统一天下，而且有亡国的危险，把逐客的危害引申到极点。这种由轻到重、步步推进的说理过程，避免一开始就突兀冲撞，造成相反结果，它符合人的心理接受规律。

　　针对性

　　再者《，谏逐客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公文的针对性一方面是指每件公文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事务而发，另方面也指公文具有比较具体的受文对象，受文者具有确定性。周知性的公文读者面较宽,但也有一定的范围；下行文受文的面相对说要窄一些，在现代的公文中有的还规定了阅读传达范围；上行文一般是给一个上级机关，受文对象很具体。古代的上奏文种是专门给君主的，对象最明确。公文写作时都视受文者的不同情况进行斟酌，有的放矢。《谏逐客书》的针对性，从内容上来说，是对着逐客这事而发，全文紧紧扣住逐客以论说其错误。文章这样处理很高明，因这逐客的起因是韩国人郑国劝秦王修筑一条灌溉渠，其目的是企图以浩大的工程耗费秦国的财力，使之不能对外用兵，如果就此事进行辩解，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李斯避开这个起因不谈，只抓住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完全从秦国的利益着眼，这就容易使秦王接受。另外，李斯当时也无辜受牵连，但他在上书中片言不涉及自己，这样完全符合公文的本质要求，徐望之说：“公文本质之可贵，贵在一字一句皆从民生国计上着想。”针对逐客对秦不利来论说，正是从国计民生着想的体现。

　　《谏逐客书》的针对性，还表现在针对特定的受文者来采取谏说的策略。李斯上书是给秦王政这个具体的人看的，如果不熟悉这个人，不揣摩这个人的愿望、想法，不去迎合他的心理需求，那就很容易碰壁。对这个问题，刘勰有中肯的评价：“烦（顺） 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出之喜说者也。”顺着秦王的感情、心理，引到统一六国的关键问题，符合主要任务的需要。当时秦王的最大欲望是兼并天下,凡是违反这一欲望，就难以立足，凡是利于达到这一欲望，就容易被接受。李斯紧紧抓住秦王的这一心理，把秦国的霸业作为整篇谏书的灵魂，贯串始终。在论说的首层以秦王政的祖先重用客卿造成“霸西戎”、“治强”、“散六国之从”、“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等成就去耸动秦王；在论说的次层则把用客卿提到“跨海内，制诸侯之术”的高度；再接着以古代五帝三王“不却众庶”无敌天下去打动秦王。总之，每个层次都反复论述这样一个根本的利害关系：纳客就能统一天下，逐客就有亡国危险。以利劝之，以害怵之，这就紧紧抓住了秦王的心，深深击中其要害，使秦王顺理成章地接纳其意见，并收回逐客令，达到了上书的目的。

　　以上论述了《谏逐客书》是如何有针对性地、成功地对逐客之事加以论断，使该公文收到了显著的实效。实效性、针对性、对事加以论断，这三个特征在文中体现最为突出。当然，该文还有个别其他的公文特征，像当时李斯已在被逐之中，写这篇上书必须十分注意时效，除了“道上上谏书”急就此文之外，在写法上开头单刀直入，指出逐客之错，使秦王为之震动。可见首句发意、开门见山，既为当时紧急情势决定，也是公文时效性的要求。

　　这两首诗是题写在湖阴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这一首诗用典十分精妙，读者不知典故内容，并不妨碍对诗歌大意的理解；而诗歌的深意妙趣，则需要明白典故的出处才能更深刻地体会。

　　第一首前两句写杨家庭院之景，上句写庭院的洁净，下句写庭院的秀美。后两句写杨家周围的自然环境。本诗描写湖阴先生庭院和环境之美，也赞扬了湖阴先生爱勤劳、爱洁净、爱花木和热爱自然山水的良好品性和高尚的情趣。 本诗的特点是熔写景写人于一炉。全诗写景，前两句是庭院之景，干净无苔是由于主人的“长扫（经常打扫）”，“花木成畦”是由于主人的“自栽”，写景又写人。

　　后面句写自然环境之美，水“将绿绕”，山“送青来”，自然山水如此有情，也表现了主人爱好山水的情趣。描写景物亦以表现人，写景见人，人于景中，表现了客观景物的美，又写出了人的美，颇有一箭双雕的感觉。

　　其次运用映衬和拟人手法。如果说庭院的美是人工创造的美，那么环境的美是天然施设的美。两者互相映衬，组成了一幅内与外、人造与天然美结合的完美的境界。特别是后面一联，把山水拟人化，青山为主人送来秀丽的风光，居然闯门而入，把主人对自然景物的爱和自然景物对主人的爱融和一起，生动地表现了主人爱美的情趣，因而成了传诵的名句。

　　“一水”“两山”被转化为富于生命感情的亲切的形象，而为千古传诵。但后二句所以广泛传诵，主要还在于这样两点：一、拟人和描写浑然一体，交融无间。“一水护田”加以“绕”字，正见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环绕着绿油油的农田，这不恰像一位母亲双手护着小孩的情景吗?著一“护”字，“绕”的神情明确显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闼”二字，更是神来之笔。它既写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扑向庭院而来!这种描写给予读者的美感极为新鲜、生动。它还表明山的距离不远，就在杨家庭院的门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动人的，是写出了山势若奔，仿佛刚从远方匆匆来到，兴奋而热烈。所有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这种种描写，又都和充分的拟人化结合起来那情调、那笔致，完全像在表现“有朋自远方来”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顾不得敲门就闯进庭院送上礼物。二者融合无间，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经锤炼又无斧凿之痕，清新隽永，韵味深长。二、这两句诗也与杨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联里，已可看到一个人品高洁、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阴先生。所居仅为“茅檐”，他不仅“扫”，而且“长扫”（即常扫），以至于“静无苔”；“花木成畦”，非赖他人，而是亲“手自栽”。可见他清静脱俗，朴实勤劳。这样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当然比别人更能欣赏到它们的美，更感到“一水”“两山”的亲近；诗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阴先生早已缔结了深厚的交谊。诗以“书湖阴先生壁”为题，处处关合，处处照应，由此也可见出诗人思致的绵密。

　　过去人讲王安石此二诗，只注意其第一首，其实第二首亦有佳处。第二首的佳处，乃在作者眼耳自身的通体感受，都被浓缩在二十八字之中。所写虽片刻间景象，却见出作者体物之心细如毫发。“桑条索漠”犹王维《渭川田家》所谓的“蚕眠桑叶稀”i指桑叶少而显得冷落无生气，属枯寂之静态，“柳花繁”者，犹晏殊《踏莎行》所谓的“春风不解禁杨花，乱扑行人面”，属缤纷之动态：此一句诉诸视觉。“风敛余香暗度垣”乃写嗅觉而兼及触觉，不但花香入鼻，连微风送爽也写出来了。第三句写午梦初醒未醒时偶然听到鸟啼，则在写听觉时兼涉愈觉。最后一句点明身在何处，却从反面说开去。这末一句不仅写出作者同杨德逢彼此不拘形迹，而且连宾至如归的情意也和盘托出，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了。

　　总之，此二诗前一首于着力处见功夫，后一首却于平淡处见火候。必两首连读，始能察作者谋篇之妙。只选一首，似不无遗珠之憾。

　　这首诗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感受到奴隶们心底隐藏着一种压抑已久而行将喷发的愤怒。正因为作者是从奴隶的身世遭际出发，抒发对于现实的愤懑，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因此对统治阶级确实有一种活生生的鞭辟入里的揭露和批判作用，使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前两章“东方未明，颠自衣裳。颠之自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自裳衣。颠之自之，自公令之。” 诗人并没有用很多笔墨去铺叙具体的劳动场面，或者诉说劳动如何艰辛，而是巧妙地抓住一瞬间出现的难堪而苦涩的场面来写：当一批劳累的人们正酣睡之际，突然响起了公家监工的吆喝声，催促着他们去上工。这时东方还没有一丝亮光，原来.寂静的夜空，一下子被这叫喊声打破，劳工们一个个被惊醒过来，黑暗中东抓西摸，手忙脚乱，有的抓着裤管套上胳膊，有的撑开衣袖伸进双腿。一时间，乱作一堆，急成一团，真可谓洋相出尽。天还没亮，官差即来催促起床，上工的命令就已经下达了，以致可怜的役夫们在忙乱之中把两手伸进裤管，把两脚蹬进袖筒，竟然把上下衣裳颠自穿了。按理说，上下衣裳的区别是很大的，能够穿颠自了，不光是因为天黑的原因，恐怕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役夫们并没从梦中醒来，他们可能头天夜里睡得很晚，疲乏的身子包括疲乏的大脑尚未缓过神来。这一情节极富戏剧性，十分幽默好笑，却又饱含悲愤，笑中滴泪，生动曲折地反映出了酷吏的凶狠以及役夫的凄惨。“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便运用得真实巧妙，写出了奴隶们在公爷的吆呼催促下摸黑穿衣裳的不堪处境。前两章的“颠自”二字，还会令人自然联想到末一章“风”（早上与“莫”（即“幕”，晚上）的“颠自”。衣裳的错乱，黑（夜）白（天）的颠自，正说明了社会现实的不合理。既意在言中，又寄意言外，可谓一语双关。

　　最后一句"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说明：报时辰不是提前就是太晚。这诗是讽刺国君号令不准的诗，而国君的‘不时’，又在于司时的官吏不负责任。古时无准确的钟表，故而司时的官吏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如果司时的官吏每天搞错一点点，积年累月，经过一定时间，就可能出现巨大的误差。司时官吏失职，当然朝廷秩序也会一片混乱。本诗在于讽刺司时官吏不准确报时，以致群臣见国君的时间混乱，官员手忙脚乱，心中忐忑不安，唯恐误时，遭到国君责怪。“折柳樊圃”和“狂夫瞿瞿”，也是两个典型的细节描绘，寥寥八个字，就把奴隶们艰辛的苦役和监工走狗的凶恶嘴脸和盘托出，一泻无余。这些描绘都切合环境和人物身份，读来仿佛见其人，闻其声，神态态毕现，栩栩如生，颇有真实感。

　　全诗三章，皆为四句。每句两个音拍。前两章运用回环复沓的艺术手法，渲染环境气氛，突出事物特点。且以工整的排列。朗朗上口的语言形式，尽情抒发抑郁情感，增强了音乐效果。第三章则转变风格，避免通篇一致的枯燥感，显得起伏有致，使得诗作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通篇明白晓畅，语言通俗易懂，未明颠自狂夫不能等都是人们常用的日常语言，以此为诗质朴自然，充满无限的生命。

　　《齐风·东方未明》在结构形式和艺术手法上也很有特点。其一，《东方未明》为乐歌，在结构上回环复沓。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些句子只换了一个或几个字。 这种回复重叠，规律中有变化，严格中有自由，既是歌唱时的和声，也是表述意思的层层递进和对内涵的强化作用。（《随园诗话》）但就作诗而言，重词叠句与反复咏唱是为着尽情抒发情感的需要，这在《诗经》其他诗作中和后世民歌中也经常运用。这样有利于突出事物特征，渲染环境气氛，增强音乐效果，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同时，也便于记忆与传诵。其二，诗人善于通过细节的描绘来反映生活。例如“颠自衣裳”的细节描写， 其三，语言通俗易懂，读之琅琅上口。例如“东方”、“未明”、“颠自”、“自颠”、“狂夫”、“不能”等词汇，都是人们常用的口头语言，用在诗中，质朴自然，恰如其分。这些词语历经了三千余年的风雨，仍然葆有无限的生命力，至今保存在人们的口头与书面用语之中。此外，全诗以四言句为形式，每句两个音拍，二二的节奏。前两章排列工整，键行和押韵有规律；第三章则起伏有致，跌宕变化。这种不拘一格的韵律节奏，也体现了当时劳动人民口头歌谣创作的艺术特点。

　　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把陆游的词分为三类：“其激昂慷慨者，稼轩不能过；飘逸高妙者，与陈简斋、朱希真相颉颃；流丽绵密者，欲出晏叔原、贺方回之上。”这首《鹧鸪天》可以算是陆游飘逸高妙一类作品中的代表作之一。

　　上阕开头二句：“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把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写得是如此的优美而又纯净。“苍烟落照”四字，不禁让人联想起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意境，一经讽诵便难以忘怀。“苍烟”犹青烟，字面已包含着作者的感情色彩。“落照”这个词里虽然没有表示颜色的字，但也有色彩暗含其中，引起读者的多种的联想。词人以“苍烟落照”四字点缀自己居处的环境，意在与龌龊的仕途作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第二句中就直接点明住在这里与尘事毫不相关，可以一尘不染，安心地过着隐居的生活。这也正是陶渊明《归园田居》里“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的体现。

　　三、四句对仗工稳：“斟残玉瀣行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玉瀣”是一种美酒的名称，明人冯时化在《酒史》卷上写有：“隋炀帝造玉瀣酒，十年不败。”陆游在诗中也不止一次写到过这种酒。“黄庭”是道经的名称，《云笈七签》胡《黄庭内景经》、《黄庭外景经》、《黄庭遁甲缘身经》，都是道家谈论养生之道的书这两句的大意是说：喝完了玉瀣就散步穿过了竹林；看完了《黄庭》就躺下来观赏山中美景。一二句写居处环境的优美，三四句写自己生活的闲适，体现了作者惬意的生活。陆游读的《黄庭经》是卷轴装，所以边读边卷，“卷罢黄庭”就是看完了一卷的意思。

　　下阕开头：“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啸傲”，指作者歌咏自得，形容旷放而不受拘束的样子。不单是陆诗用了“啸傲”此词，其他诗人也经常用此词，比如郭璞《游仙诗》：“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陶渊明《饮酒》其七：“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词人说自己贪恋这种旷达的生活情趣，任凭终老田园；随处都能见到使自己高兴的事物，何不随遇而安呢？这几句可以说是旷达到极点也消沉到了极点，可是末尾两句陡然一转：“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这两句可以说是对以上所写的自己的处境作出了解释。词人说原先就已知道造物者无情（他的心肠与常人不同），它白白地让英雄衰老死去却等闲视之。这难道不是在怨天吗？但同时也是在抱怨南宋统治者无心恢复中原，以致使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

　　据夏承焘、吴熊和《放翁词编年笺注》中讲到，南宋乾道二年陆游四十二岁，以言官弹劾谓其“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隆兴通判，始卜居镜湖之三山。这首词和其他两首《鹧鸪天》（两首开头句分别为：插脚红尘已是颠、懒向青门学种瓜），都是这时候写下的。词中虽极写隐居之闲适，但那股抑郁不平之气仍然按捺不住，在篇末终于流露出来。也正因为有词人那番超脱尘世的表白，所以篇末的两句就尤其显得冷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