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月亮为意象,以“对月”为题,自己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是不懈的伴侣,表明了诗人孤独的处境和凄凉的心境。
这首诗的前四句是说作者即将离开蜀地的时候,故人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只有月亮还一直陪伴在身边。起言“百壶”载酒,以示在凌云山设酒送行的人很多,但“谁似”二字轻轻一拨,就在故人的陪衬下突出了峨媚山月同作者的联系。这是《舟中对月》一诗最成功的艺术手法之一:从此“月”便成了故人,下边的抒写全在“月”、“我”之间进行。
中间四句主要写月。峨媚的月亮到了渝州,尚且频频“窥船”,可见月有情;即将到达渝州,凌云之酒方才“初醒”,在浓醉的背后读者也许看得出“不忍别”时作者借酒浇愁的初衷,是人有意。更妙的是人初醒时看见的只有月光的“凄冷”,这里“月色恼人眠不得”竞成了“月挂凄冷眠不成”了。诗中说“江空”、“人静”,因此“钓丝”当指竹,“葛巾影”当是作者自己的影子。“江空”两句不用“月”字,但竹形袅袅,人影翩翩,分明是一片空明的月光,状物至此,可谓神笔。对月只见“葛巾影”,不但再写孤独,而且以“起舞弄清影”启下句中的“哦诗”。
最后四句诗终于由孤寂进入飘逸,在清寒中寄寓作者对自我解脱的追求。诗至此,人由醉中别友到江船初醒,再到哦诗不睡;月则由峨媚山巅到时窥船窗,再到清光满船,最后月光入骨、月人一体,把“舟中对月”这一题目发挥到淋漓痛快的地步。
结尾两句,“更漏不到”直承“我欲仙”,同时又用无更漏暗台唯有月满船的意思——这里明写更漏,暗写月光,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虚无的是更漏,实际存在的倒是月光。“沙禽背船”继续写“月满船”,因为只有月光明亮,离去的沙禽才清晰可见;不过,诗句又以沙禽背船而去照应诗人遗世欲仙:这两句字字不离“月”和“我”,却又能字字不涉“月”和“我”,象这样的诗句,其可谓炉火纯青,余音满万壑。本篇截中有纵,是善于收束的神品。
方东树的《昭昧詹言》说它是李白、苏轼合作,大约首先是因为起句用东坡《送张嘉州》诗中“颇愿身为汉嘉守,裁酒时作凌云游”,第四句、第六句用太白《峨媚山月歌》:“峨媚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第八句又用太白《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过,更重要的却是此诗清隽奔放,飘逸欲仙,酷似太白;轻灵流丽,如行云流水,又颇类东坡。然而也应该看到,陆游是一位个性十分鲜明的诗人,他向一切入学习长处,同时又主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蹦敷、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你。”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以超迈的笔力熔太白、坡公于一炉,自铸雄浑奔放、明朗流畅的风格,因而使这首诗既如李白、苏轼合作,又为陆游所独有。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开头他就说不到此地已是很久了,说明他很久以前曾到过钱溪。关于他到钱溪的时间,江西宜丰陶氏族谱中有这样一条:“乙巳三月,公使都,经钱溪,复邦族……”说明他以前曾来钱溪,与这里的陶氏宗族有过应酬的事。不过这条记载是否可靠,与此诗关系不大,反正他过去来过此地就是了。关键是,旧地重游,他却说出“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这样的句子。这见出他多么喜爱这个地方,似乎看不够;当他将眼前所见与往日的印象进行对照时,又会感到多么亲切。因为前年岁暮桓玄篡位,去年刘裕起兵讨伐桓玄,现在战争基本结束。两三年的短暂时间里,世间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而自然界的山川景物却“事事悉如昔”。话说得很平淡,但“江山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已经寄寓其中了。“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这是他看山川时的一个突出印象,写得清新、细致。“微雨”、“清飙”,透出春天美好的气息,高林经微雨一洗润,会越发青绿可爱,空中鸟的翅膀在清风的举托下,会盘旋得更加自如。这两句历来被看作是陶诗中触景生情,寓情于景,而达到情景交融境地的写景佳句。潘德舆说它“体物之妙,畴非化工兼画工都”?因此,诸如“从胸中自然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直写胸中天”等赞语也相次而出,不言陶诗有雕琢事。其实,“有时析之以炼字炼章,斯陶之手眼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用这观点来赏析这两句诗,倒是非常恰切的。陶诗有许多写雨写风写园林写飞鸟的句子,但在陶渊明的笔下,无不赋有“为仁”的思想,因而在美的想象中便出现一个天机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这些自然景色同当时的现实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能对现实社会起到批判作用。可以这样说:陶诗中这些兴象,是诗人艺术的化身,在一些天机和畅、静气流溢的描绘中,仿佛隐隐约约有一个陶渊明在,这两句也是如此。陶渊明是暮春三月经过钱溪的,这里的微雨,即“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的“微雨”;也即后来杜甫所写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好雨”。这种雨能起到滋润万物的作用。故句中的“洗”,不仅含有“洗净”的内含,而且兼有“润物细无声”,“夜雨瞒人去润花”的“润”的内含。这个“洗”字用得非常精当,实即后来诗评家所谓的“诗眼”。飙,一般解作暴风。在陶渊明的笔下的“飙”,却没有凶猛的气势,而有和畅的内涵,如《和郭主簿二首》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的“回飙”就是,“清飙”与此同义。矫,也不宜解作“勇猛”,而
有舒展自如的意思,如“矫若游龙”,并不取勇猛义。“云翮”,这里虽指飞鸟,但实有影射自己的意思。如《杂诗》的“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即同此意。故这句的意思是:“空中的鸟儿,也将因受到清爽的春风的鼓翼,而飞翔得更为舒展。”作者抓住在眼前呈现的天机和畅的自然景色,尤其把风、雨、林、鸟组合在一起,予以集中表现,就更能体现陶渊明的思想境界,故此两句无论就思想内容或艺术特色方面讲,都是不容忽视的两句。历来对“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两句有不同的解释和体会。有的把“品物”解作“景物”,“义风”解作“适宜的风”,认为这两句是说:“想到这些依然存在,和风没有同他们相隔”。有的把“品物”作“人品事物”讲;“义风”,解作“正义风尚”,认为两句是说:“喜爱此地人品事物还存在,正义风尚没有改变”。有的则认为“品物”,同于《易经·乾卦》中所说的“品物流形”。“品,众庶也”,见《说文·品部》。《说文解字注笺》补充说:“庶物谓之品物,引申之义也”。关于“流形”,与文天祥《正气歌》“杂然赋流形”同义。所以“品物”,有现在所谓的“生物”的含义。关于“义风”,应该看作是广义的,因为“义者,事之宜也”,既可用于自然方面,也可用于社会方面。作者对风常赋予一种化育的内涵,约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春风化雨”;比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凯风自南来,回飙开我襟”等。陶渊明喜把人、物、我视为能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的个体;上面说的是“品物”,便是选用了“义风”这个词,这样就“民胞物与”了。可见他在选用词语方面是精雕细琢的。所以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深情地看到这个地方仍然保存着一种天风和畅,万物得所的境界。”语意浑含,耐人寻味。儒家以为一切人群与一切万物都有血缘联系,都应该相爱,这种爱的表现就是“仁”。陶渊明是一个“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人,当然是一位具有仁者襟怀的人,于是他对风雷日月,雨露云烟,山川园林,众鸟新苗,田夫稚子,都表示一种亲切而冲和的爱意,上面的“品物”“义风”,正是这种爱意的表现。陶渊明是把自己纳入“品物”的范畴的,似乎自己已感到一种和乐相处的乐趣,进入到忘我的境界,因而他退仕的决心就更大了。这样,便引出了后面言志的八句,显示题旨。
后面八句大致的意思是,眼前虽然被迫行役,但归田适志的襟怀不变,要像霜后的柏树一样,保持高尚的情操和品德。“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这里他自我责备起来了:我是干什么的,这样风尘仆仆奔走在道路上?这种自责是由钱溪这里江山之美、居人之乐引起的,转得虽陡,其实自然。“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一形”,指个人的形体,“有制”,受到牵制、约束。这里是说自己奔走道路是由于职任的制约。中间又用个“似”字。这不定之词表示出自己并不十分看重这官职,扔掉它并不困难。“素襟”,平素的怀抱,即归隐田园,他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下面就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离析”,离开。陶渊明此次出仕时间很短,这里说“久”,日日梦想,见出他确实“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这两句是说:我一定要回到田园中去,这决心就像不怕冰霜的柏树那样坚定不移。这里暗用了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话,这个誓愿是发得很重的。《饮酒》其十九有“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与这两句意思相似。下半这八句,头两句自责,后六句两句一层,反复表明自己的归耕之志,一层深似一层,而且用“似有”、“不可”、“安得”、“终怀”、“谅哉”这些词语进行呼应,把他的心情表现得十分强烈。
这首诗在构思上颇具特色。第一,它能显示作者的思想依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深度。他阻风于规林时,只是想到家乡美好的园林而不想从政(“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在夜行涂口时,只是想到一向爱好诗书,而园林中又没有世俗之情才不想从政(“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在经曲阿时,是看厌了异乡景象而不想从政(“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但在经钱溪时,却是看到钱溪品物美好而不想从政。这是作者采用“移就”的修辞手法把故乡的美移到钱溪来,并从根本思想写,集中笔墨写,就为退出仕途的决心增添了砝码。第二,诗的前半用触景生情,寓情于景的手法表示自己内心的意念,语言精到,形象深刻;后半则言明题旨所在,故它能在托物言志上做到章法均衡,过渡自然,显示了古典诗的整齐和谐美。第三,诗歌常讲求艺术容量,既用精炼的语言雕绘形象,又能于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思理,而这首诗就是这样的诗。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