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
诗题中的“杜拾遗”，即杜甫。岑参与杜甫在公元757年（至德二年）至758年（乾元元年）初，同仕于朝；岑任右补阙，属中书省，居右署；杜任左拾遗，属门下省，居左署，故称“左省”。“拾遗”和“补阙”都是谏官。岑、杜二人，既是同僚，又是诗友，这是他们的唱和之作。诗人悲叹自己仕途的坎坷遭遇。诗中运用反语，表达了一代文人身处卑位而又惆怅国运的复杂心态。
前四句是叙述与杜甫同朝为官的生活境况。诗人连续铺写“天仗”“丹陛”“御香”“紫微”，表面看，好像是在炫耀朝官的荣华显贵；但揭开“荣华显贵”的帷幕，却使读者看到另外的一面：朝官生活多么空虚、无聊、死板、老套。每天他们总是煞有介事、诚惶诚恐地“趋”（小跑）入朝廷，分列殿庑东西。但君臣们既没有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没有定下什么兴利除弊、定国安邦之策。诗人特意告诉读者，清早，他们随威严的仪仗入朝，而到晚上，唯一的收获就是沾染一点“御香”之气而“归”罢了。“晓”、“暮”两字说明这种庸俗无聊的生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这对于立志为国建功的诗人来说，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厌恶。
五、六两句，诗人直抒胸臆，向老朋友吐露内心的悲愤。“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这两句中，“悲”字是中心，一个字概括了诗人对朝官生活的态度和感受。诗人为大好年华浪费于“朝随天仗入，暮惹御香归”的无聊生活而悲，也为那种“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的木偶般的境遇而不胜愁闷。因此，低头见庭院落花而倍感神伤，抬头睹高空飞鸟而顿生羡慕。如果联系当时安史乱后国家疮痍满目、百废待兴的时事背景，对照上面四句所描写的死气沉沉、无所作为的朝廷现状，读者就会更加清楚地感到“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两句，语愤情悲，抒发了诗人对时事和身世的无限感慨。
诗的结尾两句，是全诗的高潮。阙事，指缺点、过错。有人说这两句是吹捧朝廷，倘若真是这样，诗人就不必“悲花落”、“羡鸟飞”，甚至愁生白发。这“圣朝无阙事”，是诗人愤慨至极，故作反语；与下句合看，既是讽刺，也是揭露。只有那昏庸的统治者，才会自诩圣明，自以为“无阙事”，拒绝纳谏。正因为如此，身任“补阙”的诗人见“阙”不能“补”，“自觉谏书稀”，一个“稀”字，反映出诗人对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的唐王朝失望的心情。这和当时同为谏官的杜甫感慨“衮职曾无一字补”（《题省中壁》）、“何用虚名绊此身”（《曲江二首》），是语异而心同的。所以杜甫读了岑参诗后，心领神会，奉答曰：“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他是看出岑诗中的“潜台词”的。
这首诗，采用的是曲折隐晦的笔法，寓贬于褒，绵里藏针，表面颂扬，骨子里感慨身世遭际和倾诉对朝政的不满。用婉曲的反语来抒发内心忧愤，使人有寻思不尽之妙。
此诗共三章，采用复沓形式，各章仅异数字。孔颖达疏曰：“三章上二句恶四国，下四句美周公。”
第一章前两句以“既破”、“又缺”起始，斧、斨均为生产工具，人们赖以创造财富、维持生计。然这些工具均因为四国之君长年累月服劳役而致破致缺，家计亦因此而处于困苦之中，故尔怨恨深深。这里是以斧斨等工具的破缺来反映劳役之长之苦；以人们赖以生产劳动的必要条件的毁废，来反映生活之困。这是以点代面，以个别代全部，言事而寄慨的手法。
关于这两句，郑笺另有说法：“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以此二者为大罪。”以斧斨之破缺比作对周公、成王的流言毁谤，这似乎过分拘泥于史事而说得太玄远了。而将周公比斧，成王比斨，恐亦有失礼度。
人们生活在这么艰难困苦之中，终于有了转机，有了希望：周公率兵东征了。当时周京为镐，在今陕西境内，管蔡等四国在今河南一带，故云“东征”。
三、四两句是因果关系：由于周公东征，所以四国叛乱者惊惧恐慌。毛传释“皇”为匡，即四国乱政得到纠正，走上正道。亦通。政局有转机，全是周公的功劳，故这两句从国的角度美周公，亦是叙事中含抒情，是间接的赞颂。
第五句“哀我人斯”，是省略了主语周公。周公对人民如此哀怜体恤，故逼出第六句：这是很崇高很伟大呀！这是人民以自身的感受，从内心发出的歌赞声，是直接的赞颂。
第二、第三两章，结构与第一章完全相同，仅换几个字。“錡”不论解作凿或锯，“銶”不论解作凿还是独头斧，均为劳动生产的工具，其在诗中的作用亦与第一章的“斨”同。这头两句同样在“恶四国”。下四句亦是“美周公”，仅换几个字。“吪”，化也，即受教育，移风易俗。“遒”，毛传解作固（坚固），郑笺解作敛（聚合）。孔颖达疏协调两说云：“遒训为聚亦坚固之义。”即“使四国之民心坚固也”、“四国之民于是敛聚不流散也”。流散之民回归，家人团聚，万民团结，国家自然强固。
综观全篇，这第四句的最后一字“皇”、“吪”、“遒”似非信手安排，而是有逐层递进，逐层深入的关系在。“皇”，如解为惊恐，则只是乱政的动摇，还未真正改变；如释为匡正，那也只是治的开始，对人民来说这只是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吪”，受教育、受感化，这是深入到内部的变化。最后的“遒”，团聚、强固，则已结出丰硕的果实了。
末二句“嘉”、“休”基本同义，亦如第一章，是对周公的德行发自内心的直接赞颂。
不过对此诗也有不同的理解，例如闻一多、程俊英就认为这是东征士卒庆幸得以生还之作。这样，对诗中一些词的解释也就与上面不同。如第一、二两句的斧、斨、錡、銶均指为武器。第五、六两句的“哀我人斯”的“人”则是指战士。因有的战士已战死沙场，活着的也都离乡背井与家人久不见面，这些都让人哀伤。这样的解释，与传统的“美周公”观点是大相径庭的，但也言之成理，可备一说。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