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中风月常虚度，梦里关山或暂归。
橘社十年霜欲饱，鲈江一雨水应肥。
冷云著地塘蒲晚，谁为披蓑暖钓矶？
官中风月常虚度，梦里关山或暂归。
橘社十年霜欲饱，鲈江一雨水应肥。
冷云著地塘蒲晚，谁为披蓑暖钓矶？
此为杜甫七律中的代表作。此诗首联就用对仗，诗句宛转自如。“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老去”停顿，为一层，“悲秋”停顿，为一层，“强自宽”又停顿，又为一层；“兴来”停顿，为一层，“今日”停顿，为一层，“尽君欢”又停顿，又为一层。诗意层层变化，错落有致。
颔联用“孟嘉落帽”的典故，把诗人内心悲凉而又强颜欢笑的心境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人老了，怕帽一落，显露出他的萧萧短发，作者以此为“羞”，所以风吹帽子时，笑着请旁人帮他正一正。这里用“孟嘉落帽”的典故。王隐《晋书》：“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杜甫曾授率府参军，此处以孟嘉自比，合乎身份。然而孟嘉落帽显出名士风流蕴藉之态，而杜甫此时心境不同，他怕落帽，反让人正冠，显出别是一番滋味。说是“笑倩”，实是强颜欢笑，骨子里透出一缕伤感、悲凉的意绪。这一联用典入化，传神地写出杜甫那几分醉态。宋代杨万里说：“孟嘉以落帽为风流，此以不落帽为风流，翻尽古人公案，最为妙法。”（《诚斋诗话》）
颈联更是不同凡响，笔力挺峻。“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按照一般写法，颈联多半是顺承前二联而下，那此诗就仍应写叹老悲秋。诗人却猛然推开一层，笔势陡起，以壮语唤起一篇精神。这两句描山绘水，气象峥嵘。蓝水远来，千涧奔泻，玉山高耸，两峰并峙。山高水险，令诗人只能仰视，让他感到振奋。用“蓝水”、“玉山”相对，色泽淡雅；用“远”、“高”拉出开阔的空间；用“落”、“寒”稍事点染，既标出深秋的时令，又令读者有高危萧瑟之感。诗句豪壮中带几分悲凉，雄杰挺峻，笔力拔山。
尾联看似平淡，实则饱含深意。“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当诗人抬头仰望秋山秋水，如此壮观，低头再一想，山水无恙，人事难料，他自己已这样衰老，不能生活得长久。所以他趁着几分醉意，手把着茱萸仔细端详：“茱萸呀茱萸，明年此际，还有几人健在，佩带着你再来聚会呢？”上句一个问句，表现出诗人沉重的心情和深广的忧伤，含有无限悲天悯人之意。下句用一“醉”字，妙绝。若用“手把”，则嫌笨拙，而“醉”字却将全篇精神收拢，鲜明地刻画出诗人此时的情态：虽已醉眼蒙眬，却仍盯住手中茱萸细看，不置一言，却胜过万语千言。
这首诗跌宕腾挪，酣畅淋漓，前人评价说：“字字亮，笔笔高。”（《读杜心解》）诗人满腹忧情，却以壮语写出，诗句显得慷慨旷放，凄楚悲凉。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