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一首思乡诗。
“江水三千里”，写去家之远；“家书十五行”，写家书之短。古代的信笺一般每页八行，这封家书只写了两页不到。惟其去家有三千里之遥，而家书又仅有十五行之短，故这封家书的分量更显得非同凡响，诗人接信后也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两句全用实字，对仗工整，对照强烈，简括凝练。 在远离亲人的京师得到盼望已久的家书，诗人的欣慰、喜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因此诗的后两句完全可以抒写诗人捧读家书时的激动心情，或写对故乡亲人的深切怀念。但诗人却匠心独具，将自己的感情意绪完全抛开不写，只从家书的内容落笔，写在这封仅有十五行的家书中，亲人没有别的话语，只叮嘱自己尽早还乡。
“行行”、“只道”突出了“早还乡”是家书中惟一的书写内容，因其“行行无别语”，更写出这是一种千叮咛、万嘱咐，一再反复诉说的话语，两句诗写出了亲人对自己思念及盼望的殷切和深沉，作为诗人感情的折光，诗人强烈的乡思和迫不及待的归情也就尽在不言中了。据《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传》记载，袁凯元末曾为府吏，博学有才辩，议论飙发，往往屈座人。在文网森严的明初，士大夫人人自危，袁凯历仕二朝，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他的处境必然是十分险恶的。家书中亲人切切的叮嘱，固然有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也包含着对身羁官场的诗人安危的担忧，而袁凯的乡情中包含对惶惶不可终日的仕宦生活的厌弃及对闲适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后来，袁凯就因触怒明太祖朱元璋，惊惧不已，徉狂免归。因此，这里的“早还乡”，是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内容的。 这首诗紧扣家书展开叙述，信中只劝早早还乡，与诗人以病免归的情事完全吻合。唐人五绝往往自然真切，不假雕饰。这首诗围绕家书一事，纯用白描，情真意切，恰到好处，颇有唐人之风，在明代怀乡诗中实属难得。
韦鼎此诗写百舌而能遗貌取神，借百舌之鸣，抒发其客居异地，思念乡国之情。
第一句“万里风烟异”奇突，意境浑远。“万里风烟”四字，概括出了北方雄阔苍茫的景致特点。这正是一个南方人乍到北方所首先感受到的。“异”宇不仅点出北方与江南的风景差异，也寄托着诗人客居异地产生的故国之思。江南富于山水之美，处处山明水秀，长期生活于南方的诗人乍来北方，自然不习惯北方的荒凉空旷，对江南风景更加怀念，同时，风烟之“异”又引出了下文由百舌之鸣而产生的感触。
第二句一个“惊”字，紧承上句“异”字，形象地刻画出诗人思念江南风光时的凝神状态。诗人此时正在泛忆不同于万里风烟的江南景色，而百舌的叫声不禁使诗人突然意识到已经是又一个春天来临，此时的江南风光自然会更加秀丽，也更令人怀念。同时也使诗人感到在此异乡滞留的时间已久。久客思归，不得不使诗人闻百舌声而骤感惊心。百舌声是诗人在家乡时听惯了的，如今在异乡又突然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自然更增强了诗人对江南家乡故国的怀念之情。
诗人的乡国之情当然是由于久客异乡而引起的，但诗人偏不承认，反而埋怨百舌的呜叫声，似乎思恋乡国之情纯粹是由于百舌的鸣叫而勾起的。“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这种对于百舌的指责显然是无理的，但恰恰是这种无理的指责，使我们更加感到诗人思念江南乡国的感情是异常的强烈，以致不能再承受百舌声的搅扰了，因为百舌的叫声只能加强，而不会减轻这种乡国之思所引起的痛苦。
这首诗绝似唐人绝句，可以看作唐人绝句的先声。由于绝句形式短小，写法上不宜直说，而以含吐不露为贵。“绝句取经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竽乃妙。”（刘熙载《艺概》）此诗正是采用这种反跌法，不将故国之思从正面道出，却借百舌的叫声从反面跌出，让人们从对百舌的指责中去领会诗人那种乡恋之情，故国之思。诗人的这种手法很成功，人们不仅能从中深刻体会到诗人的强烈感情，而且感到诗人的写法翻新，趣味无穷，可以看出诗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这种诗体的写法。
这是一首宫怨诗，旨在议论嫔妃宫女的地位和命运，表明妃嫔宫女纵得宠一时，但最终下场和失宠者并无二致。言外之意是警告朋党之辈莫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首先是开头一句“君恩如水向东流”，此句用流水比君王的恩宠，构思极巧妙。流水，则流动不定。君王的恩宠既如流水流动不定，宫女之得宠失宠也随之变化不定。今日君恩流来，明日又会流去，宫女今日得宠，明日又会失宠。一旦失宠，君恩就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无论失宠得宠，等待她们的未来都是不幸。这就逼出了第二句诗句“得宠忧移失宠愁”，此句直接点出宫女的忧愁心情：得宠时候害怕君王感情变化，恩宠转换，而失宠时又愁肠欲断，悲苦难言。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宫女妃嫔都得惶惶不可终日，清晰地刻画出宫女患得患失以及矛盾痛苦的心理。句中叠用“宠”字，正说明君王的恩宠对宫女的关系重要。因为宫女的命运，完全操在君王手里。
后两句承接第二句，以失宠者的口吻警告得宠者。“莫向樽前奏花落"一句，喻指伴侍君王宴饮作乐。此处的”花落"借用江淹的《拟班婕妤咏扇》的典故，语含双关，既指曲名，又暗指下一句的花被凉风吹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凉风不远，最终下场都是一样的，借此典故来抒发己见，警告得宠者，君王之恩宠都是难以维持的。
整体看来，这首诗通篇都用了议论。由于比喻、双关运用得极其巧妙，诗人描写的时候在议论中含着形象，所以令人读来意味深长，比起明白直说更显得含蕴有味。纪晓岚称此诗“怨诽之极而不失优柔唱叹之妙”（《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道出了此诗含蓄的特点。
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理解它的典故寓托，能披文揽胜，不理解同样也能领略了其诗的文辞意境之美。
从文章的题目看，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应是为送董邵南游河北作的送别赠序，但细思之，又有不同情味。
其一，当时的河北是藩镇割据的地方，韩愈坚决主张削藩平镇，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因而在他看来，若有人跑到河北去投靠藩镇，那就是“从贼”，必须鸣鼓而攻之。
其二，韩愈为了实现唐王朝的统一，很希望朝廷能够招揽人才，但在这一点上朝廷使他大失所望。所以他在许多诗文中，都替自己与他人抒发过怀才不遇的感慨。他有一篇《嗟哉董生行》的诗，也是为董邵南写的，诗中小序有这样的语句：“县人董生邵南隐居行义于其中，刺史不能荐，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全诗在赞扬董生“隐居行义”的同时，也对“刺史不能荐”表示遗憾。这位董生隐居了一段时间，大约不安于“天子不闻名声，爵禄不及门”的现状，终于主动出山了，选择了去河北投靠藩镇。对于董生的“郁郁不得志”，韩愈自然是抱有一定的同情的。
在董生临行之前，韩愈要送一篇序文给他。但这样的序文是很难措辞的。赞成他去吗？固然如此，因对他有一定的同情，但若赞成，则违背了韩愈自己的政治主张；阻止他去吗？说明那是“从贼”，那就是变成了“留行”，而不是送别，也不合“赠序”的要求，更何况对于“怀抱利器”的董生去求发展（藩镇名义上还是唐王朝的一部分）提出反对意见，毕竟是说不通的，作者毕竟对董生怀有一定的同情。由此看来，这篇“赠序”实在是难以下笔了。
但韩愈毕竟是文章大家，倡导“惟陈言之务去”的他，写文章常常因难见巧，以巧取胜。这篇赠序的构思、用语就颇为精巧。
文章一上来就先赞美河北“多感慨悲歌之士”；接着即叙述董生“怀抱利器”而“不得志于有司”，因而要到河北去，“吾知其必有合也”，这很有点为董生预贺的味道。再加上一句：“董生勉乎哉！”仿佛是说：你就要找到出路了，努力争取吧！除此外，作者还深入一层：像你这样怀才不遇的人，只要是“慕义强仁”的人都会爱惜的，何况那些“仁义出乎其性”的“燕赵之士”呢？又将河北赞美一通，为董生贺。意思仿佛是：你的出路的确找对了！
这其实都是些反话，所谓的“心否而词唯”。
作者在赞美河北时有意识地埋伏了一个“古”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作者特意在“古”字后面用了一个“称”，使“古”隐藏其中，不那么引人注目。“古称”云云，即历史上如何如何。历史上说，“燕赵多感慨悲歌之士”，那呢？还是那样，或许已不是那样了。后文用一个“然”突转，将笔锋从“古称”移向现实，现实怎样，不言而喻了。由此可见，文章写“古”正是为了衬“今”，为下文写“今”蓄势。
如今之燕赵是不是还多“感慨悲歌之士”呢？在作者心中，这个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作者并不立刻否定，也不明确否定，而是提了一个原则：“风俗与化移易”。既然是“风俗与化移易”，那言外之意不言自明。既然河北已被“反叛朝廷”的藩镇“化”了好多年，其风俗怎么能不变呢？既然变了，那也就不再多“感慨悲歌之士”了，那么你董生到那里去，就不能“有合”。
当时的藩镇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竞引豪杰为谋主”。董生到河北去，“合”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将会受到藩镇的重用。果如此，岂不证明了“今”之燕赵“不异于古所云”了吗？但是作者是早有埋伏的。他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又说“感慨悲歌”的“燕赵之士”“仁义出乎其性”。预言董生与“仁义出乎其性”的人“必有合”，这是褒奖董生的话，但也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如果你能同如今的“风俗与化移易”的藩镇们相合，那只能证明你已经丧失了“仁义”。前面的“扬”是为了后面的“抑”。“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的“邪”和“卜”，与其说是卜燕赵，毋宁说是卜董生此行的正确与错误，使语气婉转，又暗含警戒之意。“董生勉乎哉！”此处当为“好自为之”讲，勉其不可“从贼”也。
最后一段，作者借原燕国大将乐毅被迫逃到赵国去的故事，来暗示董生。“为我吊望诸君之墓”，是提醒董生应妥善处理他和唐王朝的关系。还进一步照应前面的“古”字，委托他到燕市上去看看还有没有高渐离那样的“屠狗者”；如果有的话，就劝其入朝廷效忠。连河北的“屠狗者”都要劝他入朝，则对董生投奔河北依附藩镇之举所抱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
文章表面上一直是送董生游河北。开头就预言前去“必有合”，是送他去；第二段虽怀疑燕赵的风俗可能变了，但要“以吾子之行卜之”，还是要送他去；结尾托他去吊望诸君之墓、劝谕燕赵之士归顺朝廷，仍然是送他去。总之，的确是一篇送行的文章，但送之正是为了留之，微情妙旨，全寄于笔墨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