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山花子》这首词从“记前生”句可以看出，是写怀念亡妻的。这是残荷引发的怀人之作。
上片前两句是荷塘败落的实写，以“飘残”而感知了季节之悲，同时也是人生之秋的写照。而泥莲被藕丝萦绕，既是实景，又是不绝的情思。后两句“珍重别拈香一瓣，记前生”，追忆当初，因景诱情，前生珍重，后世亦珍情。情重更见心苦。
下片承上抒情，前两句化用杜牧诗句《赠别》“多情却似总无情”句意，“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作者后悔妻子在世的时候，没有对她深情相待，自觉对她薄情。因作者与妻卢氏结婚时，他心中还惦念着姓谢的表妹。自己因为对表妹谢氏的多情，而对卢氏薄情。如今想来人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而今人不在了，只有偷偷流泪的份了。“悔”字为反语，不悔之意。这是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是更深沉得情的告白。后两句是真情的率性表露，“断肠”和“泪”恰是因多情而伤痛彻骨，凄苦惆怅。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词序中的辛丑，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前一年为庚子，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德、奥、美、法、英、意、日、俄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据《清史稿》卷二四《德宗本纪》：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西太后和光绪自西安还京，并以珍妃上年殉节宫中，追晋贵妃”。所谓“殉节”，实是讳饰之词，西太后在逃离北京前，曾下令将珍妃推坠于宫井之中。洪汝冲的原词就作于这年的十一月。洪汝冲，字味聃(dan)，湖南宁乡人，有《候蛩词》、《蜕庵词稿》。洪汝冲《声声慢·落叶》：“银瓶坠水，金谷飘烟，西风一叶惊秋。凤宿鸾栖，等闲摇落飕飕。春工剪裁几费，肯随波，流出宫沟。吹梦紧，问人间何世，半晌淹留? 连理桃根犹在，甚花难蠲忿，草不忘忧。浸玉寒泉，昭阳往事今休。哀蝉莫弹幽怨，怕稠桑、无语凝眸。谁认取，满荒郊都是乱愁。”彊村这首词是和作，确如龙榆生铨释：“此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上片开端三句：“鸣螀颓墄，吹蝶空枝，飘蓬人意相怜”，就给人带来一股悲凉气氛。螀(jiang)，寒蝉。墄(ce)，台阶。颓墄，毁坏的台阶。蓬，蓬草。秋日枯萎，随风而飞。寒蝉鸣叫于毁坏的宫殿台阶之中，悲声哀景，映衬出劫后宫苑的荒凉景象。树叶纷纷坠飞，有如蝴蝶飞舞，剩下满目空枝。蝴蝶本与春风为伴，而在使生命凋零的秋风中，只有萎落、飘亡! 肃杀的气氛，美丽的形象，既切落叶词题，其中又隐现着珍妃的影子。“飘蓬人意相怜”，指光绪离京出逃如蓬草飘飞，也是指光绪在西太后的威迫下难以自主。相怜，说光绪对推坠井下死去的珍妃蕴含无限的怜爱之情，是深探心曲之辞。“一片离魂，斜阳摇梦成烟”，在光绪眼中，死去的珍妃有如一片离魂似的落叶，当年共处的往事昔情，历历难以忘怀，楼空人去，恍然如梦，在斜阳冉冉之中，如梦的往事旧情摇漾不已，隐约而又迷茫。 “相沟旧题红处，拚禁花、憔悴年年”，回忆当年与珍妃相爱情景。相沟题红，唐范摅《云溪友议》记载，唐宣宗时，卢渥赴京应举，偶临御沟，拾得红叶，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后宣宗放出部分宫女，渥得一人即题诗红叶上者。这里用以指光绪与珍妃两情眷好，似由天定。但珍妃不为西太后所喜，这里以“禁花”，即宫禁中的花，代指珍妃，“憔悴年年”，暗示珍妃为西太后所忌，心境极为抑郁。结尾的“寒信急，又神宫凄奏，分付哀蝉”三句，寒信，寒冷的信息，指秋风。神宫，指光绪所居的宫殿。三句写秋风劲急，落叶纷坠，簌簌有声，如同凄凉的音乐。王子年《拾遗记》记载：汉武帝思念死去的李夫人，赋《落叶哀蝉曲》。词中的“凄奏”、“哀蝉”，暗指此曲，反映光绪思念珍妃的凄凉心情，身分、感情相合，而又时时不忘紧切落叶词题。至此，秋风声，落叶声，哀蝉声，以及心中怀念逝去者的痛苦心声，融化为充塞天地的悲声。
下片“终古巢鸾无分，正飞霜金井，抛断缠绵”三句，曲折道出珍妃被推坠宫井事。本想与珍妃相爱终老，却哪知无此缘分，原因在金井飞霜，隐约吐露了西太后的残酷无情，珍妃的逼坠井中的惨痛情事，从此被迫割断了与珍妃的缠绵情缘。“起舞回风，才知恩怨无端”，表面上写落叶在旋风中飘扬如同起舞，实际上则是写光绪回忆与珍妃的歌吟生活，而这一切都成为永难返回的过去，追寻根源，不由感叹无端的恩怨造成了多少人间憾恨。“天阴洞庭波阔，夜沉沉、流恨湘弦”，用《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诗意，切合秋深落叶题旨，同时更包含着《湘夫人》一诗中所抒写的人天悠隔的痛苦，那如梦、如云、如彩云、如落叶，如昙花的一现，那令人空惘、惆怅的幻灭之感，那浩茫难平的情思，正象那洞庭湖水一样。孟郊《湘弦怨》诗：“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这里作者把广阔的洞庭湖水、人天永隔的幽怨，与繁声促节的湘弦音声组合在一起，融化为一曲绵绵不尽的流恨，阴阴天宇，沉沉夜色，形象地染绘出一幅色彩阴暗的画面，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最后以“摇落事，向空山、休问杜鹃”结尾，“摇落”二字，总结全词，揭破题旨。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其实，摇落又岂止是草木，人生的生死、盛衰，爱情的聚散、悲欢，何尝不是如此! 这样的深悲巨痛，刻骨铭心，时刻难忘，就如空山杜鹃不停止地泣血哀啼，吐诉不尽内心郁结蕴藏的哀伤。
全词紧扣落叶，但又不拘滞于表面的咏物，而是借落叶咏叹光绪与珍妃的悲剧，就光绪而言，他虽贵为天子，但却保护不了自己宠爱的妃子，在西太后的淫威下，眼睁睁地看着珍妃被活活的逼死井中，这既是帝运的衰落，实际上也是整个封建帝制的衰亡。作者将落叶的形象与珍妃的悲惨遭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落叶的飘零坠落之中，隐藏着珍妃的可怜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