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开头两句，诗人先勾勒出一幅秋日行旅图，把读者引入一个秋浓似酒、旅况萧瑟的境界。“红叶晚萧萧”，用写景透露人物一缕缕悲凉的意绪：“长亭酒一瓢”，用叙事传出客子旅途况味，用笔干净利落。此诗另一版本题作“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诗人何以在长亭送别、借瓢酒消愁的原委。
然而诗人没有久久沉湎在离愁别苦之中。中间四句笔势陡转，大笔勾画四周景色，雄浑苍茫，全是潼关的典型风物。骋目远望，南面是主峰高耸的西岳华山；北面，隔着黄河，又可见连绵苍莽的中条山。残云归岫，意味着天将放晴；疏雨乍过，给人一种清新之感。从写景看，诗人拿“残云”再加“归”字来点染华山，又拿“疏雨”再加“过”字来烘托中条山，这样，太华和中条就不是死景而是活景，因为其中有动势——在浩茫无际的沉静中显出了一抹飞动的意趣。
诗人把目光略收回来，就又看见苍苍树色，随关城一路远去。关外便是黄河，它从北面奔涌而来，在潼关外头猛地一转，径向三门峡冲去，翻滚的河水咆哮着流入渤海。“河声”后续一“遥”字，传出诗人站在高处远望倾听的神情。诗人眼见树色苍苍，耳听河声汹汹，把场景描写得绘声绘色，使读者有耳闻目睹的真实感觉。这里，诗人连用四句景句，安排得如巨鳌的四足，缺一不可，丝毫没有臃肿杂乱、使人生厌之感。其中三、四两句，又出现在他的另一首作品《秋霁潼关驿亭》诗的颔联，完全相同，是诗人偏爱的得意之笔。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本来，离长安不过一天的路程，作为入京的旅客，总该想着到长安后便要如何如何，满头满脑盘绕“帝乡”去打转子了。可是诗人却出人意外地说：“我仍然梦着故乡的渔樵生活呢！”含蓄地表白了他并非专为追求名利而来。这样结束，委婉得体，优游不迫，有力地显出了诗人的身份。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时序》）、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这首诗创作于作者得知白居易遭贬之后。此诗以景衬情，以景写情，叙事抒情，表现作者对白居易的一片殷殷之情。首句描写了自己所处之阴暗的背景，衬托出被贬谪又处于病中的作者心境的凄凉和痛苦；次句点明题意；第三句写当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的情景，表现了诸多的意味；末句，凄凉的景色与凄凉的心境融恰为一，情调悲怆。全诗表达了作者知道好友被贬后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
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就不佳。此时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被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怨苦，满腹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以这种悲凉的心境观景，一切景物也都变得阴沉昏暗了。于是，看到“灯”，觉得是失去光焰的“残灯”；连灯的阴影，也变成了“幢幢”——昏暗的摇曳不定的样子。“风”，本来是无所谓明暗的，而今却成了“暗风”。“窗”，本来无所谓寒热的，而今也成了“寒窗”。只因有了情的移入，情的照射，情的渗透，连风、雨、灯、窗都变得又“残”又“暗”又“寒”了。“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以哀景抒哀情，情与景融会一体、“妙合无垠”。
诗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语，是传神之笔。白居易曾写有两句诗：“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这是白居易在元稹初遭贬谪、前往江陵上任时写的，表现了他听到送信人敲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元稹来信的情状，十分传神。元稹此句也是如此。其中的“惊”，写出了“情”──当时震惊的感情；其中的“坐起”，则写出了“状”──当时震惊的模样。如果只写“情”不写“状”，不是“惊坐起”而是“吃一惊”，那恐怕就神气索然了。而“惊坐起”三字，正是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作者当时陡然一惊的神态。再加上“垂死病中”，进一步加强了感情的深度，使诗句也更加传神。既曰“垂死病中”，那么，“坐起”自然是很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惊得“坐起”了，这样表明：震惊之巨，无异针刺；休戚相关，感同身受。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
此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表现了作者在乍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陡然一惊，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诗的首尾两句是写景，形象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凄凉，感情浓郁而深厚。
按照常规，在“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诗后，大概要来一句实写，表现“惊”的具体内涵。然而作者却偏偏来了个写景的诗句：“暗风吹雨入寒窗”。这样，“惊”的具体内涵就蕴含于景语之中，成为深藏不露、含蓄不尽的了。作者对白氏被贬一事究竟是惋惜，是愤懑，还是悲痛，全都没有说破，全都留给读者去领悟、想象和玩味了。
元稹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听说好友被贬而陡然一惊的片刻，这无疑是一个“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说，是有千言万语和多种情绪涌上心头的片刻，是有巨大的蓄积和容量的片刻。作者写了这个“惊”的片刻而又对“惊”的内蕴不予点破，这就使全诗含蓄蕴藉，情深意浓，诗味隽永，耐人咀嚼。
这首诗用简练生动的语言，通过“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等一系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好友被贬的哀伤不平和凄苦的心情。白居易在江 州读诗后，深受感动。后来在《与元微之书》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这首词叙写的是以书信传达别后相思相忆之情。词上片以织锦回文诗为始，但所叙写不是写诗者，而是读诗者—也就是词人本人。他从构思精妙的来信体会到其中的深情蜜意。“字值千金”一句极写这信在词人内心所占据的分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词人才会“一回披玩一愁吟。肠成结、泪盈襟”，前一句活画出其喜悦之情，后一句又为其喜极生悲写真。
下片是相思之情的延伸。“幽欢已散前期远”，幽欢早已成往事，重聚却又遥遥无期。“无憀赖”一句写词人满怀情意却无所寄托。“密凭”一句写词人频频寄出述说爱情的书信。结拍“恐冷落、旧时心”，表明述说相思不仅是自己情感的需要，更是安慰对方，以免冷落了她旧日的一片深情。这六个字，语势平淡，却情深意浓。
这是一首以“赋”的手法写成的令词，没有比兴，没有场景，没有波澜，全用概括性的叙述语，失之平直、浅淡，缺少动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只结尾一句，尚有新意，尚有余韵。
这是《小雅》中一首著名的谴责诗，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斥责谗人害人祸国。它的鲜明特色是借物取喻形象生动，劝说斥责感情痛切。
首先，把专进谗言的人比作苍蝇，这是十分贴切的。苍蝇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昆虫，具有追臭逐腐、散播病菌、嗡嗡乱叫等习性，而这些习性与人间专找缝隙进谗言害人者如出一辙。因此用苍蝇来喻指进谗者，这本身已是一个极大的成功；更遑论此诗三章均以“营营青蝇”取喻起兴，把它四处飞舞、不停播乱的特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这三章前两句仅以更换末一字的形式重复出现，似拙实巧，令人不由对苍蝇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厌恶感。“樊”“棘”“榛”三字一义，其实都指篱笆而言，但每一次变化，又不仅仅是单纯的同义反覆，而是隐含了对苍蝇见缝就叮、不弃不舍的深刻揭露。
其次，这三章诗的后两句也逐章递进，层层见意。第一章是规劝正人君子不要去听信谗言，语言直白如话，是全诗的作旨。第二章列出谗言的第一个危害，那就是搅乱四邻各国间的关系，即所谓祸国殃民。第三章指出谗言的第二个危害，那就是挑拨人际关系，使朋友知己互生嫌隙，反目成仇。而这两种祸害，全在于“谗人罔极”，即进谗者为人处世没有一定的准则，阳奉阴违有之，出尔反尔有之，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亦有之。
所以从全诗来看，它的特点既包括取喻确切传神，同时也包括对谗言的危害和根源的深刻揭示。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无信谗言”的规劝和警示显得充分有力，从而大大增强了诗的讽刺、谴责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