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现实主义诗人皮日休著有《牡丹》: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
这首诗,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只是夸奖牡丹“一花独放,独香天下”的好词而已。私下以为,鉴赏文学作品,一定要从作者的身份乃至当时的历史环境去思量、细琢磨,方有心得。
大家知道,皮日休,是现实主义诗人,他出身贫苦家庭,对晚唐黑暗现实不满。他认为“古之置吏也。将以逐盗;今之置吏也,将以为盗。(《鹿门隐书》)”他肯定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国君如“有不为尧舜之行者,则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为甚矣。(《原始》)”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皮日休参加了黄巢起义军。黄巢入长安称帝,皮日休任翰林学士。他曾把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奉为“圣人”。他说:“欲知圣人姓,田八二十一;欲知圣人名,果头三屈律。”由此,可看出他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敬慕之情。
这首歌颂牡丹的诗,从表面看,他赋于牡丹以坚强的性格,描写它敢于在晚春末日一花独放,花中称王的高大形象和气魄,颇似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题旨。黄巢写自己敢于藐视李唐王朝,决心推翻李唐王朝的气魄。皮口休这首《牡丹》诗,又似在通过花王牡丹暗示农民起义领袖,从而歌颂黄巢敢于反抗现实称王天下的气魄和革命精神。
“落尽残红始吐芳。”起句一下子把人们引向一个春色将阑的尾声世界,使人看到落红遍地,一片残败狼藉的景象,让人感到落红难缀,惋惜春天即将逝去。但正是在这春色将阑百花齐谢的晚春时节,被人称道百花之王的“牡丹仙子”却亭亭玉立,一花独放,开始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使人在失望中又感到春的希望。这何尝不是唐王朝病入膏肓,濒于土崩瓦解的来世,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长安称帝的现实写照呢?
“佳名唤作百花王。”次句紧承上句意脉,诗人像称黄巢为“圣人”一样,同样认为牡丹花能在“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晚春世界,吓人地生气勃发,吐蕊怒放,要稳占春光。它应该登上花王的宝座,享有“百花王”的佳名。
“竞夸天下无双艳。”这句写牡丹芳姿艳质,花光万里,是天下无与伦比的。表面上称赞:“牡丹花品冠群芳,”“牡丹仙子”甲天下。实际上是对“冲天大将军”黄巢的极口赞扬,也是人民竞夸起义领袖的心声。
“独立人间第一香。”这句承上句写花美,而进一步写花香,也暗合黄巢“冲天香阵透长安”的句意。诗人认为牡丹不仅花色绚丽,端正大方,极富大国风度,有“国花”之称,而且是香飘天下,花香万里。又因牡丹开放,时值晚春末日,正是百花凋谢之时,故诗人极口赞扬只有牡丹巍然独立,一花独放,独香天下,是人间第一花香。
元稹的这首酬答小诗构思相当奇巧,感情极其诚挚。虽然全诗只有四句,却把诗人对好友的无限感念之情和内心世界的凄苦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
元稹贬通州,白居易谪江州,两地迢迢数千里,通信十分困难。因此,诗一开始就说“山水万重书断绝”。此时好不容易收到白居易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诉元稹,前一天晚上又梦见了他。老朋友感情这样深挚,使他深深感动。诗的前两句,诗人首先感叹于由于“山水万重”的阻隔,常常会使人的通讯断绝,因此能得到好友的寄诗是不容易的,而从好友的诗中又得知好友连梦中都在关切着他的境遇,这种人世间珍贵的深挚友情,使诗人感深肺腑。这两句直叙贬谪之后处境的艰难与郁闷的心情。这种艰难,不光是反映在山水万重上,更体现在由此导致的音书断绝上。这种郁闷,不仅仅是因为身处荒僻之地的无聊穷困,更多的是因为很难得到好友的消息。
“念君怜我梦相闻”一句,表面经这千难万险,诗人终于收到好友的来信,知悉还有远在异地思念入梦的情景,不禁感慨万千,夜不能寐。后两句,诗人紧扣好友寄诗中的急切询问,向好友作了深情的回答。两诗都没有直接叙述自己对好友的苦苦思念挂牵,而是用写梦来抒难尽之情,但写法又各辟蹊径:白居易的寄诗主要以反问的语气用如梦后的苦思来表示对还有境遇的关切;而元稹的诗,虽是从正面回答,但构思也同样精巧,他回答好友自己因病魔缠身又梦到一些闲人而感到痛苦。前者“梦见君”,后者“不梦君”,这一唱一和,表面看去是如此截然不同,可是形成了感情基础,都是来自两人彼此苦思相念之情。这既符合酬答诗在内容上要彼此相应的基本要求,又在构思上独处机杼,使人于同中见异。酬答诗在形式上也有严格的要求,它要求和诗与原诗必须题材主题相同、诗体相同、用韵相同,有的甚至连韵脚字词都相同。而元稹这首诗能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依照酬答诗的形式要求,写得如此深沉蕴藉、形神俱肖、富有包孕,为历代诗评家视为酬答诗中的佳作。
全诗纯用白描,几乎没有一点设色布景之处,也丝毫没有生涩拗口之语,而且人物形象生动隽永,情调境界感人肺腑。特别是作为一首次韵和诗,在押韵韵脚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下,能匠心独运,别出心裁地写出这首诗,更其难能可贵。
作者在全文三大段中,运用多种手法,由远及近,曲折写来,逐渐把文章推向高潮,突现主旨。
第一段用欲扬先抑法。所谓“读李翱文”,主要是写读了李翱的《幽怀赋》后的所感所叹,但文章在此以前作了层层铺垫,对比映衬。作者先说读了李翱的《复性书》的看法。《复性书》是李翱的代表性文章,有上中下三篇,内容是以《中庸》为理论根据,提出人有性和情两个方面,认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也”,要求去情复性。作者认为该文写得不好,只是给《中庸》作注释而已,理解能力强的人可以不读它而直接读《中庸》,理解能力弱的人则读它也读不懂,这样的文章可以不写。此纯为“抑”。次说读了李翱的《与韩侍郎荐贤书》的看法。作者认为李翱不得志时愤于当世无肯荐拔自己的人,故说这番话,如果得志就未必如此;但又说信中对韩愈的“好贤”,仅比之于“秦汉问好侠行义之一豪俊”之所为,评论得很恰当。此为“抑”中有“扬”,以“抑”为主。最后才写到读了《幽怀赋》后的赞赏。并为自己和李翱生不同时而嗟叹不已。经过这样的先抑后扬,蓄势衬托,再来表现对李翱的钦佩之情和知己之感,就显得更加深挚浓烈。
第二段用抑彼扬此法。这段开始并不直接承继上文,一下子写明《幽怀赋》的什么内容感动了自己,而是先插入韩愈文章以为对照,似断而实连。韩愈是欧阳修倾心推崇的人物,这里就肯定地说:“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可是对他写的《感二鸟赋》则不以为然。韩愈的这篇赋作于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当时他仕途失意,三次给宰相上书自荐,都未被理睬,后在离长安东归的路上看到“笼白鸟、白鹤鹆”西行进献天子者,就有感而作此赋。赋中说:“感二鸟之无知,方蒙恩而入幸。唯进退之殊异,增余怀之耿耿。”作者认为韩愈的赋只是为自己不得志发牢骚而已,如果他当时能如二鸟之“光荣而饱”,得意作官,就不会写这篇赋了。此处抑韩文的目的是为了扬李赋,所以接着说:“若翱独不然”。笔锋一转,就引出李翱赋中使作者产生共鸣的那几句话:“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予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并肯定李翱为河北藩镇割据的严重局势而引起的忧时之心。欧阳修自己也是个以天下为忧的人,他不满意那种叹老嗟卑,仅仅为个人遭遇发泄不平的诗文,所以把不以个人进退出处为念,唯忧国家治乱安危的李翱引为同调,并结合李翱当时的政治情况,提到系乎有唐一代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赞颂。由于文章采取了这种抑彼扬此、对照烘托的手法,使行文更加曲折,而对李翱的称颂也境界更高,分量更重。
第三段则用以古联今法。此文不是为写读后感而写读后感。作者惜唐是为了悲宋,赞李翱之赋是为了抒自己之情。所以这段一开始就承接前文,由李翱所处的时代联系到北宋当时的现状:“然翱幸不生今时?见今之事,则其忧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忧也!”作者生活的仁宗时期比李翱所处的唐代中叶,内忧外患的严重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可是作者认为当权者中没有人忧虑时局,不仅自己不忧时,还讥笑打击忧念国运、改革弊政的人,“不以为狂人,则以为病痴子”。作者揭露批判此种“光荣而饱”的人物的行为心态,锋芒尖锐而用笔含蓄。最后,作者愤激地说:“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他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千回百折逼出的这两句话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也是题旨所在。全文如此曲折跌宕。层层递进,由彼及此,由古及今,将作者的忧时之心、愤世之意,尽情吐泄,显得情辞悲怆,感慨浓烈。
这篇读后感属议论文字,言辞也很尖锐犀利,鲁迅就说此文末尾“呜呼”云云几句话“悻悻得很”,并把它作为“指斥当路”的“古人并不纯厚”的例子之一加以肯定(《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宋代李涂说:“论及时政,子厚发之以愤激,永叔发之以感叹”(《文章精义》二)。还说欧阳修许多文章,“有‘呜呼’二字,固是世变可叹,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便精神”(同书五一)。这篇文章里就蕴积着他的深沉感叹,作者忧世而不能的愤慨和对守旧的当权派的指斥,表达得柔中见刚,诗意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