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谪岭南道中作》载于《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五。下面是武汉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教授王启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这首诗的首联描写在贬谪途中所见的岭南风光，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第一句写山水，岭南重峦叠嶂，山溪奔腾湍急，形成不少的支流岔道。再加上山路盘旋，行人难辨东西而迷路。这里用一“争”字，不仅使动态景物描绘得更加生动，而且也点出了“路转迷”的原因，好像道路纡曲，使人迷失方向是“岭水”故意“争分”造成的。这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但又是实感，所以诗句倍有情致。第二句紧接上句进一步描写山间景色，桄榔、椰树布满千山万壑，层林叠翠，郁郁葱葱，一派浓郁的南国风光。这一句中用一“暗”字，突出桄榔、椰树等常绿乔木的茂密，遮天蔽日，连溪流都为之阴暗。这一联是从山水林木等方面选择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物来写。
颔联宕开一笔，写在谪贬途中处处提心吊胆的情况：害怕遇到毒雾，碰着蛇草；更担心那能使中毒致死的沙虫，连看见掉落的燕泥也要畏避。这样细致的心理状态的刻画，有力地衬托了岭南地区的荒僻险恶。从艺术表现技巧来看，这种衬托的手法，比连续的铺陈展叙、正面描绘显得更有变化，也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清人沈德潜认为这联“一语双关”，和柳宗元被贬柳州后所作的《岭南江行》一诗中的“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一样，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都有所喻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
颈联转向南方风物的具体描写，在写景中表现出一种十分惊奇的异乡之感。五月间岭南已经在收获稻米，潮汛到来的时候，三更时分鸡就会叫，津吏也就把这消息通知旅行的人，这一切和北方完全不同。这两句为尾联抒发被谪贬瘴疠之地的深切思乡之情作铺垫。
尾联是在作者惊叹岭南环境艰险，物产风俗大异于秦中之后，引起了身居异地的怀乡之情，更加上听到在鲜艳的红槿花枝上越鸟啼叫，进而想到飞鸟都不忘本，依恋故士，何况有情之人。此时自己迁谪远荒，前途茫茫，不知何日能返回故乡，思念家园，情不能已，到了令人肠断的地步。这当中也深深地蕴含着被排挤打击、非罪谪贬的愤懑。最后一句是暗用《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中“越鸟巢南枝”句意，十分贴切而又意味深长。这一联是这首抒情诗的结穴之处，所表达的感情异常深挚。
全诗写景抒情互相交替，显得灵活多变而不呆滞，景中寓情，情中有景，情景交融，是晚唐的抒情名篇。
这是一首七律，律诗的格律已经很严，而次韵诗又多一重限制，不易写好。苏轼诗中的次韵之作竟达三分之一。有人指责他骋才，搞文字游戏。其实，艺术本来就是戴着枷锁跳舞，限制越严，表演越自由，越能赢得观众的喝彩。
苏辙的原唱是：“春去堂堂不复追，空余草木弄晴晖。交游归雁行将尽，踪迹鸣鸠懒不飞。老大未须惊节物，醉狂兼得避危机。东风虽有经旬在，芳意从今日日非。”这当然不失为一首佳作，抒发了伤春之情，寄托了身世之感。但与苏轼和诗相比，却略逊一筹。
原唱的首联是惜春，和诗的首联却语意双关，既可说是惜春，又可说是伤时，感伤整个“青春”的虚度，内涵丰富得多。出句以反问语气开头，着一“可”字，表示“青春”已无可挽回地消逝了，比原唱的陈述句“不复追”，语气强烈得多。杜甫《曲江》诗有“何用浮名绊此身”句，苏轼反用其意，表示“欲将诗句绊余晖。”诗名虽也是浮名，但诗人已把功名事业一类浮名排除在外了，也就是“我除搜句百无功”、“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之意。青年苏轼“奋厉有当世志”，本以“致君尧舜”为目的。但这种雄心壮志早已像春梦一般过去了。他因同王安石的分歧被迫离开朝廷，无法施展抱负，只好以“搜句”来消磨时光。这对他来说是很痛苦的，可见开头两句就感慨万端，有很多潜台词。
颔联“酒阑病客惟思睡，蜜绊黄蜂亦懒飞。”紧承首联，进一步写自己的心灰意懒。前句直赋其心灰意懒之情，以“惟”字加强语气；后句用一“亦”字，以黄蜂之懒比己之懒。
颈联“芍药樱桃俱扫地，鬓丝禅榻两忘机。”是化用杜牧《题禅院》“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句意，出句写景，遥接首句的伤春，“俱扫尽”的“俱”字说明春色已荡然无存；对句抒情，是“酒阑”句的进一步发挥，说自己淡泊宁静，泯除机心，不把老病放在心上。
尾联“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是进一步抒情，作者想要借《法界观》里的“圆融无碍之说”洗刷世间之烦恼。
苏辙原唱颔联是比，颈联是赋，对仗平稳。苏轼和诗中间两联颇富变化，元人方回称其情和景相互交织，虚虚实实，“一轻一重，一来一往”（《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十六）。此诗尾联上句五仄落脚，下句不作拗救，正是“诗律颇宽”的表现。虽然未守诗律，但有“神妙流动”之感。
这首诗表达了作者对于春事的感伤，对于宦海的沉浮，不执着于一时、心灰意懒的感伤。诗写得含蓄有味，别有深情。
碑文高度颂扬了韩愈的道德、文章和政绩，并具体描述了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怀念之情。碑文写得感情澎湃，气势磅礴，被人誉为“宋人集中无此文字，直然凌越四百年，迫文公（按指韩愈）而上之”（《苏长公合作》引钱东湖语）。黄震甚至说：“《韩文公庙碑》，非东坡不能为此，非韩公不足以当此，千古奇观也。”（《三苏文范》引）
起笔两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劈空而来，突兀高亢，豪迈警策，一下子就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作者并没有急于要说出具体是谁能具有如此崇高的威望和如此深远的影响，而是继续泛论这种伟人的作用，能“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接着又举出申侯、吕侯是岳神降生，傅说死后变为列星的古代传说来说明这类伟人降生到这世上来是有目的的，从这世上逝去后也能有所作为。这就为下文论述浩然之气作了充分的铺垫，蓄足了气势。于是，文章顺势引出孟子的名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并说明这种气无所不在，“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接着，连用三组排比句，从所遇对象的反应、此气存在的条件和此气存在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具体予以描述、评论。“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这组排比句是说，突然遇上这种浩然之气，能使人失去其原有的贵、富、智、勇、辩，可见其威力之大。文章又用“是孰使之然哉”这一设问句，引出对此气存在条件的评述：“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实际上是强调此气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正是因为它无条件地存在于宇宙之间，所以它的存在形式也变化不一，并不固定：“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以上三组排比句，如江海横流，浩浩奔涌，襄陵浸天，势不可挡。而为了疏荡其气，使文章形成顿挫，在一组和二组之间，用一设问句“是孰使之然哉”，表示意思的转换；在二组和三组之间，用一因果连词“故”，表示上下层之间的因果关系。三层写完，又用“此理之常，无足怪者”予以归纳小结，使其开合有序，奔放中现出严谨。这一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虽带有相当的夸张和较浓的神秘色彩，但浩然之气并非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确实存在着的，这就是人们平常所说的正义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它的影响极为深远，比如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就将其写入著名的爱国诗篇《正气歌》中，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和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它在今后还将沾溉后人，涵育百代。
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作了充分的描述、评论，韩愈的高大形象已隐隐出现，于是二段顺势转入评述其道德文章。碑文先强调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之后，不仅统一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儒家思想也完全解体。先是道教和佛教盛行，到了晋朝，又出现释、道合一的玄学。因此，从儒家的立场来看，儒道丧失、异端并起的说法并非夸张。再看文风，魏、晋文章已开始骈偶化，到了南期，骈文占了绝对的优势，讲究平仄押韵，堆砌辞藻和典故，内容空虚，陈言泛滥，连反对过于骈偶化的刘勰在写作《文心雕龙》时也依然采用骈文，可见其势力之大，已积重难返。即使进入唐朝，在政治、经济上出现了贞观和开元盛世，并先后出现了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贤相，对于衰弊的文风，也无法改变。直到贞元、元和之际，“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用“谈笑”“麾之”“靡然”等词语来强调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号召力之强、声势之大，是完全符合文学史实际的。接着，碑文连用四个排比分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以此从文、道、忠、勇四个方面来盛赞韩愈的道德文章和为人行事。一个分句一个方面，概括力极强，气势也极其充畅，因此这四个分句也成为整个碑文最警策的名句而流传千古、脍炙人口。而韩愈在文、道、忠、勇这四个方面的表现，正体现了上文所写的浩然正气，所以苏轼强调说：“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这样，将一、二两段完全挽合起来。至此，读者才充分理解，原来碑文首段所放笔泛写的浩然正气，实际上是句句都在描写韩愈。由此可见此文立意的精巧，用心的良苦。
碑文第三段，完全转换角度，另起炉灶，从论“天人之辨”人手。所谓“天人之辨”，就是分清天意和人为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即是：“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人干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但天意是不能容忍的；人可以欺骗王公大人，但天意不能容忍人去欺骗小猪、小鱼，因为《易·中孚》的卦象象征着中心诚信，诚信到能感化小猪、小鱼等微细之物，如能扩大到以之施政，一定能获得吉祥，因为诚信正应合着天刚正的美德；人可以用暴力去夺取天下，却不能用暴力去征服匹夫匹妇之心，因为这也体现了天意。这些说法，在今天看来，有不少唯心的成分在内，但也不是毫无合理的内核。比如将天意理解为公理和法律，还是可以讲得通的。接着，碑文便从天意和人为的角度，连用排比句进行两相比照，指出：“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镩、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在这两相比照中，前项均属天意，后项均属人为。凡属天意者，韩愈都能取得成功；凡属人为者，韩愈全遭失败。所以结论是：“盖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这样论说，不仅能与上文论述浩然之气的话完全吻合，不致矛盾，而且主要是突出和强调韩愈受到贬滴、遭遇诽谤、不能安身于朝廷，全是人为的结果，也即是君昏臣奸的黑暗政治所造成的。因此，碑文这样写，不仅是为了歌颂韩愈的忠诚和正直，也寄寓着对韩愈在政治上屡遭陷害打击的愤懑在内。
碑文第四段，重点描写韩愈在潮州的政绩以及潮州人民对韩愈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兴办教育事业，故“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由于韩愈在潮州期间重视水利、根除民患，故“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对于王涤倡议重建韩愈新庙之举，“民欢趋之”。而当有人以韩愈生前在潮时间很短、对潮并不留恋为由认为在潮修建韩庙并无意义时，苏轼直接出面，以“如水之在地中”来比喻韩愈之神“无所往而不在也”，说明韩愈影响之广大深远，既极生动形象，又极具说服力。
碑文最后，为了进一步抒写作者对于韩愈的高度崇敬之情，又展开浪漫的想象，创作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诗中想象韩愈是天仙下凡，“下与浊世扫秕糠”的；他的诗歌成就极高，可以“追逐李、杜参翱翔”；他忠诚耿直，敢于“作书诋佛讥君王”；他感动上苍，“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因而当他离开天廷以后，天帝十分悲伤，仍然将他召回。诗的最后，写作者献上丰厚的祭品，虔诚地向他祷告，希望他能在人间稍作停留，但他却翩然飞回天宫，于是作者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便涕泪滂沱了。诗中通过这种浪漫的想象，既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韩愈的业绩，天人共鉴，韩愈的精神，感天动地，从而表现一位古文运动完成者对于古文运动开拓者的十分虔敬的心情，又紧密呼应碑文首段对于浩然正气的描述、评论，文心之深细严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综上所述，这篇碑文将议论、描述、引征、对话、诗歌等熔铸于一炉，高论卓识，雄健奔放，骈散兼施，文情并茂。正如王世贞所说：“此碑自始至末，无一懈怠，佳言格论，层见迭出，如太牢之悦口，夜明之夺目，苏文古今所推，此尤其最得意者。”（《御选唐宋文醇》引）而宋代著名诗文评论家洪迈，则将它与唐代许多著名作家所撰写的韩愈碑、传、墓志等文章相比，指出它完全超越了前人：“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颂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容斋随笔》卷八）
此词通过对金陵（今江苏南京）景物的赞美和历史兴亡的感喟，寄托了作者对当时朝政的担忧和对国家政治大事的关心。上阕写登临金陵故都之所见。“澄江”“翠峰”“归帆”“斜阳”“酒旗”“西风”“云淡”“鹭起”，依次勾勒水、陆、空的雄浑场面，境界苍凉。下阕写在金陵之所想。“念”字作转折，今昔对比，时空交错，虚实相生，对历史和现实，表达出深沉的抑郁和沉重的叹息。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把壮丽的景色和历史内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堪称名篇。
词以“登临送目”四字领起，为词拓出一个高远的视野。“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点明了地点和季节，因为是六朝故都，乃称“故国”，“晚秋”与下句“初肃”相对，瑟瑟秋风，万物凋零，呈现出一种“悲秋”的氛围。此时此景，登斯楼也，则情以物迁，辞必情发，这就为下片的怀古所描述的遥远的时间作铺垫。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千里”二字，上承首句“登临送目”——登高远望即可纵目千里；下启“澄江似练，翠峰如簇”的大全景扫描，景象开阔高远。“澄江似练”，脱化于谢朓诗句“澄江静如练”，在此与“翠峰如簇”相对，不仅在语词上对仗严谨、工整，构图上还以曲线绵延（“澄江似练”）与散点铺展（“翠峰如簇”）相映成趣。既有平面的铺展，又有立体的呈现，一幅金陵锦绣江山图展现眼前。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是在大背景之下对景物的具体描写，“残阳”“西风”，点出时下是黄昏时节，具有典型的秋日景物特点。“酒旗”“归帆”是暗写在秋日黄昏里来来往往的行旅，人事匆匆，由纯自然的活动景物写到人的活动，画面顿时生动起来。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是大手笔中的点睛之处。“彩舟”“星河”，色彩对比鲜明；“云淡”“鹭起”，动静相生。远在天际的船罩上一层薄雾，水上的白鹭纷纷从银河上惊起，不仅把整幅金陵秋景图展现得活灵活现，而且进一步开拓观察的视野——在广漠的空间上，随着征帆渐渐远去，水天已融为一体，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如此雄壮宽广的气度，如此开阔旷远的视野与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比较，两者展现的气度与视野不相上下，一为千古传诵的骈文警句，一为前所未有的词中创境，可谓异曲同工。正如林逋《宿洞霄宫》“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所言，眼前所见，美不胜收，难以尽述，因此总赞一句“画图难足”，结束上阕。
下阕怀古抒情。“念往昔”一句，由登临所见自然过渡到登临所想。“繁华竞逐”涵盖千古兴亡的故事，揭露了金陵繁华表面掩盖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紧接着一声叹息，“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此语出自杜牧的《台城曲》“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诗句，化用其意，以典型化手法，再现当时隋兵已临城下，陈后主居然对国事置若罔闻，在危难之际还在和妃子们寻欢作乐的可悲。这是亡国悲剧艺术缩影，嘲讽中深含叹惋。“悲恨相续”，是指其后的统治阶级不以此为鉴，挥霍无度，沉溺酒色，江南各朝，覆亡相继：遗恨之余，嗟叹不已。
“千古凭高”二句，是直接抒情，凭吊古迹，追述往事，抒对前代吊古、怀古不满之情。“六朝旧事”二句，化用窦巩《南游感兴》“伤心欲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眷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之意，借“寒烟、衰草”寄惆怅心情。去的毕竟去了，六朝旧事随着流水一样消逝，如今除了眼前的一些衰飒的自然景象，更不能再见到什么。
更可悲的是“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融化了杜牧的《泊秦淮》中“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诗意。《隋书·五行志》说：“祯明初，后主创新歌，词甚哀怨，令后宫美人习而歌之。其辞曰：‘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时人以为歌谶，此其不久兆也。”后来《玉树后庭花》就作为亡国之音。此句抒发了诗人深沉的感慨：不是商女忘记了亡国之恨，是统治者的醉生梦死，才使亡国的靡靡之音充斥在金陵的市井之上。
同时，这首词在艺术上也有成就，它体现了作者“一洗五代旧习”的文学主张。词本倚声，但王安石说：“古之歌者，皆先为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赵令畤《侯鲭录》卷七引）显然是不满意只把词当作一种倚声之作。这在当时是异端之论，但今天看来却不失其锐敏和先知先觉之处。北宋当时的词坛虽然已有晏殊、柳永这样一批有名词人，但都没有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词风柔弱无力。他曾在读晏殊小词后，感叹说：“宰相为此可乎?”（魏泰《东轩笔录》引）。所以他自己作词，便力戒此弊，“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卷四），指出向上一路，为苏轼等士大夫之词的全面登台，铺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这首词写景奇伟壮丽，气象开阔绵邈，充分显示出作者立足之高、胸襟之广。开头三句是泛写，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时令、地点、天气，并把全词置于一个凭栏远眺的角度，一片秋色肃杀的气氛之中，气势已是不凡。以下“千里澄江似练”写水，“翠峰如簇”写山，从总体上写金陵的山川形势，更给全词描绘出一个广阔的背景。“征帆”二句是在此背景之下对景物的具体描写。在滔滔千里的江面之上，无数征帆于落日余晖中匆匆驶去。这景色，与“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秦观《满庭芳》）相比，虽辽阔者同，然而，前者壮丽，后者凄清，风格迥异。而长江两岸众多参差的酒旗背着西风飘荡，与杜牧的“水村山郭酒旗风”相比，浓烈与俊爽之差别则显而易见。至于“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如同电影镜头的进一步推开，随着征帆渐渐远去，词人的视野也随之扩大，竟至把水天上下融为一体，在一个更加广漠的空间写出长江的万千仪态。远去的征帆像是漂漾在淡淡的白云里，飞舞的白鹭如同从银河上惊起。此词景物有实有虚，色彩有浓有淡，远近交错，虚实结合，浓淡相宜，构成一幅巧夺天工的金陵风景图。其旷远、清新的境界，雄健、壮阔的风格，是那些“小园香径”“残月落花”之作所无可比拟的。
其次，立意新颖，高瞻远瞩，表现出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的真知灼见。《桂枝香》下片所发的议论，绝不是慨叹个人的悲欢离合、闲愁哀怨，而是反映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关注和焦急心情。前三句“念往昔豪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所念者，是揭露以金陵建都的六朝统治者，利用江南秀丽山川，豪华竞逐，荒淫误国；所叹者，是鄙夷他们到头来演出了一幕又一幕“门外楼头”式的悲剧，实在是既可悲又可恨。“千古凭高”二句则是批判千古以来文人骚客面对金陵山川只知慨叹朝代的兴亡，未能跳出荣辱的小圈子，站不到应有的高度，也就很难从六朝的相继覆灭中引出历史的教训。而如今，六朝旧事随着流水逝去了，眼前只剩下几缕寒烟笼罩着的毫无生机的衰草。这“寒烟衰草凝绿”显然流露出作者对北宋王朝不能励精图治的不满情绪。全词重点在结句：“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此意唐人杜牧也写过。然而，作者不似杜牧那样去责怪商女无知，而是指桑骂槐，意在言外：歌妓们至今还唱着亡国之音，正是因为当权者沉湎酒色，醉生梦死。然而，“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如再不改弦易辙，采取富国强兵的措施，必然如六朝一样悲恨相续。此结句无异于对北宋当局的警告。有人说，张昪的《离亭燕》是王安石《桂枝香》所本。如果从语言、句法来看，王词确受张词影响不小。然而，张昪对六朝的兴亡只是一种消极的伤感：“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怅望倚层楼，寒日无言西下。”两词的思想境界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层次井然，极类散文的写法。上片首句“登临送目”四字笼罩全篇，一篇从此生发。次句“故国”二字点明金陵，为下片怀古议论埋下伏笔。以下写景先从总体写起，接着是近景，远景，最后以“画图难足”收住。既总结了以上写景，又很自然地转入下片议论。安排十分妥贴、自然。下片拓开一层大发议论：金陵如此壮丽，然而它正是六朝相继灭亡的历史见证。“念往昔”三句表明了对六朝兴亡的态度，“千古凭高”二句写出了对历来凭吊金陵之作的看法。以下即转入现实，结句又回到今天。首尾圆合，结构谨严，逐层展开，丝丝入扣。词有以景结，如晏殊的《踏莎行》：“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写的是莫名其妙的春愁；有以情结，如柳永的《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表现的是专一诚挚的爱情。而《桂枝香》却以议论作结，其中寄托着作者对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桂枝香》在章法结构方面的这些特色，反映了词的发展在进入慢词之后，以散文入词出现的特点。
第四，用典贴切自然。“千里澄江似练”乃化用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星河鹭起”用的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诗意。“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用的是隋灭陈的典故：当隋朝大将韩擒虎兵临城下时，全无心肝的陈后主还正在和宠妃张丽华歌舞作乐。杜牧《台城曲》曾咏此事。而王安石巧妙地只借用“门外楼头”四个字，“门外”言大军压境，“楼头”说荒淫无耻，就极其精炼而又形象地表现了六朝的覆灭。“悲恨相续”四个字则给南朝的历史作了总结。结句化用杜牧《泊秦淮》诗句，但赋予了它更为深刻、精辟的思想内容。短短的一首词而四用典，在王安石之前实不多见。
上片，以“酒”为媒体，写苏轼对潘大临的嘱咐与期望。“别酒劝君君一醉”，写饯行。“别酒”，象征深情厚谊。“劝君”，情谊非同寻常。一杯，君醉了。再一杯，自己也醉了。醉后吐真言：“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第二、三句选择人生两大事进行议论：一是“学而优则仕”。二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文人过考，面临两大话题。每每提及，倍觉亲切自然。“清润”二字，饱含着苏轼对潘大临青春美的赞赏之情。“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以史实为教训，苏轼叮嘱潘大临要记取：仕庆得到的赏钱与此而幸遇的美女是珍贵的，千万不要轻易丧失于东邻的好色之徒手中。可谓语重心长，语短情长。
下片，以梦幻、假想之笔，写苏轼以自己还未赴试人仕的美妙人生构想来激奋潘大临的功名心。“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以假想之笔，写了以往应试入仕之人的的美好回忆。“长安”京都，政治中心，处处都有“佳丽地”。多少“三十年前”的妙龄仕途男子，出入于繁华的“佳丽地”，常常发出幽悱的咏叹：“我是风流帅”。一个“风流帅”，一语双关，说政治上出人头地。神情上英姿潇洒。苏轼赴试将近20岁，即将赴京参试的正茂风华，预想成为“风流帅”人物的一天定会到来。最后两句，满怀深情地对潘郎说：“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馀名字”。想当年，我未亲自出入“佳丽地”。但而今，我就要“功成名遂早还乡”，已不可能寻觅青楼旧事，更不可能在青楼墙上留名，而只能“记取”了。言下之意，你该有信心去实现试后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的人生两大美愿。
该词，写送潘大临赴省过考。以“蝶恋花”这一带有象征性意义的词牌，以“青楼”、“佳丽”这一带有显示性意义的题材，来嘱托、期望潘大临赴省参试获得成功。词中反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封建仕宦意识和性爱观念。这是苏轼思想上的一种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