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开头四句言诗人睹物思人，次六句追忆与亡友生前的情谊，以下几句叙述亡友生平之事。这首诗通过对亡友梁九少府一生落拓不遇、不幸早夭的叙述，和对彼此生前深厚交谊的回忆，表达了诗人对亡友极为沉痛哀悼的感情。这篇哭亡友之作，在往事的叙述中间有悲伤的叹息，悲肠九转，一唱三叹，写得沉痛深挚，语言虽然质朴浅显，然内涵醇厚。
开篇四句，以睹物思人写起。“开箧”见书，说明二人交情深厚。而见“书”思人，愈增哀痛，因此感情无法控制而猛烈迸发出来，不禁悲泪滂沱，湿透胸臆。既紧切题目的“哭”字，又渲染出一种极为悲哀的气氛笼罩全诗，确立了一个“悲”的感情基调。“夜台”即坟墓。“子云居”指扬雄的故居。据《汉书·扬雄传》：“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因氏焉。”扬在河、汾之间，汉为河东郡扬县（今山西洪洞县东南）。这里一语双关，既点出梁九的墓地在扬雄的祖籍晋地，又暗示出亡友生前门庭萧条，生活清苦，有如扬雄。这两句不写诗人感到挚友亡殁而寂寞，生死茫茫而怅惘，却想象坟墓中亡友的“寂寞，”更显出感情的深婉动人。
紧接着六句，以“畴昔”二字引出对生前交游的追忆：追忆当年，贪自然之“灵奇”，共“登临”而赋诗；游“南浦”而同舟，泛“西江”而玩月”（南浦、西江均在今武昌一带）；虽勤苦（“契阔”即勤苦）多远别，但情深而缠绵（“绸缪”即缠绵）。两联细描高度概括了他们二人相处的欢乐，交情的亲密，乃至生死不渝。这既是对前面“泪沾臆”的补充说明，又反衬出痛失故友的巨大悲伤。
“九原”（即九泉）以下四句，先以“即何处”领起：意思是：亡友不知在何处？人间“万事”都是如此渺茫难求，只有“晋山”（指太行山）高耸入云，而梁九少府却深居于九泉！以自然的永恒，反衬出人生的无常，流露出对梁九少府一生不幸遭遇的同情和人世不平的愤怨。
“常时禄且薄”以下，主要通过叙述梁九少府的生平，委婉揭示出当时社会对贤士的排斥和压抑，将哀伤之情抒发得更为深婉诚挚。生前“禄薄”，死后更为“贫困”；妻子远离他乡，又无弟兄扶持。描述梁九生前死后家计的贫寒孤寂，其惨痛之状犹如雪上加霜。最后六句，再写他生前仕途的坎坷：曾“十上”奏疏，“苦辛”国事，但不为所纳。长期身居微官，沉沦下僚，令人悲愤不平。“青云”（喻高官显位）虽有可致之期，但不幸却如“白日”西沉，早离人世。如今虽有清名“空留”人世，为“远近”所晓，但大志未展，功业未成，实是徒有虚名，于“实”无补。沉痛之情，溢于言表。
此诗感情极为深婉绵长，个中原因固然应归于梁九少府的一生确系“命途多舛”，催人泪下，更为重要的是，写梁九的一生所历，实际也是诗人遭际的写照。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但蹉跎半生，到处碰壁，甚至“求丐取给”（《旧唐书·高适传》）。因此在“哭”亡友的同时，不由得联想到自身的困顿，自然有切肤之痛，故感情格外酸楚动人。通篇以痛哭为诗，首先从睹物思人写起，“哭”字领起全篇。然后追叙生前相处的欢乐，接着“九原”以下四句议论，对梁九的不幸深为同情，对社会的不平，悲愤难禁。然后再叙写他生前死后家计的贫苦冷寂，一生仕途的坎坷不平和英年早逝，寄寓了深深的慨叹和惋惜。最后两句再转入议论，以实绩与“空”名对比，将哀伤之情抒写得更为深沉绵长。
此诗载于《全唐诗》第三百七十五卷。陕西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霍松林教授认为欣赏这首诗，必须紧扣诗题“游终南山”，切莫忘记那个“游”字。
韩愈在《荐士》诗里说孟郊的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硬语”的“硬”，指字句的坚挺有力。这首《游终南山》，在体现这一特点方面很有代表性。
就实际情况说，终南尽管高大，但远远没有塞满天地。“南山塞天地”，的确是硬语盘空，险语惊人。这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身在深山，仰望，则山与天连；环顾，则视线为千岩万壑所遮，压根儿看不见山外还有什么空间。用“南山塞天地”概括这种独特的感受，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非常“妥帖”。
日和月，当然不是“石上生”的，更不是同时从“石上生”的。“日月石上生”一句，的确“硬”得出奇，“险”得惊人。然而这也是作者写他“游”终南山的感受。日月并提，不是说日月并“生”；而是说作者来到终南，既见日升，又见月出，已经度过了几个昼夜。终南之大，作者游兴之浓，也于此曲曲传出。身在终南深处，朝望日，夕望月，都从南山高处初露半轮，然后冉冉升起，这就像从石上“生”出来一样。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杜甫的“四更山吐月”，都与此同一机杼。孤立地看，“日月石上生”似乎“夸过其理”（《文心雕龙·夸饰》），但和作者“游”终南山的具体情景、具体感受联系起来，就觉得它虽“险”而不“怪”，虽“夸”而非“诞”。当然，“险”“硬”的风格，使它不可能有“四更山吐月”“海上生明月”那样的情韵。
“高峰夜留景，深谷昼未明”两句的风格仍然是“奇险”。在同一地方，“夜”与“景” （日光）互不相容；作者硬把它们安排在一起，突出一个“奇”字。但细玩诗意，“高峰夜留景”，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被夜幕笼罩之后，终南的高峰还留有落日的余辉。极言其高，又没有违背真实。从《诗经·大雅·崧高》“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插遥天”、“出云表”之类的说法来表现山峰之高耸。孟郊却避熟就生，抓取富有特征性的景物加以夸张，就在“言峻则崧高极天”之外另辟蹊径，显得很新颖。在同一地方，“昼”与“未明”（夜）无法并存，作者硬把二者统一起来，自然给人以“险”的感觉。但玩其本意，“深谷昼未明”，不过是说在其他地方已经洒满阳光之时，终南的深谷里依然一片幽暗。极言其深，很富有真实感。“险”的风格，还从上下两句的夸张对比中表现出来。同一终南山，其高峰高到“夜留景”，其深谷深到“昼未明”。一高一深，悬殊若此，似乎“夸过其理”。然而这不过是借一高一深表现千岩万壑的千形万态，于以见终南山高深广远，无所不包。究其实，略同于王维的“阴晴众壑殊”，只是风格各异而已。
“长风驱松柏”，“驱”字下得“险”。然而山高则风长，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向一边倾斜，这只有那个“驱” 字才能表现得形神毕肖。“声”既无形又无色，当然不能看见它在“拂”。“声拂万壑清”，“拂”字下得“险”。然而那“声”来自“长风驱松柏”，长风过处，千柏万松，枝枝叶叶都在飘拂，也都在发声。说“声拂万壑清”，就把万顷松涛的视觉形象和万壑清风的听觉形象统一起来了。
这六句诗插在这中间的两句，以抒情为主。“山中人自正”里的“中”是“正”的同义语。山“中”而不偏，山中人“正”而不邪；因山及人，抒发了赞颂之情。“路险心亦平”中的“险”是“平”的反义词。山中人既然正而不邪，那么，山路再“险”，心还是“平” 的。以“路险”作反衬，突出地歌颂了山中人的心地平坦。
硬语盘空，险语惊人，也还有言外之意耐人寻味。赞美终南的万壑清风，就意味着厌恶长安的十丈红尘；赞美山中的人正心平，就意味着厌恶山外的人邪心险。以“即此悔读书，朝朝近浮名”收束全诗，这种言外之意就表现得相当明显了。
这首诗描写的是除夕时诗人在长安客舍与众人赌博的场景，表现了诗人年轻时的豪放气概。 全诗描写生动，语言豪壮，洋溢着粗犷豪迈的浪漫气息。
第一联是开篇语。除夕之夜，想找乐子。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不能辜负这美好的夜晚。要是不怕亵读“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
第二联切入正题。守岁无事可做，参与赌博。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大赌而特赌。根据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杜甫他们玩的是一种叫“樗蒲”的赌博。
第三联描写赌场情景。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或许是聚赌的人中最来劲儿的一个。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杜甫掷不成枭卢，最后一局他大概是赌输了。
第四联自解赌博行为。杜甫赌输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了一通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即失意的英雄也会找乐子遣兴。第五联结尾。作者借前人进一步自我开脱：“《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樗蒱（即樗蒲）一掷百万’吗？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杜甫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
诗题“跋”字表示诗人对苏轼的尊敬。首二句“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分量极重，也切合事实。“时宰”章悖贬东坡于惠州，自以为东坡在那里既无自由，又不服水土，必死无疑。孰料东坡泰然处之。诗人平淡中概括了苏轼先贬惠州，再贬儋州，已至天涯海角之绝地的经历。“时宰欲杀之”五字，有回拦横截之力，写出诗人对执政者妒能嫉贤、残酷打击的无比愤慨。尤其用一“欲”字点出其用心之狠，而为苏轼抱无尽之同情。状况如此沦落，诗人再用“饱吃饭”与“细和诗”两个生活细节，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轼超迈洒脱的精神境界。前两句用力之重，恰恰成为后二句的铺垫，造出跌宕悬殊的强烈效果。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急转，在“时宰欲杀之”的情况下既不乞怜，也不忧伤，而是“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这是对“时宰”迫害的极大蔑视，也是胸襟开朗、人品卓绝的具体表现。苏轼之所以如此喜爱陶诗，自然不仅由于艺术上的向往，更主要的还在于心灵上的契合。第四句入题。一般的诗人至此，就容易针对《和陶》的内容褒赞开来，而诗人点到即收，忽然跳出，借陶渊明人品赞苏轼，大开大合。
“彭泽吃载人，东坡百世士”说得非常郑重恳切。从开始的“子瞻”到“东坡”，“渊明”到“彭泽”，从称呼上加以变化。陶渊明见机而作，彭泽令只做一百多天就去官归隐，前人多视他为处士。而苏轼却一生都在宦海浮沉。拿陶渊明喻苏轼，从形迹看，两人截然不司，而他们不以贫富得失萦怀，任真率性而行，则是共同的。所以“出处虽不同”又一反，着一“虽”字以为转折，“风味乃相似”以“乃”字一合作结。“风味”二字含蓄不尽，由读者自去领会。
苏轼针对陶渊明写的和诗有一百零九首，风格内容多种多样。诗人却紧紧抓住“风味乃相似”这个特点，专写苏轼胸怀。言为心声，其人如此，与陶渊明相似。这是诗人以简驭繁，遗貌取神，探骊得珠之处。而八句之中上下联系数百年，至少有四次转折，这是诗人古体诗短篇的刻意求精之作。诗人崇尚“平淡而山高水深”的风格，这首诗就具有这样的特点。
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