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远也是由宋入元时人。王沂孙曾有同调同题的词,影射杨琏真伽盗窃南宋帝后陵寝的暴行。仇远这首词和其风格极为相近,也是借咏蝉寄寓了深沉的家国之思,身世之痛。
“夕阳门巷荒城曲”:返照夕阳,萧条门巷,地僻城荒,渲染了悲凉气氛。接着把笔触转向吟咏的主体秋蝉。“清音早鸣秋树”:蝉鸣声凄清幽怨,从树上传出,使人秋意顿生。“早鸣”二字意谓有倾诉不尽的愁苦。薄剪绡衣改用拟人手法摹绘其身姿:清秋时节,露冷风寒,可是她仍然穿着极薄的“绡衣”。呆立枝头,独自忍受着寒冷和空寂的煎熬。“凉生鬓影”是示现通体皆寒的形象。时令的转换和环境的变迁使其痛苦异常。这里把秋蝉喻薄命美人,以抒发自己身世没落的悲哀。“独饮天边风露”写蝉境况之窘迫。“凉生鬓影”形容枯槁还要去饮风啜露,有谁能堪?处境如此,谁为之奈何!天高渺清远,蝉孤独窘迫,词人把二者映照开来,构成一种较为独特的意境。或可表示词人希冀摆脱自己欲念的一种自我表白吧。
接着“朝朝暮暮”延伸了时间,“蓦然飞过别枝去”拓展了空间。不论何时何地,哀痛于心的蝉,不停地将心中的哀伤倾诉。悲鸣不能自已,痛苦又何堪。但只要“尚有残声”,她就不会噤而不发。威势逼人的风刀霜剑,怎能使她慑服。这段文字缓急相间,起落有致。音韵巧妙,声音变化,而又部分重沓,表达出缠绵悱恻、悠悠不尽的情思。
上片在写蝉时,先写在特定时空中蝉的凄苦忧愁,后来拓展时空范围,大大地加强了写蝉的广度和深度。
“齐宫往事谩省”,引出兴亡之感来。齐女化蝉,古老的故事仍不时地在人们的脑子里闪现,常以它为话题,谈个不休。可是此时连齐女的化身——蝉也已悄然离去,雨后空山,烟月古柳,又何处可觅踪。清脆的鸣声、终归是梦幻而已。这是因宋陵被侵,引发词人怀旧的情怀。“齐女”已消失,宋陵被毁坏了,故国已不堪回首,痛彻肺肝也。“拂冰笺”、“拈琴谱”了。“冰笺”和“琴谱”总会令人睹物思故的。“满地霜红”道出:深秋时节霜风凄紧,惨红的叶子飘浮于地,倩影杳然,令人思念不已。只好寻觅秋蝉亡去前脱下的外壳,以寄托自己深长的情思。
这是一首借蝉咏情之词。故国之思,身世之痛和对当朝统治不满。都借本来不相及的蝉而咏出来。融化“齐女化蝉”的古老传说,巧连“蝉”“人”。使词人一肚子难于诉说的对处境的不满托蝉而一股脑地倾吐出来,可谓意味极为深永。
青枥林深亦有人,一渠流水数家分。”起笔展示山间佳境──有景,有人,有村落。“亦”、“分”二字下得活脱。“亦”字表明此处枥木虽已蔚成深林,但并非杳无人烟,而是“亦有人”。有人必有村,可诗人并不正面说“亦有村”,却说一条溪水被几户人家分享着,这就显得出语不凡。这里一片枥林,一条溪水,几户人家,一幅恬美的山村图都从十四字绘出。次联写景更细。诗人用“点染法”,选取“山当日午”、“草带泥痕”两种寻常事物,写出极不寻常的诗境来。乍看“山当日午”,似乎平淡无奇,可一经“回峰影”渲染,那一渠流水,奇峰倒影,婆娑荡漾的美姿,立刻呈现目前。同样,“草带泥痕”,也是平常得很,可一经“过鹿群”渲染,那群鹿竞奔、蹄落草掩的喜人景象,立刻如映眼帘。“点染”本为中国画的技法,一点一染,淡浓、远近、深浅不同,景象更活现纸上。诗中“点染法”的妙用,效果亦然。它在平凡中见奇特,奇特又出于平凡,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如果单说“山当日午”、“草带泥痕”就索然无味,即使单说“回峰影”、“过鹿群”也平淡少兴。只有前用四字先“点”,而后用三字加“染”,于是这一联的两幅画面顿时为读者展示出富有动态的美的境界。
在第三联里,诗人准确地捕捉暮春山村最具特色的物事──烘茶与抽茧来开拓诗的意境。巧妙的是,诗人并未直说山村农民如何忙碌于捡茶、分茶、炒茶和煮茧、退蛹、抽丝,而只是说从茅舍升出袅袅炊烟中闻到了蒸茗的香味;隔着竹篱听到了缲丝声音,从而使读者自己去领略农事丰收的盛景。这里,诗人创造的意境因借助于通感作用,产生了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氛围。
按照诗意发展,尾联似应写诗人走进山村了。但是不然,“行逢卖药归来客,不惜相随入岛云。”当诗人走着走着,邂逅卖药材回来的老者,便随同这位年老的药农一道进入那烟霭茫茫的深山岛云中去。这一收笔,意味深长,是诗旨所在。“不惜”二字隐隐透露了诗人不投身热气腾腾的制茶抽丝的山村,而遁迹空寂的云山的苦衷。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献赋才何拙,经时不耻归”(《归家山行》),这里说的“不耻归”,同样表现了诗人不惜谢绝仕途而甘隐山林的心情。“不惜相随入岛云”,作为末句似收而未收,余韵绕梁。
这首诗的特点是构思奇巧,移步换形,环绕山中之行,层次分明地写出作者在村里村外的见闻。写景,景物明丽;抒情,情味隽永;造境,境界深邃,委实是一首佳作。
这首词是作者被囚于宋国时所作,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后的一个插曲,由于当时已经归降宋朝,这里所表现的是他离乡去国的锥心怆痛,这首词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绮丽腻滑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初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
“无言独上西楼”将人物引入画面。“无言”二字活画出词人的愁苦神态,“独上”二字勾勒出作者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与动作的描写,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隐寓的很多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
“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寥寥12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词人登楼所见之景。仰视天空,缺月如钩。“如钩”不仅写出月形,表明时令,而且意味深长:那如钩的残月经历了无数次的阴晴圆缺,见证了人世间无数的悲欢离合,如今又勾起了词人的离愁别恨。俯视庭院,茂密的梧桐叶已被无情的秋风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几片残叶在秋风中瑟缩,词人不禁“寂寞”情生。然而,“寂寞”的不只是梧桐,即使是凄惨秋色,也要被“锁”于这高墙深院之中。而“锁”住的也不只是这满院秋色,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都被这高墙深院禁锢起来,此景此情,用一个愁字是说不完的。
缺月、梧桐、深院、清秋,这一切无不渲染出一种凄凉的境界,反映出词人内心的孤寂之情,同时也为下片的抒情做好铺垫。作为一个亡国之君,一个苟延残喘的囚徒,他在下片中用极其婉转而又无奈的笔调,表达了心中复杂而又不可言喻的愁苦与悲伤。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用丝喻愁,新颖而别致。前人以“丝”谐音“思”,用来比喻思念,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句。李煜用“丝”来比喻“离愁”,别有一番新意。然而丝长可以剪断,丝乱可以整理,而那千丝万缕的“离愁”却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心中所涌动的离愁别绪,是追忆“红日已高三丈后,金炉次第添金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的荣华富贵,是思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的故国家园,是悔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破阵子》)的帝王江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李煜已是亡国奴、阶下囚,荣华富贵已成过眼烟云,故国家园亦是不堪回首,帝王江山毁于一旦。阅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这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作者尝尽了愁的滋味,而这滋味,是难以言喻、难以说完的。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紧承上句写出了李煜对愁的体验与感受。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别是”二字极佳,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如今成了阶下囚徒,备受屈辱,遍历愁苦,心头淤积的是思、是苦、是悔、还是恨……词人自己也难以说清,常人更是体会不到。若是常人,倒可以嚎啕倾诉,而李煜不能。他是亡国之君,即使有满腹愁苦,也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眼望残月如钩、梧桐清秋,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
沈际飞在《草堂诗余续集》中评价说:“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句妙。”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说:“此词写别愁,凄惋已极。‘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叙事直起,画出后主愁容。其下两句,画出后主所处之愁境。举头见新月如钩,低头见桐阴深锁俯仰之间,万感萦怀矣。此片写景亦妙,惟其桐阴深黑,新月乃愈显明媚也。下片,因景抒情。换头三句,深刻无匹,使有千丝万缕之离愁,亦未必不可剪,不可理,此言‘剪不断,理还乱’,则离愁之纷繁可知。所谓‘别是一般滋味’,是无人尝过之滋味,唯有自家领略也。后主以南朝天子,而为北地幽囚;其所受之痛苦,所尝之滋味,自与常人不同,心头所交集者,不知是悔是恨,欲说则无从说起,且亦无人可说,故但云‘别是一般滋味’。”
李煜的这首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上片选取典型的景物为感情的抒发渲染铺垫,下片借用形象的比喻委婉含蓄地抒发真挚的感情。此外,运用声韵变化,做到声情合一。下片押两个仄声韵(“断”、“乱”),插在平韵中间,加强了顿挫的语气,似断似续;同时在三个短句之后接以九言长句,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美,也恰当地表现了词人悲痛沉郁的感情。
这首诗是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全诗围绕“叹”字着笔。“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两句写寻春之人的怅惘,是主人公的自叹自解,抒写自己寻春赏花去迟了,以至于春尽花谢,错失了美好的时机。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在这封信中作者根据切身体会,畅谈了自己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看法。由于曹植本人是文学大家,深知文学创作的甘苦,因此他认为批评家既要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又得有创作实践的体验。书信最后谈到他自己的文章,称视辞赋为“小道”,这是因为曹植在政治上很有抱负,希望“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不甘心为文人。曹植本人的诗文做得很好,称“小道”,亦自谦之辞,并非真的看不起文学。全文辞意恳切,娓娓道来,一如与好友促膝谈心,给人以亲切感。
文章意在嘱托杨修对作者所作辞赋刊削点定,同时纵论当代才人优劣,抒发本身怀抱所系,意到笔随,情文并茂,是魏晋时代有特色的一篇论文。这封信评论时人创作的得失,先从文坛盛况说起。作者以神采飞扬的笔触、错综排比的句式,大致勾勒了当时邺下文苑的繁兴局面,历数“独步汉南”“鹰扬河朔”“擅名青土”“振藻海隅”“发迹此魏”“高视上京”的王、陈、徐、刘、应、杨等建安诸杰,描写他们以“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的极度自信,齐驱并驾,在曹操网罗文士、广开材路的政策感召之下,群聚魏都,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的繁荣景况。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指出此数子尚未达到“飞轩绝迹,一举千里”的顶峰,各自都还存在局限与弱点。这就开始突出了此文的一个基本观点:著述不能无病,作家应当精益求精,不惮修改。信中先以陈琳为例,说明他在辞赋创作方面本不熟谙精通,而他却过高地自我估价,乃至将别人的讥嘲也当作了赞美。作家未必是全才,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本不足怪(曹丕《典论·论文》:“文非一体,鲜能备善”),问题在于是否有自知之明,是否真正欢迎别人的批评意见。曹植又举了两个例子,一是自己“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的习惯,一是丁廙作小文请求自己润饰的事例。世人著述不能无病,需要批评改定,曹植不仅阐述这一颠扑不破的道理,而且付诸身体力行,嘱请杨修刊定自己的辞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建安文坛不自满、不妄赞,重视修改意见的严肃创作态度与良好批评风气,在曹植此信与曹丕《典论·论文》中均可窥见一斑。
紧接着对作家提出的要求之后,作者又从批评家的角度来提问题,指出高度的艺术才能与素养是批评者必具的条件。“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依同理推断:有屈宋之才,乃可以衡其文笔。这一要求对批评者说来该是不切实际的。文学史上,长于议论而短于创作者大有人在。例如钟嵘《诗品》下评陆厥,曾谓其“自制未优,非言之失也”,即可以说明理论批评与艺术创作在文人一身得失不齐。准此而言,曹植对批评家似求之过苛。但是也应注意,曹植提出创作的行家才有资格议论创作这一观点,是针对刘季绪之流才庸行妄、随意诋诃他人的情况而发,是有的放矢的。另外,曹植还指出:人各有好尚,每相异殊途,海畔有逐臭之夫,墨翟有非乐之论,因此批评者在评论文章时,不可以一己的偏好,强求别人认同迁就。
信的最后,作者叙说送去辞作请求审阅的意图,同时申明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事业追求。这一段文字的表述,用意曲折,语气亦自偏激。表面上看,曹植对辞赋创作贬得很低,视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的“小道”,与建安时兴起的“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新观念完全矛盾。然而应当看到,曹植是将辞赋、翰墨之事与他视为更重要的事业相提并论、权衡轻重的:首先追求功名勋业的建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是他毕生以求、最具吸引力的事业;其次,是采实录,辩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完成政治学术思想的著述;再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仕而优则赋,余事作辞人。这也恰是他少小以来乐此而不疲的爱好,绝不可能放弃。信中说“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明明是将辞赋之作置于“未易轻弃”的“匹夫之思”之列的。鲁迅曾指出,曹植说文章小道大概是违心之论。因为人总是不满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曹植的文章已经做得够好,便敢说文章是小道;他活动的目标又是在政治方面,政治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无用。这对曹植的心态不失为一种中肯的分析。总之,览文如诡,寻理即畅,后世的读者应当揣摩体察,理解作者的真正命意所在。
此信为送上辞赋的附言,本可以寥寥数语即交代清楚请托之事;但由于对方是秉意相投的知友,又是才博思颖、“高视上京”的文家,所以信中即兴挥翰,论文言志,洋洋洒洒地说了开去。纵论时人得失,略无拘忌;抒写衷心抱负,和盘托出。自许甚高而又虚怀请益,真实的心态自然呈露于纸上。议论虽间有过激处,致贻“辩而无当”(《文心雕龙·序志》)之讥;而通篇读来,“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条畅以任气,通脱以述怀,舒布其言,达而后已。作为心声的献酬,依然是达到了《文心雕龙·书记》对书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