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通过对瓦匠辛勤劳作的描写，写出瓦匠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表现出对勤劳美德的赞美，还蕴含有富贵如云，不如手艺在身稳当，世事沧桑，富贵荣华不足羡之意。全曲纯用口语，显得亲切自然，看似浅显而实富内蕴。
《水仙子·瓦匠》这首散曲，以方言口语用对比手法赞美瓦匠的精神及其卑视权贵以勤奋劳动自豪的崇高志尚，真诚心态跃然纸上。其中头三句属联珠对，由“恰”“初”“重”三字相绾，这位瓦匠忙碌及其对职业的热爱，一并传出。接着以“弄泥浆”“数十年”二句加以概括，更见其操守之坚。因此，他对“金张第”“王谢宅”之蔑视，实属出诸肺腑，极为自然。这二句不乏调侃戏谑之味，益显其意志弥坚。最后说“都不如手镘坚牢”，充分抒发了他的自豪感，充分肯定了劳动的价值。此曲和《醉太平·挑担》均系北调。“北曲以遒劲为主，南曲以婉转为主，各有不同”（魏良辅《曲律》）。故“曲有两不杂，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曲苑·曲律》）。
而在《水仙子·瓦匠》这曲中，“金张第”“王谢宅”二句，与诸前后各句迥然有别，这两句不仅用典，并且儒雅而有文采了，但有“游麋鹿”“长野蒿”二语杂之，在绮丽中又不乏俗意，柔中有劲，仍不失北调之基因。而正是有了富于变格性的这两句，不仅强化了内容，并且在艺术上也有变化了，给此曲添了光彩。全曲末三句由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诸句脱化而出，而又不乏新意。
这首曲子着重表现普通劳动者的自豪感，瓦匠是个在劳动中傲视一切、睥睨荣华富贵的高大形象。这首小令以劳动者的口语来表现，显得格外亲切自然，看似浅而实富有内蕴，都经得起咀嚼品味。这首小令还有明白如话的特点。像这样的小令在《滑稽余韵》集中可说是比比皆是，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这是陈铎散曲的一大特色。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首联以明快的手法点明了作为远行者的友人此行的行程紧急，以及要去的目的地。以士卒五更即出发而登陇山，道出军情之急。二句中分别用一“登”字、“指”字，既示征途渺远，又显疾进之态。这位即将与诗人离别的远行者，与诗人分手之后，到天快亮、东方欲晓之时就要赶到陇山，攀援登临其山岗之上，而此行要到的地点则是处在遥远的西北边塞的临洮。这样开头，不但表明友人离别的匆忙，同时也表明行者征人赶路的急迫。日夜兼程，行色匆匆，人马迅急，可见前方军情紧急，形势逼人。把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征人出征的景况与杜甫《兵车行》开头几句诗所展现的情景相比，是非常有意思的。杜诗云：“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而在高适的这首送别诗中则没有一点这种征人出征，亲朋相送的场景描绘，有的只是义无反顾的豪雄气概。当然杜甫诗里出征的是士兵，而高适诗里远行的却是护送征夫的县尉，前者是被迫服役，后者则是渴望立功边塞而从军行役。这是两诗表现主旨根本不同的所在，从而其思想风格、情感色调也自然迥异。并且在表现手法上两诗也显然有所不同。杜诗是重墨铺染，而高诗则是概括精炼。“残更”、“远别”四字，用词就极为简洁，不但省去了惜别情景的展示，而且舍弃了行军途程中的一切耳闻目见，突出地表现了行人征夫一心一意手奔赴西北边塞以求建功立业的急切心情。一“登”一“指”又动态地表明了赴边的迅急与行者心情的紧迫。细玩其意，“远行”二字中似乎还包含着诗人的惜别之情。总之，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以引发读者丰富的审美联想。
颔联以“关山事”与“州县劳”对比，认为从军行役之“关山事”，还不如作“州县”之吏那么劳顿，一为高适有任封丘尉之痛苦经历，故有此言；二亦可见其对军旅生活之向往，表现了诗人心中隐隐的一种得意。行者所要踏上的行程，其自然条件毕竟是险恶的，征程也是艰辛的，所以承接首二句下来诗人又通过一个设问，使一开始就高昂激越的情调旋律得到一个回环，由此以表现诗人对行者此次远征的关切。此次远行是由县尉送兵赴边，更可见当时边塞战事的紧张，补充兵力已刻不容缓。这看似简单明白的一问，却含意丰富，既表现出诗人对行者从军行役路途艰苦的体贴关注与惜别难舍之意，同时又赞颂了行者不畏险难的豪迈情怀。感情真挚，态度诚恳，耐人细读。
颈联状疾进之军容，诗人通过想象所描绘出的行者送兵赴边途中的情景。赴边征人军容严正，刀枪林立，人不离鞍，马不停蹄。姓白的县尉参与其中，从而使这疾行猛赶、奋勇挺进的行军队伍中忽隐忽现、忽前忽后地闪现着标志着县尉作为使臣所执旌节上的羽饰；而道路两旁的林木，苍苍的树色中也不时有县尉所穿青袍的闪现。诗人侧面着笔，以象征热情之“赤色”相衬，中间“随”字与“引”字锻炼极为生动，既刻画出行者随军奋勇前进，风尘仆仆的劳苦形象，更刻画了行者一往无前的气概，以其随身装束之色彩，传出士卒昂扬奋发之神态，从而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气势豪雄的千里行军图；“树色”碧绿，中间用一“引”字，使穿“青袍”之白少府和碧绿之“树色”妙合无垠，给人以满眼生机，以及白少府义气慷慨之奕奕神采。“随”、“引”二字，使诗歌具流走之势，紧扣行军特点。“赤”、“青”二色，亮丽鲜明，颇具青春气息。可谓达到人境浑一，诗画交融之境界。
尾联不直接表达唐军必胜的信念，而以“谁断单于臂”之反诘顿起，再以“今年太白高”作答，显示唐军居高临下，势如破竹之势，这里自然表现出高适此时的一腔豪情。语言响亮有力，用典浑化无迹，此种虚处传神，使诗歌含蕴更为深厚。
全诗的首联写白少府告别亲友带兵轮换到西北边地驻防时登临六盘山头，远离故乡直指河西临洮。颔联写自己作为守边官吏，烦劳地方官员为了关山战事辛苦带兵换防，实在是问心有愧，对不住人家。颈联却笔锋一转，语气豪迈：奔赴边关的将士们，军容齐整，红色箭羽紧随其身，在绿色的原野上青色战袍着身，格外耀眼夺目。言外之意是赞许白少府带兵有方，军势威猛。尾联诗人豪气冲天，尽显盛唐军人的气象：谁能砍断匈奴单于的臂膀，今年的太白星高悬，必有敌人进犯边境，杀敌报国，正等待着英武的军人和将士。
该诗借歌咏横波亭，热烈地赞颂了移剌粘合守土安民的功绩，希望移剌粘合为国效劳，收复被蒙古军侵占的西北国土。全诗气魄宏伟，格调高昂。
首联紧扣正题，从横波亭的雄峻落笔，描绘亭的高耸特立和非凡气势。“亭”前着一“孤”字，显示其独立不群；“亭”后着“突兀”二字，以状其高耸特出；再加“插飞流”三字，更着重突现这横波亭凌空横出的雄姿。河至海口，流速已是徐缓，诗人却在“流”前加一“飞”字，这就使凌空飞架的横波亭更有傲岸飞动之势。“气压元龙百尺楼”，是对横波亭豪雄气势的赞赏。陈登曾为官徐州，所以诗人借此典故与横波亭比较，进一步衬托了横波亭的高峻，而且赋予其志向旷远，超凡脱俗的色彩。在这一联中诗人巧用一“插”一“压”，使语意分外挺健。“插”字在状态中显其奇崛，“压”字在比照中显其气势，真可谓一字千钧，境界全出。
颔联接写横波亭周围环境之美。“万里风涛接瀛海”承“孤亭”句，从空间的角度着笔，实写横波亭凭高临远，可望见“飞流”奔人海口，与驱挟万里风涛的瀛海相接，写得气象壮阔，意境高远；“千年豪杰壮山丘”接“气压”句，从时间的角度着笔，虚写地处古徐州的横波亭周围山丘之壮美。山川环境陶冶着人的性格，人的杰出事迹亦在丰富着山川环境的人文内涵。人因境胜，境因人胜，地灵人杰，互为因果。千百年来，像陈登这样的豪杰在这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出了不知有多少个，他们的丰功伟绩、豪气壮志，使这里的山丘更为壮丽。此二句从大处着笔，虚实相应，把地理胜概与人文精神糅合在“万里”“千年”的时空结构中，营构成气势壮阔、豪气激烈的雄浑意境。这两句白描式的抒情，境界开阔，意气高扬，显示了青年诗人的豪情壮志。
颈联转写萧瑟秋景。“疏星澹月鱼龙夜”写虚静寂寞之境。夜静江平，鱼龙潜藏，有静中寓动之象。前加“疏星淡月”四字，又给诗境增加了凄迷空旷、寂寞难安的色彩。“老木清霜鸿雁秋”写深秋的清旷之境。“木”前着一“老”字，从视觉的角度写败叶凋零，枝权秃兀的景象；“霜”前着一“清”字，从感觉的角度写出白霜的寒气凛冽。“鸿雁秋”三字，又从视觉和听觉的角度，写出北雁南飞，哀声阵阵的情景。诗人选取了三种典型意象，营构成凄清高旷的意境，它既由鸿雁南来的凄厉哀鸣引发出如今黄河以北大半河山惨遭蒙古铁蹄蹂躏、广大人民水深火热的联想，又以凄清高旷的情境为末联的登高望西北铺开了广泛的视野。这一联写得激越苍凉，意象雄浑，象中之意，跃然欲出。
尾联“倚剑长歌一杯酒，浮云西北是神州”，这是全诗的落脚点，诗人主旨尽在于此。味“倚剑”二字，其主人翁当指移剌粘合，地点仍是横波亭。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之语，认为“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诗人以“浮云西北”象喻河朔半壁河山惨淡无光。诗人想像在这种背景下，移剌粘合及其幕僚们登上横波亭，怅望浮云低压的西北方向，杯酒慷慨，倚剑长歌的情态，对他们寄寓了同仇敌忾、收复失地的深切希望。这一联沉郁悲壮，忧国之情，溢于笔端。
金哀宗自中都（今北京市）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市）后，面对国势日蹙、国土日缩的残局，不思集中全力对付蒙古这一强敌，而是对南宋屡开边衅，形成腹背受敌的困境。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深以为忌。元好问在《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曾载杨云翼力谏阻伐宋事，于此可见诗人对时局的见识。诗人的这种卓见远虑早已成熟于胸，遇到切合点，便喷涌而出了，故而收到了沉雄高浑的艺术效果。
诗题中的正题与副题的关系，继承了唐孟浩然《洞庭湖·赠张丞相》，朱庆馀《闺意·呈张水部》的体式，皆明言此而暗喻彼，言在此而意在彼。此诗即是明写横波亭，暗喻移剌粘合，以横波亭的高峻特立，来赞誉移剌粘合的功高望重，在热烈的赞誉中寄寓了诗人对移剌粘合收复故土的热切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