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首诗主要是写相思乃因离别而生。
人生总是多离别，门外系着青骢，城外飘着轻舟，都是令离人万般无奈之景。于是，诗人痴情地想，既然人力无法消除分离，可以借助天公来阻止离思。
《琅环记》云：“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氏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乞愿风儿都作“石尤”，以阻遏行舟，也不是什么新鲜意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即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但此诗依然让人感动，这主要是基于祝东风到处作石尤的祈愿，建筑在本人对“离愁”无奈的基础上。“苦向”东风祝祷的“苦”，不仅仅有对别情的恼恨与无奈，更含有清醒地认识到祝祷本不会生效的哀伤。明知不生效却还要祝祷，与明盼不分离却又不得不分离一样，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努力。这同样是既清醒又浑茫的心绪，是理智与感情的交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浑一。他又分明怀有不甘现状的苦苦求索；他又分明意识到人生到处是“无奈”的羁绊。既想挣脱，又明知无法挣脱，不得不品味人生的苦酒，又不甘愿驯顺地接受生活的安排。这种两难处境，或曰对人生现实与理想难以统一的清醒认识与苦苦追求，是诗人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自身的内在矛盾，大大增添了诗作内容的丰厚与感情的繁复。
韩偓用七律写过不少感时的篇章，大多直叙其事而结合述怀。这首诗却凭借想象中的景物描写来暗示政局的变化，情景交融，虚实相成，在作者的感时诗中别具一格。
诗篇开首即从朝廷搬迁后长安城的荒凉破败景象落笔。“草萋萋”，虽只寥寥三个字，却点明了物态人事的巨大变化。往昔繁荣热闹的都城，而此时满是废台荒草，叫人触目惊心。长安城的衰败是唐王朝走向灭亡的先兆，诗人对此怀有极深的感慨。这里虽没明说，但领头的“遥想”一语，倾注着无限眷恋关注之情，弦外之音不难听出。下句是说连高居天宫的天帝见此情景也会深感迷惑，这固然是为了突出都城景物变异之大，同时也烘托出诗人内心的迷惘不安。整首诗一上来就笼罩了一层凄迷悲凉的气氛。
次联承接首句，进一步展开故都冷落的画面。池籞，平时上面网以绳索，禽鸟无法进出。塞外飞来的大雁已侵入池籞住宿，这就意味着宫殿残破，无人管理；而园中乌鸦犹自傍着女墙哑哑啼鸣，更给人以物情依旧、人事全非的强烈印象。前联总写长安城的衰败，取景浑融概括；此联集中描绘宫苑废芜，笔触细致传神。这样将全景与特写剪接在一起，点面结合，深切地反映了作者想象中的故都近貌。
第三联开始，转入正面抒情。烈士，是诗人自称。当时诗人尽管流寓在外，心仍萦注国事，面临朝政的巨大变故，痛感自身无能为力，其衷怀的悲愤可想而知。“垂涕”而又加上一个“空”字，就把这种心理表达得十分真切。下句的“地下强魂”，指昭宗时宰相崔胤。他为铲除宦官势力，引进朱温的兵力，结果使唐王朝陷入朱温掌握之中，自己也遭杀戮。此句是说崔胤泉下有知，定将悔恨莫及。韩偓与崔胤原来关系密切，这里插叙崔胤被害的事实，是为了进一步抒发自己的愤慨之情。整个这一联抒情激切，笔力劲拔，接续前面的寥落景象，犹如奇峰突起，巨波掀澜，读来气势一振。
尾联归结于深沉的感喟。“掩鼻计成”，用的是《韩非子》里的故事，这里借指朱温伪装效忠唐室，用阴谋夺取天下。末句诗人以冯驩自况，慨叹自己没有像孟尝君的门客那样设计解救君主脱离困境的办法。这一联用典较多，但用而能化，不嫌堆砌。叙述中，像“终不觉”、“无路”等字眼下得沉重，蕴含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是引证古事而能具有活生生感染力量的重要原因。
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前半凄惋，后半激越，哀感沉绵之中自有一股抑塞不平之气，跌宕起伏，撼人心魄。前人常说，韩偓的感时诗继承了杜甫、李商隐的传统，沉郁顿挫，律对精切，这是不错的。但韩偓尤善于将感慨苍凉的意境融入芊丽清新的词章里，悲而能婉，柔中带刚，又有他个人的特色。此篇似亦可以见出其风格的一斑。
这首词由景及情，思乡怀古，由豪入旷，超旷中不失赋诗追黄鹤的豪情壮采，不失对于人生的执着追求。词的上片由景引出思归之情和怀友之思；下片由思乡转入怀古，直抒胸臆。
开篇由写景引入。开篇大笔勾勒，突兀而起，描绘出大江千回万转、浩浩荡荡、直指东海的雄伟气势。“江汉西来”二句，描绘了江水奔腾的胜景。著名的黄鹤楼在武昌黄鹄山巍然屹立，俯仰浩瀚的大江。长江、汉水滚滚西来，汇合于武汉，那波涛的颜色，如同葡萄美酒一般，一片浓绿。发端两句，以高远的气势，抓住了当地最有特色的胜景伟观，写出了鄂州的地理特点。“蒲萄深碧”，重笔施彩，以酒色形容水色，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诗句，形容流经黄鹤楼前的长江呈现出一派葡萄美酒般的深碧之色。以下“犹自带”三字振起，化用李白“江带峨嵋雪”之句，杜甫《登楼》诗“锦江春色来天地”，不著痕迹，自然入妙，用“葡萄”、“雪浪”、“锦江”、“春色”等富有色彩感的词语，来形容“深碧”的江流，笔饱墨浓，引人入胜。词人将灵和楼前深碧与锦江春色联系起来，不但极富文采飞扬之美，而且透露了他对花团锦族、充满春意的锦城的无限追恋向往之情，从而为下文“思归”伏脉。这两句由实景“蒲萄深碧”引出虚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拓展了词境。江河自岷江锦水而来，将黄鹤楼与赤壁矶一线相连，既是友人驻地的胜景，又从四川流来，既引动词人思归之情，又触发怀友之思。这就为下文感怀作了有力的铺垫。接下来这一句由景到人，一句写对方，一句写自已。朱寿昌在陕西任通守期间留有爱民之美誉，政绩突出。《宋史》本传载朱在阆断一疑狱，除暴安良，“郡称为神，蜀人至今传之”即“南山遗爱守”所指。词中“南山”当是“山南”之误。以对“剑外”，“山南”字面亦胜于“南山”。而苏轼蜀人，称朱寿昌亦以其宦蜀之事，自称“剑外思归客”，映带有情。如今思乡而归不得，两厢对比，既赞美了朱寿昌为人颂扬的政绩，又表达了自己眼前寂寞的处境以及浓郁的思归情绪。面对此间风物，自会触景兴感，无限惆怅。“对此间”以下，将犹、我归拢为一，有情就要倾吐、抒发，故由“情”字，导出“说”字，逼出“殷勤说”三字，双流汇注，水到渠成。
上片“殷勤说”三字带出整个下片，开始向友人开怀倾诉，慷慨评论。“《江表传》”二句，引出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江表传》是记述三国时东吴人物事迹的史书，他劝告朱寿昌不要再读这部书了。以愤激语调唤起，恰说明感触很深，话题正要转向三国人物。 “狂处士”四句，紧承上文，对恃才傲物、招致杀身之祸的祢衡，表示悼惜。祢衡因忠于汉室，曾不受折辱，当众嘲骂曹操，曹操不愿承担杀人之名，假借刘表属将黄祖之手将其杀害，葬于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词人用感触颇深的三国人物——祢衡的事迹引以为戒，接着笔锋一转，把讥刺的锋芒指向了迫害文士的曹操、黄祖。如今贤士不在，只能空对那武昌长江段的鹦鹉洲，苇花萧瑟，一片凋零凄凉。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苏轼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历史，“独笑书生争底事，曹公黄祖俱飘忽”，“争底事”，即争何事，意即书生何苦与这种人纠缠，以致招来祸灾。称霸一时的风云人物，如残害人才的曹操、黄祖之流，最终也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过眼烟云。此句流露出苏轼豁达、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这话是有弦外之音的，矛头隐隐指向对他诬陷的李定之流。苏轼此时看来，祢衡的孤傲、曹操的专横、黄祖的鲁莽，都显得非常可笑。言语间，反映出苏轼超越历史，摆脱现实限制的观念。收尾三句，就眼前指点，转出正意。词人引用李白的故事，激励友人像李白一样潜心作诗，赶追崔颢的名作《黄鹤楼》。这既是对友人的劝勉，愿他能够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寄意于历久不朽的文章事业，撰写出色的作品来追蹑前贤；也体现了苏轼居黄州期间的心愿，对于永恒价值的追求。
全词形散而神不散，大开大合，境界豪放，议论纵横，显示出豪迈雄放的风格和严密的章法结构的统一。一则，它即景怀古，借当地的历史遗迹来评人述事，能使眼中景、意中事、胸中情相互契合；再则，它选用内涵丰富、饶有意趣的历史掌故来写怀，藏情于事，耐人寻味；三则，笔端饱含感情，有一种苍凉悲慨、郁愤不平的情感，在字里行间激荡着。即景抒怀，指点江山，论古说今，涉及五个历史人物，坦露了对朋友的坦荡胸怀，将写景、怀古、抒情结合，不粘不滞，思想深沉，笔力横放，虽为酬答之作，却也体现了东坡词豪放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