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以眼前看到的景物入手,以艺术的手法来诠释心中的愁绪和感慨,读起来沉郁真挚,依稀在人们面前展开了一幅花明柳暗、高楼独立、孤鸿飞翔的画面。李商隐用他生动的笔墨,既写出了夕阳楼的真实风景,也尽情倾诉了他的心事和渴望。
“首两句”是倒装语。“花明柳暗”的风景是在“上尽重城更上楼”后所见。但第二句对于第三句的“欲问孤鸿向何处”,又是顺叙。可见诗人构思炼句之巧妙。像《登乐游原》一样,诗人的身心异常疲累,灵与肉遭受着痛苦的煎熬,心灵的宇宙愁云密布,内心深处感到异乎寻常的压抑与孤独。所以诗人“上尽重城更上楼”时,不愿,不甘,乏力,又无可奈何,“上尽”,还要“更上”,成了一种负担,一种难以承受的体力和精神的负担。这与王之涣“更上一层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诗人登楼所见景物有二:一曰花明柳暗。二曰悠悠孤鸿。众所周知,任何诗人描摹景物,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选择,并把选择对象在自己的心灵中加以主观化的熔铸。成为诗人自己的经过改造了的景物。《夕阳楼》诗中所出现的“花明柳暗”,说明时值春色烂漫的季节,大自然本应是一派生机盎然的天地。但是李商隐却没有“峰回路转”、“又一村”的那种感觉,而是把弥漫在诗人自己胸际黯淡的愁云,又转而弥漫到“花明柳暗”的景物之上,使如许春色也蒙上了一层万里愁云万里凝的黯淡色彩,而且诗人胸际的愁云又放而大之,弥漫充塞到了天地间,成了“郎天愁”,此愁不同于它愁,此愁悠长、纷乱。李商隐诗在遣词造句上是非常讲究的,同一事物,他不说“柳暗花明”,而写成“花明柳暗”,词序排列由明而暗,而愁,以显出情绪变化的层次,如按通常“柳暗花明”的说法,便乱而无序了。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的关注,造境的巧妙。
诗中三 、四两句专就望中所见孤鸿南征的情景抒慨。仰望天空,万里寥廓,但见孤鸿一点,在夕阳余光的映照下孑然逝去。这一情景,连同诗人此刻登临的夕阳楼,都很自然地使他联想起被贬离去、形单影只的萧澣,从内心深处涌出对萧澣不幸遭际的同情和前途命运的关切,故有“欲问”之句。但方当此时,忽又顿悟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秋空孤鸿一样孑然无助、渺然无适,真所谓“不知身世自悠悠”了。这两句诗的好处,主要在于它真切地表达了一种特殊人生体验:一个同情别人不幸遭遇的人,往往未有意识到他自己原来正是亟须人们同情的不幸者;而当他一旦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竟发现连给予自己同情的人都不再有了 。“孤鸿”尚且有关心它的人,自己则连孤鸿也不如。这里蕴含着更深沉的悲哀,更深刻的悲剧。冯浩说三四两句“凄惋入神 ”,也许正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而“欲问”、“不知”这一转跌,则正是构成“凄惋入神”的艺术风韵的重要因素。此诗体现了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叶燮《原诗》)的特点。
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细腻的笔法,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百花盛开,山林色彩绚烂,从南方飞回的候鸟,在阳光下欢快地鸣叫的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景象,流露了诗人喜爱春天,热爱生活的美好情怀。可谓触景生情,借景抒情,寓情于景。
“春风动春心,流目瞩山林”,诗人首先从感官入手,从春风着笔,渲染充溢于心中陶然的情怀。诗人漫步于万象更新的春山上,沐浴着融融的煦暖的春风,情涌动了,心陶醉了,不知不觉之中,目光被多彩的山林吸引了,于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欣赏春天的情怀。
“山林多奇采,阳鸟吐清音”,在这两句中,作品承接上文,首先从视觉的角度写其“流目瞩山林”所看到的奇光异彩,把读者带入了一个山花烂漫,芳香四溢的神奇的空山幽谷之中;继而又从听觉落笔,描绘了一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佳境,诗人就此收笔,令读者不胜追寻与向往。
这首小诗,咋读起来似乎觉得很平淡,然而反复读之,便觉其中别有洞天。它能流传至今,不在于词句的华丽,也不在于格律的严整,更不在于艺术手法的高超,而在于它独有的韵味,在于它的平淡无奇。整首诗读来如行云流水一般,朴素,自然,浑厚,清新,同时又不乏幽远。
这首诗评价和赞扬了前人的多种碑帖,阐述了作者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称颂孙莘老做了一件大好事。在写怍方法上,主要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并在叙述和议论中尽可能运用一些比喻,把抽象的概念变为具体的形象。
诗的前八句赞扬王羲之、颜真卿、徐家父子、李斯、李阳冰等书法大家的碑帖。据吴兴的史料记载,墨妙亭中收藏的碑目不下几十种。这里只是举比较突出的,也是诗人比较喜欢的几种作例子。一、二句说,王羲之用茧纸书写的《兰亭序》的真本,已为唐太宗殉葬,被埋进昭陵了,但他遗留下来的墨述还是像“龙跳天门”一样,笔力造劲矫健。三、四句说,颜鲁公的书法学古不泥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敢于大胆创新。他写出来的字有如秋鹰一样,笔力瘦劲。《书苑菁华》中说:“凡书通则变,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至于颜真卿等,皆得法后自变其体,若执法不变,号为奴书。”颜书不为古法所限,敢于突破唐初的墨守成规,”创新的风格,苏轼对这一点是给予高度评价的。苏轼早年学二王,晚年学颜真卿。他对王羲之、颜真卿是很佩服的。这两句诗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五、六句赞扬徐浩父子,认为他们的字锋棱藏在笔画中,有很强的力度感。七八句说,李斯的《峄山碑》虽然原碑焚毁了,但还有后人传划刻的,规范还在;他的笔法还破千年以后的李阳冰继承下来。从以上二列举的几种碑帖看,诗人显然认为,中国的书法,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杜陵评书瘦硬”以下四句,诗人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有“书贵瘦硬方通神”之句。诗人不赞同杜甫的这个见解。他说:这个观点不公允,我不能以此为标准去评论别人的书法。高个、矮个,胖的、瘦的,各有各的神态,就像体态丰腴的杨玉环和苗条瘦弱的赵飞燕一样,各有各的风姿,谁也不敢说她俩哪个长得不漂亮。在这里,诗人明确主张:书法艺术的风格应该多样化,不应强求一律。
“吴兴太守真好古”以下八句,赞扬孙莘老建造墨妙亭一举。诗人写道:这位吴兴太守是个真正喜欢古人墨迹的人;他把那些残缺不全的碑都买下或摹写证缣缯上。亭中摆放着刻作龟形的碑座,墙上挂着的字迹,像古代传说中的螭一样奇形怪状;空斋中白天都显得非常寂静,只能听到敲打石碑时发出“登登”的响声。这些雄奇的墨迹在江浙一带流传开来,亲朋好友之间都夸奖王莘老做了一件好事。他给我写信要求我作一旨诗,并且要我书写好。为此,我才用粟尾笔把它书写往剡溪纸上。这两句点题。
最后四句以慨叹作结。诗人引王羲之的话说:“后世之人看我们的今天,就像我们今天看以前的人一样;人生百岁,如风前之灯,转眼会成为过去。将来人们回忆起我们今天为墨妙亭题诗作书一事,就会像当年刘禹锡登洛中寺北楼回忆秘书监贺知章一样,对他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还说恨不能生长在同一个时代,以便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这些话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作为唐代革新运动的启蒙者,陈子昂一直强调汉魏风骨。此诗不落一般送别诗缠绵于儿女情长、凄苦悲切的窠臼,一扫同类题材的悲切之风,从大处着眼,激励出征者立功沙场,并抒发了作者的慷慨壮志,很能代表陈子昂的文学主张。
首二句“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读来令人震撼,借此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边境上军情的紧急,也可以感觉到诗人激烈跳动的脉搏。首句暗用汉代威镇敌胆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典故,抒发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此处“匈奴”二字,是以汉代唐,借指当时进犯边境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诗人又把春秋时曾以和戎政策消除了晋国边患的魏绛比作魏大,变“和戎”为“从戎”,典故活用,鲜明地表示出诗人对这次战争的看法,并希望友人像“多功”的魏绛一样杀敌建功,保卫边疆,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魏大从戎,是御边保国的壮举。
三四两句中,“三河道”点出送别的地点。《史记·货殖列传》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此处概指在都城长安送客的地方。两句的旨意是:与友人分别于繁华皇都,彼此心里总不免有些怅惘;但为国效力,责无旁贷,两人执手相约:要像汉代名将、号称六郡雄杰的赵充国那样去驰骋沙场,杀敌立功。此二句虽有惆怅之感,而气概却是十分雄壮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这两句是写魏大从军所往之地。一个“横”字,写出雁门山地理位置之重要,它横亘在代州北面;一个“接”字,既逼真地描绘出飞狐塞的险峻,又点明飞狐塞是遥接云中郡,连成一片的。它们组成了中原地区(三河道)的天然屏障。此处的景物并不在眼前,而是在诗人的想象之中,它可以是实写,也可以是虚写。地理位置的重要,山隘的险峻,暗示魏大此行责任之重大。这就为结句作了铺垫。
因此,“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二句作结,便如瓜熟蒂落,极其自然。此处运用的典故,说的是东汉时的车骑将军窦宪,他曾经以卓越的战功,大破匈奴北单于,又乘胜追击,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作者又一次激励友人希望他扬名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这在语意上,又和开头二句遥相呼应。
全诗一气呵成,充满了奋发向上的精神,表现出诗人“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本为贵公子》)的思想情操。感情豪放激扬,语气慷慨悲壮,英气逼人,令人读来如闻战鼓,有气壮山河之势。
文天祥德祐二年(1276)出使元军被扣,在镇江逃脱后,不幸的是又一度被谣言所诬陷。为了表明心志,他愤然写下了这首《端午即事》。
在诗中端午节欢愉的背后暗含着作者的一丝无奈,但是即使在这种境况中,他在内心深处仍然满怀着“丹心照夙昔”的壮志。这首诗塑造了一位像屈原一样为国难奔波却壮志不已的士大夫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