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寻物外人多竺，应遇山中相有陶。
丹笔不摇吟笔健，颓风顿革古风高。
如何大展安邦手，勿使鲸鲵弄海涛。
喜寻物外人多竺，应遇山中相有陶。
丹笔不摇吟笔健，颓风顿革古风高。
如何大展安邦手，勿使鲸鲵弄海涛。
这首诗很像一幅古代农村风俗画。据钱钟书《宋诗选注》，清初著名画家恽格（寿平）曾借此诗题画。
首句“百里西风禾黍香”，大笔勾勒出农村金秋季节的画面。诗人或骑马、或乘车、或登高，放目四野，百里农田尽收眼底。那结满累累果实的稻谷黍粱，在西风吹拂下，波翻浪涌，香气袭人。面对此境，诗人为之深深陶醉。
“鸣泉落窦谷登场”一句，诗人收束目光，由阔大之景集中到泉水沟窦和一派繁忙景象的打谷场上。“鸣泉落窦”是眼前所见。淙淙流泉落于溪潭之上，发出清越的响声，与打谷场上繁忙的声响交杂一起，构成一幅喜人的农村秋景。李文渊《赋得四月清和雨乍晴》有“熏风到处田禾好，为爱农歌驻马听”之句，虽然写的是春景，但意境与此诗颇有相同之处，可以互相参阅。
“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诗人的目光离开了繁忙的谷场，注目坡前，看到了刚释重负、横卧坡头啮草的老牛。这是一幅非常富有农村特色的画面：其景致的野朴，其风韵的淡远，传神写照。诗的主旨是通过对老牛的赞赏，抒发长期蕴积胸中的郁闷之情。诗人仕宦的坎坷，官场生活的劳苦，就如同老牛的“耕耘之债”一样。然而老牛的役债终有了结的时日，而他也希望尽早了却役债、像老牛那样释却重负、舒闲一下长期疲惫的心灵。
古人描写农事、抒发感怀的诗有不少。如王维“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晚望》）；元稹“农收村落盛，社树新团圆”（《古社诗》）；欧阳修“田荒溪流入，禾熟雀声喧”（《陪府中诸官游城南》）；朱熹“农家向东作，百事集柴门”（《残腊》），但都不如孔平仲此诗抒情之深沉。
这首诗风格清新自然，尽管用意深，却如同随意写来，不加雕琢，一切全在有意无意之间随意点出。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上阕“我又南行矣！”一声惊叹感喟语劈首揭出，便现突兀倔傲之势，然而，这并非故作姿态，实在是积郁不平的迸发，所以才含蕴丰厚、情意挚深，足可振起通体，为下面开出无限天地，直注终句。“笑今年、鸾飘凤泊，情怀何似”，是写一己的生活遭际。龚自珍去年春天方于苏州结缡，新妇系外祖父段玉裁之女孙段美贞，现在她留居龚父丽正徽州官舍，南北离居； “笑”，笑我为了微末功名奔波风尘，不惜割舍新婚后的旖旎柔情没有什么价值。如今落第返归，情怀自能想知。“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又是换一种说法。杜甫《宾至》：“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词中反其意用之，谓即使文章佳绝，为天下知闻，也不过空谈而已，于苍生国计没有切实补益。 “文章”，因为功名不就，故无法推行，方有上面流露出来的叹息。以下再进而申足此意：“似春水，干卿何事？”朝廷自有定策成计，所行止岂于彼一介书生相干，又岂肯听汝哓哓，这实在是冷峻之极的反语。
以上叙事抒怀，尽吐一腔垒块。后自‘‘暮雨忽来”到“去如水”四句则转笔写景，紧扣眼前见闻。骤然间暮雨急倾，鸿雁已惊飞，杏杳无踪，环顾天地呼啸、关山莽莽苍苍，一派秋声入耳动心，似乎也在催人归去，“去如水”，莫再迟回疑虑。句中的“客”当系自指，就南返行径所言，暗暗透出此次京都之行的失望。
下阕推想未来人生情景，表露胸中夙愿与壮志。“华年心事从头理”，经过屡次落第不遇的现实教训，懂得社会人生的艰难坎坷，就不再是那么单纯幼稚、仅凭一腔热情行事处世了，需要从新认识，估价早先的“心绪”。 “也何聊，看潮走马，广陵吴市”，汉·枚乘《七发》有广陵观潮的描写，认为功用是“澡概胸中，洒练五脏，澹澉手足，颒濯发齿；榆弃恬怠，输泻滇浊，分决狐疑，发皇耳目”。曹植《名都篇》：“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又《史记》载伍子胥吹箫乞食于吴市，以上藉旧典表明将不再继续皓首穷经、寻章雕句的腐儒岁月，而是冶游狂侠，浪迹江湖，这正属“心绪从头理”后的结果，因之接着叙说：“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还拟延揽结交天下人才，共谋经国大业，而不只幻想依赖一二当权者了。
以上壮怀豪情足可以惊动人心，便觉秋去春来，荣枯递代，天下事无逾此理者，不必拘拘于一时成败。结拍“木叶怨，罢论起”，借现事以归束全篇。
这首词因落第出京触引，叙事咏怀，纵横倾泻，直觉—派沉郁悲慨之气勃然纸上，而柔情侠骨交注笔端，咳唾珠玉随处生发，正属定庵的一贯格调。
这是一首记述殷商发迹史特别是歌颂商汤功德的长篇颂诗。全诗七章，每章句数不等，其结构形式与《诗经》大多数篇章整齐的四言体等句分章不同。有韵，又与《周颂》各篇大多无韵不同。其内容以歌颂成汤为主并追述先王功业，并兼及功臣，也与其他祭颂之诗不同。
第一章追述商国立国历史悠久，商契受天命出生立国，所以商国一直蒙承天赐的吉祥。第二章歌颂商契建国施政使国家发展兴盛，以及先祖相土开拓疆土的武功。下章即转入歌颂成汤。第三章歌颂成汤继承和发展先祖功业，明德敬天，因而受天命而为九州之主。第四章歌颂成汤奉行天意温厚施政，刚柔适中，为诸侯表率，因得天赐百禄。第五章歌颂成汤的强大武力可以保障天下的安宁，为诸侯所依靠，因得天赐百禄。第六章歌颂成汤讨伐夏桀及其从国而平定天下。第七章歌颂成汤是上天之子，上天降赐伊尹辅佐他建立功业。
全诗从头到尾贯穿着殷商统治阶级的天命论思想：“君权天授”，他们是天帝的嫡裔，他们立国、开辟疆土、征伐异族、占有九州而统治各族人民，都是奉行上天的意旨，得到天的庇佑；他们建立的新王朝的统治权以及所有的福禄——权力、财富和显赫的荣耀，都得之于天，因为他们是天子及其嫡裔。统治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他们建立统治的理论基础。诗中歌颂武功，即暴力掠夺和扩张，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敷奏其勇，百禄是总”，统治权和享受的百禄，都来自运用本身强大力量进行的战争。崇尚勇武和战争，为侵略、镇压、掠夺和统治披上“天意”的伪装．正是殷商天命论的实质。
诗中塑造了商王朝创造者成汤的形象。他继续祖业而积极进取，开创新王朝基业。他恭诚敬天，“帝命不违”，奉行天意，“上帝是祗”，因而获得天佑，“百禄是遒”，是忠诚的天之子；他英武威严，战无不克，“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冲锋敌阵，其气势“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既蔑视敌人，英勇无畏，又能采取正确的战略，从而征服天下，是智勇双全的英雄；他又是贤明的执政者，“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圣敬曰跻，昭假迟迟”，励精图治，选贤与能，作诸侯的表率，是诸侯的依靠。《孟子·离娄下》也谈到商汤此人：“汤执中，立贤无方。”“执中”，即指汤“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而言，是执政的必备品格；“立贤无方”，即“不拘一格”任用人才，指重用伊尹而言，传说伊尹本是奴隶，汤发现了他的才干，予以信任和重用，在伊尹辅佐下汤得以完成大业。诗中歌颂的成汤的这些品格，正是古代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理想品格。对于汤，周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赞扬的，因为他的品格也是周代统治者的理想品格；不过，他们吸取殷商覆亡的教训，把殷商的天命论加以发展和改造，提出“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认为天命不是永久不变的，上天是道德神，仁德爱民才能获得和保持天命不变，因而突出执政者的道德，同时对理想人格也加以丰富和发挥，推动历史前进一大步。这些内容，从《周颂》和《大雅》都可以体会到。
此诗具有史诗的因素，叙述的事件以殷商的史实为基础，同时像各民族上古的史诗一样，吸取了上古的许多神话传说素材，但又根据殷商统治阶级的功利及其意识形态，对神话传说有所取舍和改造。
诗的结构形式并不整齐。在得以保存下来的五篇《商颂》中，这是章句和句式最不整齐的一篇。可能限于流传的版本不全，或资料不足，有所减略或增益，因而全诗叙事和各章内容详略不等。近人也有怀疑此诗有因错简而章次颠倒之处，如张松如《商颂绎释》，就将第四、五两章移为最后两章。
此诗的叙述并不平直板滞，善于运用一些形象的语言，描写较为生动。韵律也较为整齐，除全诗末两句外，句句用韵，每章换韵。在句式上，多用对句，或上下句相对，或双句相对，或章句相对，行文变化多姿，使语言整齐匀称，内容凝炼集中，有较强的节律感，当是中国后世诗词对仗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