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这是一首记梦的词，内容是写男女恋情。词人在梦中遇见一位家住钱塘的歌伎为他唱歌，他意有所恋，梦醒后写了这首词。
关于这首词的故事有两则传说。张耒的《柯山集》四十四：“司马槱，陕人……，制举中第，调关中第一幕官。行次里中，一日昼寐，恍惚间见一美妇人，衣裳甚古。入幌中执板歌曰：‘家在……黄昏雨。’歌阕而去。槱因续成一曲：‘斜插……生春浦。’后易杭州幕官。或云其官舍下乃苏小墓，而槱竟卒于官。”
又据何薳《春渚纪闻》卷七：“司马才仲初在洛下，昼寝，梦一美姝牵帷而歌曰：‘妾本钱塘……黄昏雨。’才仲爱其词，因询曲名，云是《黄金缕》。且曰：‘后日相见于钱塘江上。’及才仲以东坡先生荐，应制举中第，遂为钱塘幕官。其廨舍后，唐（按：应为南朝齐）苏小墓在焉。时秦少章（秦观）为钱塘尉，为续其词后云：‘斜插……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柁工遽见才仲携一丽人登舟，即前声喏，继而火起舟尾。狼忙走报，家已恸哭矣。”
两则传说情节虽有出入，但有一个共同点，即美女所唱乃这首词上片，而这唱歌美女就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鬼魂。传说虽然荒唐无稽，但事出有因。揆诸情理，司马槱既在钱塘为官，或与歌伎相恋也是可能的。别后相思，形诸梦寐，乃托梦境以寄相思。而好事者附会其事，编造情节，也有可能。不论怎样，这首词当为司马槱所作无疑。
上片词既是梦中女子所唱，故以女人口吻来写。首句写女人自报住址。钱塘在宋代已是“参差十万人家”的繁华都会，“市列珠玑，户盈罗绮”（柳永《望海潮》），歌楼舞榭，自不待言。接着这位女子介绍她的生活和心情。“花落花开，不管年华度。”一年一度，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几度春秋。花开花落，本自无情，而逝水年华，未免有恨。这已暗示了一位歌伎的心情。自叹“今年欢笑忽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白居易《琵琶行》）怨花开落，实是自怨。“荣衰花是寻常事，转为韶光恨不禁。”（袁枚《落花》）花“不管年华度”，女子自己却不能不管。但要管却又管不了。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浣溪沙》）
最恼人的还是燕子。它在黄昏细雨中飞来飞去，将落花春泥一起衔上雕梁。就在燕子衔来衔去中，春天竟偷偷地溜走了，似乎是被燕子衔走了。更何况细雨迷朦，黄昏黯淡，这凄迷的景色，更加深了这位歌女凄清愁苦的情绪。上片以景结情，情境深化，刻画了这位歌女“惆怅年华暗度”的微妙心理。
下片作者以自己的口气写与这位女子的相见和别后相思。先写女子美丽的形象，半月形的犀牛角梳斜插在乌黑如云的鬓边，好象一钩弯弯的明月从乌云中半吐出来一样，美丽极了。词人虽只写了这女子的犀梳云鬓，没有写她的容貌，但部分可代整体，从犀梳鬓如云吐新月之美，通过读者的审美联想可以推想她的容貌之美。这女子不仅以她容貌之美使词人怜爱，更以她动人的歌声使人倾倒。“檀板清歌，唱彻黄金缕”，她轻敲檀板，缓转珠喉，“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李煜《一斛珠》）她唱的曲名《黄金缕》。《黄金缕》，即《鹊踏枝》调的别名，又名《蝶恋花》、《凤栖梧》。据《词谱》：“唐教坊曲，本名鹊踏枝，……冯延巳词有‘展尽黄金缕’句，名《黄金缕》。”可见《黄金缕》这个曲调本来自唐教坊，只不过当时名《鹊踏枝》，到南唐因冯延巳词而得今名。女子的歌声给词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词写至此，一个色艺俱佳的歌妓形象已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了。正当词人情绪达到高潮时，突然转折：“望断行云无去处，梦回明月生春浦。”女子的形象突然消失了。“行云”，用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典故，再次点明她的歌妓身份。丽人芳踪已杳，无处追寻。惟有一轮明月渐渐从春浦升起，一切都成梦幻，令人低回宛转，不胜惆怅。据《云斋广录》卷七载：“司马槱赴阙调官，得馀杭幕客，拏舟东下，及过钱塘，因忆曩昔梦中美人，自谓‘妾本钱塘江上住’。今至于此，何所问耗，君意凄恻，乃为词以思之，调寄《河传》。君讴之数四，意颇不怿。”词中有“芳草梦惊，人忆高唐惆怅。感离索，甚情况。……人去雁回，千里风云相望。倚江楼，倍凄怆。”这首词意可以与《黄金缕》互为补充。《黄金缕》的故事如果排除这些荒诞情节，还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并且这种恋情对词人有长期的深远的影响。
这首诗写诗人后湖晚坐时所见景致，及其悠闲情怀，大约作于诗人自颍州教授任上罢归后的几年家居赋闲之时。首联是写近景，通过浅水和荒城，描绘出一种静谧的环境。颔联是写远景，写青林和白鸟，充满自由和生机，成为名句。颈联是抒发诗人的感慨，远离官场，隐居山林，名列苏门，颇感欣慰。尾联写归雁和暮鸦，寄托了诗人耿介自守的志气。
全诗淡墨写景，诱人想象，情寓景中，耐人寻味。语言风格似陶渊明，淡而实绮，癯而实腴。
前面两联写景不涉及人，但字里行间却隐然有一诗人在。晚坐后湖，首先扑入诗人眼帘的是后湖，故首句即写“水净”，也是因水之明净而觉眼前一片明澈，极写水之清亮。用“偏”字反映出乎寻常或意料的意思，具有强烈的感受语气：“那湖水竟是非同寻常的清澈啊。”
次句写荒城。“城荒”，写诗人当时看见自己所居之城很荒僻。因城市荒僻而以为“可当山”，联系颈联的“身致江湖上”一句是说：尽管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隐于山林，只能隐于朝市，那么就把这座荒城权且当山吧。在意念之中，他便也就隐于山了。“偏”、“可当”，是诗人的感受、感觉，显示了在首联的带有主观感受色彩的景致外，还有诗人的存在。颔联写青林、写白鸟。暮色笼罩下，诗人看见远处青林中，不断地升腾起迷漫的雾气，蓊蓊郁郁，如同那青林怀着无限情意；又见白鸟时而停在湖边，时而集于树上，显得从容、悠然，仿佛极有余闲似的。其实，从这两句带拟人化色彩的景物描写中，读者又能够看到诗人自己：因为他遥望青林，其意无限，故觉青林似亦有无限之意；恰是他长时间（极有余闲地）瞩目白鸟，才以为白鸟也很有余闲。于写林、写鸟中，含蓄地写出了诗人自己的悠闲情怀。
颈联便明写诗人自己“身致江湖”，说明他此时正过着隐居生活，是一个无所羁绊的隐士（因而才能如此悠闲地长坐后湖，观赏着水、城与林、鸟）。“伯季间”，语本曹丕《典论·论文》：“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又《晋书·王湛传》：“王济对武帝曰：‘臣叔殊不痴，山涛以下、魏舒以上。’湛曰：‘欲处我于季孟之间乎？’”此处当指苏轼、苏辙门下诸君。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说：“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无己，陈师道的字），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若四人之著。故陈无已作《佛指记》曰：‘余以辞义，名次四君。’”后来陈师道、李廌与“苏门四学士”并称“苏门六君子”。
尾联写景亦写诗人自己。天色已晚，暮空中，雁儿急急归去。诗人纵目追随着它们的归踪，直至在视野中完全消失。雁已归尽，人却不能兴尽而归，诗人还在饶有兴致地坐等着暮鸦归来。人的闲散，情的闲适，于此又体现出来了。
此诗重复运用“白鸟”、“归雁”、“暮鸦”三种禽鸟意象，应是白璧微瑕。
陈师道的诗在艺术上的最突出之处，便是表面淡而实际丰腴，此诗亦然。虽出以淡淡的笔墨，诗味却是极其丰腴醇厚的。诗人将自已那种无案牍劳形、无尔虞我诈伤神的无拘无束的悠闲之态、自得之情，蕴于淡墨描绘的景物之中，清神幽韵，而又苍劲雅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