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受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诗有分寸,爽直诗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诗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诗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诗得出“材全诗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受,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诗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诗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诗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诗流传千古,诗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诗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诗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诗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诗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诗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这是诗人凭吊赤壁古战场所写的咏史诗。它认为历史人物的成败荣辱具有某种偶然性。杜牧的这类绝句开宋人诗歌议论之风。“赤壁”,山名,在今湖北蒲圻西北,长江南岸,对岸为乌林,相传是孙权、刘备联军与曹操军队决战的地方。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足而立的形势。周瑜统率吴军,作为主力,用火攻大败号称百万的曹操大军,一举成名,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这两句意为折断的战戟沉在泥沙中并未被销蚀,自己将它磨洗后认出是前朝遗物。在这里,这两句描写看似平淡实为不平。沙里沉埋着断戟,点出了此地曾有过历史风云。战戟折断沉沙却未被销蚀,暗含着岁月流逝而物是人非之感。正是由于发现了这一件沉埋江底六百多年,锈迹斑斑的“折戟”,使得诗人思绪万千,因此他要磨洗干净出来辨认一番,发现原来是赤壁之战遗留下来的兵器。这样前朝的遗物又进一步引发作者浮想联翩的思绪,为后文抒怀作了很好的铺垫。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小诗的后两句是说,假如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结果恐怕是曹操取胜,二乔被关进铜雀台了。
后两句是议论。在赤壁战役中,周瑜主要是用火战胜了数量上远远超过己方的敌人,而其能用火攻则是因为在决战的时刻,恰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所以诗人评论这次战争失败的原因,只选择当时的胜利者——周郎和他倚以致胜的因素——东风来写,而且因为这次胜利的关键,最后不能不归到东风,所以又将东风放在更主要的地位上。但他并不从正面来描摹东风如何帮助周郎取得了胜利,却从反面落笔:假使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那么,胜败就要易位,历史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接着就写出假想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又不直接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而只间接的描绘了两个东吴著名美女的将要承受的命运。如果曹操成了胜利者,那么大乔和小乔就必然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以供他享受了(铜雀台在邺县,邺是曹操封魏王时魏国的都城,故地在今河北临漳西)。
诗中的大乔、二乔两位女子,并不是平常的人物,而是属于东吴统治阶级中最高阶层的贵妇人。大乔是东吴前国主孙策的夫人,当时国主孙权的亲嫂,小乔则是正在带领东吴全部水陆兵马和曹操决一死战的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她们虽与这次战役并无关系,但她们的身分和地位,代表着东吴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的尊严。东吴不亡,她们决不可能归于曹操;连她们都受到凌辱,则东吴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诗人用“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一句诗来描写在“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极其有力的反跌,不独以美人衬托英雄,与上句周郎互相辉映,显得更有情致而已。诗的创作必须用形象思维,而形象性的语言则是形象思维的直接现实。用形象思维观察生活,别出心裁地反映生活,乃是诗的生命。杜牧在此诗里,通过“铜雀春深”这一富于形象性的诗句,即小见大,这正是他在艺术处理上独特的成功之处。另外,此诗过分强调东风的作用,又不从正面歌颂周瑜的胜利,却从反面假想其失败。杜牧通晓政治军事,对当时中央与藩镇、汉族与吐蕃的斗争形势,有相当清楚的了解,并曾经向朝廷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如果说,孟轲在战国时代就已经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原则,而杜牧却还把周瑜在赤壁战役中的巨大胜利,完全归之于偶然的东风,这是很难想象的。他之所以这样地写,恐怕用意还在于自负知兵,借史事以吐其胸中抑郁不平之气。其中也暗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所发出的“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那种慨叹在内,不过出语非常隐约,不容易看出。
此篇咏皇宫中柳,以宫女媲美。作品笔法非常独特,首句交代御柳的整体形象。次句则转入对后宫窗户、帘帐的描写,重点偏向宫女风情的展示。三、四句既可指晨柳清丽之美,也可喻指宫女早起妆饰。这样的写法一石二鸟,产生了双层意蕴表达的效果,饶有含蓄蕴藉之美。短短四句,开阖有致。
首起句,直人本题。以“御柳”二字,点明所咏对象。这是咏皇宫柳。再以“如丝”二字,表现柳条柔细轻盈,纷披下垂,如同丝线一样。虽然只两个字,就写出了柳的具体、真实、可感的形象。据史传记,南朝齐吴郡人张绪,美风姿,吐纳风流。而齐武帝就曾以“条甚长,状如丝缕”之宫柳,与张绪风流媲美,日:“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南史·张绪传》)所以,“如丝”的杨柳:最能显出其事物本身的魅力和感染力。 “如丝”与“御柳”紧紧相接,盖蕴含宫柳如文采之人那般可爱,温词化用典故,往往不着痕迹。“映九重”三字,勾勒御柳拂映皇宫的典型景象,格外显豁。这宫柳,与普通柳所不同之处,即在于以柔细清丽之姿影,与富丽堂皇的“九重”宫殿相映。这“九重”的意象,又给人以巍峨的联想。那么,杨柳越长得高,就要越垂得低,千万条细柳丝丝飘垂,如绿色帘幕、绿色瀑布,更能传“御柳如丝”之神采。
次句是承,以“凤凰窗映绣芙蓉”,宫中富丽艳美之物,衬托御柳的风姿,补充说明首句。此一句,极美的意象!雕饰凤凰的花窗与镶绣芙蓉花的绣帘,染着“九重”宫室的奢华,并透出鲜艳的色彩;它们与绿柳相映,愈显出柳丝的俏丽美好。所以,前辈谓:“凤凰窗”与“绣芙蓉”,“皆因柳而生色。”(华钟彦《花间集注》卷一)
第三句又起新意。转向对景阳楼畔柳的描写。景阳楼,是宫内钟楼。据《南齐书·武穆裴皇后传》载,齐武帝置钟于景阳楼上,宫女闻钟,早起梳妆。所以,“景阳楼”三字,引出美丽的宫女来。千条路,即路千条。是说景阳楼畔路边柳色葱茏,柳丝千条万条,迎风婀娜,情意依依。这里,千条杨柳,与景阳宫美女,已暗自相映。
末句以“一面新妆”,呼应“千条路”作结。这“新妆”二字,即将杨柳化身为美人,如:“碧玉妆成一树高”(贺知章(咏柳》),那清风细柳丝丝荡碧的形象,好像美丽的宫女新妆一样,婷婷袅袅,清丽可人。“一面”,表数量,用于成片的景物,好比“有故城一面”、“有一面大草原”等用法。此以“一面”二字,形容柳树排列成行,路边有一面新柳,远远看去,恍如清一色的新妆美人!写景颇!。这“待晓风”三字,即描摹细柳沐浴在晨风中。用一“待”字,写柳含情伫立,若有所待。这一下,更把柳与轻盈多情的美女形象,紧密联在一起。五代词人孙光宪有《杨柳枝》:“着行排立向春风”之句,也写绿柳成行,迎风而立。但是比起温词“一面新妆待晓风”来,便逊色多了。其关键在于孙词还是由物及物,给人的还是物的感觉;而温词更以物拟人,写活了柳的风姿,引人联想。
这样的词,虽着墨不多,却“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胡应麟《诗薮》)短短四句,起承转合,节奏舒畅,甚有唐人绝句韵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