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写饮酒,充满醉语。醉语多为醒言,它曲折而又含蓄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感情。这正是此首小令的“关窍”所在。
白朴的这首小令表现了不思自思、欲罢不能的那样一种格外强烈的兴亡之慨、感伤意绪。“长醉”、“不醒”两句,表面上好像在说:醉处梦中,无忧无虑,一切都可以弃之脑后,“今觉而昨非,得意而忘言”,似乎作者大彻大悟了。然而,其中更含着作者内心深深的隐痛:醉也好,睡也好,毕竟有时有限,人生毕竟醒时多,醉时少,醉中“无碍”醒时“碍”,梦中“无思”醒来“思”,说是“无碍”,道是“无思”,恰恰说明“心病”正在于此。两句开头语便透露出作者极其矛盾和痛苦的心理状态。
“糟腌”以下三句,连用三个同意词发语,即“糟腌”、“醅渰”、“曲埋”,好似将一切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虹霓之志都否定了,更愿千古兴亡、世事沧桑也随着一醉而同归泯灭。曲中透露出一个原来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同时对千古兴亡无限感慨的人物。然而江山依旧,人世瞬变,作者在国仇家恨面前感到了一种失望;泪痕犹在,心底成灰,于是则寄情于酒,以期腌掉、渰没、埋去所有的牵挂,一切的搅扰。有道是“举杯消愁愁更愁”,愈是想要摆脱的东西,它愈是要袭上心头。纵然是用许多的杯中物来“腌”、来“渰”、来“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字里行间,语意情味,都揭示出作家对建功立业、家国兴亡以及曾经有过的凌云壮志耿耿于怀,拳拳在念。明人孙大雅为白朴《天籁集》作序云:“先生少有志天下,已而事乃大谬。顾其先为金世臣,既不欲高蹈远引以抗其节,又不欲使爵禄以干其身,于是屈己降志,玩世滑稽。”孙序此说,倒颇中白朴作品肯綮,揭示出白朴玩世滑稽背后深藏着的无限凄楚苍凉的意绪。从白朴的词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兴亡事是时时挂怀的:“长江不管兴亡,漫流尽英雄泪万行。”(《沁园春·保宁佛殿即凤凰台》)这是白朴居建康时的作品。几乎同时写的《夺锦标》,更是发出“新亭何苦流涕,兴废今古同”的悲叹。就是在他年轻时游淮扬,也同样写出调子十分低沉的词作:“谩今宵酒醒,无言有恨,恨天涯远。”(《水龙吟·题丙午秋到淮扬途中值雨甚快然》)
“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这两句既是全曲的思想总结,又是点睛之笔。不能简单地认为作者在这里是嘲笑屈原之“非”,而仅仅肯定陶潜之“是”。这分明是作者一如全曲的声情口吻,是愤语,是苦语,亦可以说是反语。即赞扬屈子、陶公的不肯同流合污。表面上看将屈、陶分开来,一“是”一“非”,一为“知音”,一为“不达”,殊不知不求显达而作隐逸君子并非作者本心本意,如上文所作的分析,作者处于入世和出世的极为复杂的思想矛盾之中,是非界限有时是倒置的,即是所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中吕·阳春曲·知几》)。这种貌似旷达,实含酸痛的曲语,正表现了作者思想感情上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不仅是白朴,其他元散曲作家的作品亦有类似的现象。对于这些作品,如不将它们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是不容易看出它们有什么积极的思想因素来的。王季思先生说:这类作品“在消极表现中即含有积极因素,未可一笔抹杀。”(《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戏语并非戏语,而是痛语,狂语,亦可看作是隐语。“人生大半不称意,放言岂必皆游戏?”如此去看,白朴此曲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有趣的是白朴于酒上并不很贪恋,他曾在《水龙吟》之一序中说:“遗山先生有醉乡一词,仆饮量素悭,不知其味,独闲居嗜睡有味,因为赋此。”可见他的“自饮”也好,“劝饮”也罢,都是为求“嗜睡”,为求忘忧不醒,此中苦涩哀痛,令人黯然,这也是理解白朴“劝饮”曲意的一个很好的注脚。“饮量素悭”且又“不知其味”的人大倡纵酒,有几分滑稽,而滑稽背后便是无尽的哀痛。
从写法上来看,这首小令篇幅很小,内涵又是非常的丰富,它耐咀嚼,有意味,格调别致,韵致独出。作者紧紧围绕着“劝饮”的题意,劈头就触及了题旨。先说“长醉”的好处,即是“劝”;继而说明为什么要“劝”,无非是为了忘忧,将功名事、兴亡事、凌云壮志一古脑都抛掉了,以求内心之平和;最后是评论屈原、陶潜的“是”与“非”,仍然紧紧扣在“饮”字上,全曲层次分明,叙议有致,一气呵成,浑然无缝。看似随意之作,实则皆明心迹,完全是有感而发。明人贾仲明挽白朴词云:“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天一阁本《录鬼簿》)这个评语不仅适用于白朴剧曲,也适于其散曲创作。闲而不闲,意在曲外,这正是白朴的高明之处。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白朴曲“风骨磊磈,词源滂沛,若大鹏之起北溟,奋翼凌乎九霄,有一举万里之志,宜冠于首。”“风骨磊磈”,是说白朴身世遭逢,幼经战乱兵燹,胸中有无限积郁;“词源滂沛”,是指白朴之曲造语多变,遣词丰富,拈句自如;“若大鹏之起北溟”等语则是状白曲的气势。白朴作品历来被视为绮丽婉约一派,所谓“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然这首小令却别出机杼,极饶自然朴素之趣。通篇如喷涌而出,不乏巧凿,却一丝痕迹不露,显示出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整齐的对偶句式,生动自然。“糟腌”、“醅渰”、“曲埋”六字,同一意思,用词各别,形成一组排比句式,避免了重复的感觉,同时语言简易、浅显,富于口语感。“不达”二句,将“不达”前置,便在形式上列出了一双工对的句子;夸张的修辞手法,给人以形象的启迪,平增无限机趣;虽是口语声吻,又处处合于规矩,音韵流畅而富于节奏感,读来朗朗上口。
总之,白朴此曲表述的思想是深刻的、哀痛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浅显的、达观的。构思巧妙,用心良苦,写来全不费踌躇,在绮丽婉约之外又别开生面,堪称白朴曲中珍品。
《招隐士》给人一种森然可怖,魂悸魄动的特殊感受。作者以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采用夸张、渲染的手法,极写深山荒谷的幽险和虎啸猿悲的凄厉,造成怵目惊心的艺术境界,成功地表达了渴望隐者早日归还的急切心情。通篇感情浓郁,意味深永,音节谐和,情辞悱恻动人,为后代所传诵。通过对山水、溪谷、巉岩以及奔突吼叫在深林幽谷间的虎豹熊罴的描绘,以将山水景物经过浓缩、夸张、变形处理,使自然界的飞禽走兽和真山真水变成艺术形象的方法,渲染出一种幽深、怪异、可饰的环境气氛,弥漫着郁结、悲怆、而又缠绵悱恻的情思,表现了王孙不可久留的主题思想。让人们仿佛听到一声声回荡在崖谷间“王孙兮归来!”那招魂般凄厉哀怨的呼唤。
山中景物之惊心可怖暗示朝中政治形势的复杂和淮南王处境的危险,并以淮南王喜爱的楚辞形式予以规劝,这样的揣测应该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全文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从篇首至“蟪蛄鸣兮啾啾”。主要描写为追慕桂枝芬芳(象征美德)的王孙在虎豹出没、猿猨哀鸣的深山幽壑间淹留,引起亲朋好友的焦虑与不安,并以春草、秋螀写作者萦回之思和怊怅之情。
第二部分从“坱兮轧”始至篇末,以山石之巍峨,雾岚之郁结,虎豹之奔突,林木之幽深,极力渲染山中之阴森可怕,并以离群禽兽失其类的奔走呼叫,规劝王孙之归来。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步《楚辞》之余芳,另劈别径,“衔其山川”、“猎其艳词”表达出深曲的情致和婉转怊怅的意绪。所谓“衔其山川”,指此篇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的环境描写,及其描写中运用比兴象征、气氛烘托等艺术手法,主要是从屈宋辞赋中移植、借鉴过来然后重加剪辑而别出机杼的。在对山川景物、烟岚林莽或虎豹走兽的描写,尤其将自然界经过一番浓缩、夸张、变形处理,渲染气氛,使之成为人神杂糅的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上,屈宋辞赋中早已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这可以以《九歌·山鬼》,《九章·涉江》为代表。
《山鬼》对山中之神所处幽深昧险的环境描写是:“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描写以雷声、雨声、风声、木声、猨狖鸣声,组成萧瑟而令人怵目惊心的山中夜半:“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
《涉江》对屈原独处深山幽昧环境的描写同样慑人心魄:“入溆浦余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另外,与山川景物、林深猨鸣的描绘相对应,《山鬼》中写了“独处”“山之阿”的山中女神;《涉江》中出现了“独处乎山中”的屈原自我形象。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正是以屈原作品中山川景物、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和山中人感情效应的描写为张本而发端,进一步高浓度地描写山中崖断路绝、虎豹纵横的险恶景象,然后将“攀援桂枝”的王孙置之其间的。王孙是古代对贵族子弟和一般男子的尊称。《史记·淮阴侯列传》:“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司马贞《索引》:“言王孙公子,尊之也。”这里指所招和思念的人。也有学者以为:“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王曰:吾高帝孙,亲行仁义……’称刘安为王孙,身份极为适当”(见马茂元《楚辞选》)。
在描写山川景物、环境气氛时,《招隐士》写了山石之突兀,草木之荒芜,禽兽之奔突,虫声之哀鸣。写山石的有“石嵯峨”、“溪谷崭岩”、“坱兮轧、山曲岪”、“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其中“嵯峨”、“崭岩”、“坱”、“轧”、“曲岪”、“嵚岑碕礒”、“碅磳磈硊”都是形容山高路险、崎岖曲折和荦确不平之貌。写草木的有“偃蹇连蜷兮枝相缭”、“春草生兮萋萋”、“丛薄深林兮人上栗”、“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骫。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写禽兽奔突、虫声哀鸣的有“猿狖群啸兮虎豹嗥”、“虎豹穴”、“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虎豹斗兮熊罴咆”、“蟪蛄鸣兮啾啾”等。
首二句“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以描写南方珍贵名木桂树蟠曲交柯之姿和色泽芬芳象征的君子懿德为起,而与下王孙“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相呼应,写法与《山鬼》首二句“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类似,均首句出现贞洁芬芳的抒情形象,次句进一步修饰。其中树生“山之幽”,与人在“山之阿”句式亦相同。王孙滞留山中的原因是“攀援桂树”(追慕圣贤之德),与《涉江》中屈原“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表白相近。不同的是,《招隐士》改变了《山鬼》中的抒情气氛和《涉江》环境描写中的愁苦色彩,亟写山中景象之险恶。《山鬼》的环境描写,是为了表现山中女神“怨公子兮怅忘归”的情愫,《涉江》的环境描写,是为了抒发屈原“济乎江湘”的悲戚;而《招隐士》中的王孙,仅仅是一个被召唤的对象,并没有《山鬼》和《涉江》中主人公的哀怨抒发和内心独白。这种描写,只在篇末对王孙归来的呼唤声中才化成一种感情因素,成为一种缠绵、悲凉的情绪充塞读者心间而驱之不去。
在“猎其艳词”方面,《招隐士》中叠字的运用亦引人注目。《楚辞》中多用叠字,《山鬼》中即以“云容容”、“杳冥冥”、“石磊磊”、“葛蔓蔓”、“雷填填”、“雨冥冥”、“猨啾啾”、“风飒飒”、“木萧萧”,渲染烘托出失恋女神愁思百结、孤独无依的寂寞情怀和悲秋意绪。顾炎武《日知录》说:“诗用叠字最难”,“宋玉《九辩》‘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苃苃兮,右苍龙之跃跃。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轲之锵锵兮,后辎车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连用十一叠字,后人辞赋,亦罕及之者。”淮南小山即吸取了屈、宋诗篇中善用叠字的修辞手法,在《招隐士》中用了“啾啾”、“萋萋”、“峨峨”、“凄凄”、“漎漎”等叠字,并以“春草萋萋”、“蟪蛄鸣啾啾”暗示时间变化,表明对王孙一去不归的哀叹;其中运用屈宋诗篇中回环复沓的节奏,铿锵而又有时急促音调上的处理。对“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的复迭,以及“虎豹嗥”、“虎豹穴”、“虎豹斗”复迭整齐中的变化;诗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八字句式奇妙地交错运用,遂使《招隐士》“音节局度,浏亮昂激”。
除此而外,《招隐士》所以有别于东方朔、王褒、刘向、扬雄等人的拟骚之作而独秀其类,嗣音屈宋,取得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还因为它在思想主题、篇章结构表现上的单纯、提炼和集中。在主题上,《招隐士》删去了一切可能会冲淡主题的枝蔓。诗中既没有明确地写招唤者为什么要劝王孙归来,也没有说明王孙与招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更没有让王孙去作志行高洁的自我披露和内心独白——作者根本没有让王孙开口说话,王孙在诗中,如前所述,只是一个被召唤者日夜思念的攀援桂枝的高洁形象。全诗的思想主题仅是一句咏叹调般单纯、明朗、集中的呼唤——“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千年以来,一直回荡在人们的心里。
“大汉无中策,匈奴犯渭桥”此诗一开篇借用汉武帝历史典故、借汉喻唐的修辞手法,以铺叙方式描绘出一幅大汉无中策、匈奴侵犯入境的景致,加倍形容战况非常危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无中策”、“犯渭桥”起烘托气氛之意,点明题旨,升华主题,为下文作铺垫。
“五原秋草绿,胡马一何骄”紧扣上文,主要介绍战况相当危急,战事一触即发,讲述匈奴驻扎离长安不远的五原,以“秋草绿”“一何骄”突显匈奴趁草茂马壮之时侵犯中原,直逼都城长安。
“命将征西极,横行阴山侧”描绘一幅战将们受命西征、报家为国的壮丽景致,明写汉军战将西征,横行阴山,实则写贞观三、四年间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出征平定突厥离叛之事。
“燕支落汉家,妇女无华色”借用汉使骠骑将军的典故,写汉军征途所向无前,恃勇锐冲锋出战,大败匈奴军,让匈奴人叫苦连天,暗寓出诗人歌颂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突厥离叛的煌煌武功,与此同时,以借古鉴今为警戒,提醒唐玄宗要重视边防。
“转战渡黄河,休兵乐事多”讲述汉军渡黄河、临瀚海、战胜休兵后,胡汉人民处处平安无事,突显出战争残酷与和平民安的鲜明对比,抒发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
“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描绘出一幅平息匈奴侵犯、百姓安乐如瀚海无波的景致,而“萧条”、“清”、“寂”、“无波”点染出边塞秋景,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萧煞悲凉之意,起到照应上文,着重渲染出诗题“塞”,渲染气氛,制造声势。“犯渭桥”、”“征西极”、“乐事多”,是全诗的脉络。
此诗声声实在,句句真情。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迅猛阔大的气势,又充溢着边塞秋景萧煞悲凉之意,表达出诗人对唐太宗委任李靖等名将平定匈奴离叛的祝颂之意,也表现出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虑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