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的首联从远景落笔，写出雪后天空晴朗，烟云散尽，残雪中高高耸立的山峰更显苍翠；颔联则是从另一角度对雪中泰山加以描绘；颈联用夸张的手法极力渲染泰山之巍峨；尾联是诗人面对如此壮观景致发出的感叹。此诗与杜甫《望岳》一样，句句写“望岱岳”，却终篇不直接点出一“望”字，而以景物本身暗示其“望岱岳”之意。全诗意境之寥阔，体势之雄浑，直可继杜甫《望岳》。
“碧海烟归尽，晴峰雪半残。”采用对偶句式，写远望岱岳所见晴雪之景。首句中“碧海”乃是借喻“青天”，实为“碧海青天”之意；“烟归尽”则是比喻冬云阴霾已消散无余。这句先描写岱岳上空青碧之天色，寓有雪霁云散之意。然后再写以“碧海青天”为背景的“雪中岱岳”之整体风貌。“雪半残”描绘岱岳之上半端被积雪所覆盖之状。积雪的岱岳直插入青碧似海的苍天之中，峻拔突兀，而且银碧相映，明丽耀眼；令人胸襟亦为之开张，油然而生一种崇高之感。
颔联则承接“晴峰”之意，再写近望岱岳之局部形象。诗人选取的是具有典型性的“冰泉”与“云路”两种意象。前句写岱岳之泉水已结成百丈冰，垂悬于众多山壑的崖壁上，以显示雪中岱岳之严寒冷峻；后句写山路上云气浓密，千折百回，又显示岱岳之险峻高远。而“冰泉”向下“悬”，“云路”朝上旋。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则写出诗人“望岱岳”时视线的移动，其中自有诗人为此奇观惊叹不已之意。
颈联一转，又专写遥望岱岳积雪之感受。前两联重在写山，首联虽亦提到“雪半残”，但仍属写山之外观，而非单纯写雪。此联则纯是写雪景。诗人从纵横两个角度表现雪之“自”与“寒”，视野开阔，境界深远。此乃想象之辞，而非实景（因为此时天已“晴”）；“燕齐白”从横向角度写泰山之雪使“燕齐”之地都映衬得白茫茫，此极雪泰山降雪之大。后一句则写积雪在晴日下之反光，使天与地皆寒光耀眼，寒气逼人，这是从纵向角度写雪“光”之强。“光”而“寒”，又是通感手法的运用。
如果说上三联基本上是实写之景，那么尾联则纯然是虚摹之景：“秦碑凌绝壁，杖策好谁看？”“秦碑”乃泰山一古迹，而“凌绝壁”指秦碑立于泰山绝壁之上，由此可见“秦碑”非诗人于山下所能望见。此时诗人遥想是否有人如杜甫一样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攀上积雪的泰山之绝顶而登高四望。诗人设问句抒发此意，其中流露出诗人自己欲登山极望之情。
这首诗，处处从大处着笔，无论是“晴峰”“冰泉”“云路”乃至“光”“影”，都给人以巨大之感，全诗成功地展示了泰山的雄姿，在众多咏岱诗中可谓别具一格。
诗人在秋夜行舟于耒阳溪上。清幽的溪山景色，触动诗人的情怀，由此产生淡淡的旅愁。与《浈阳峡》相比较，诗人更着意融情入景。全诗几乎句句写景，结尾才以一个“愁”字，画龙点睛般点出题旨。但诗中的明月、溪声、岚气、霜华、猿啼，无不浸透着诗人的愁情。可以说，情与景高度融合，浑然一体，构成清幽的意境。张九龄这几首山水诗，写景状物精细工丽，侧重于客观的刻画，由景物触发的情思没有借直接倾诉和议论表达，而是融情于景。情景契合，在艺术技巧上，受谢灵运影响的痕迹较重，显示了六朝山水诗向盛唐山水诗过渡的迹象。
从写景的角度来看，这首《耒阳溪夜行》，体现了陶渊明对张九龄的影响。张九龄一生积极入世，他没有田园隐居的闲情逸致。但他却吸取了陶渊明田园诗对景物的描绘求神似而不拘泥形似，重意轻象、尚浑整不尚工细的艺术表现手法，将它们运用到山水诗的创作中。这首诗对明月、岭树、溪声、岚气、霜华，猿声的描绘，只以简练的笔触，轻淡地点染，并未作具体、细致、逼真的刻画，色彩也是淡淡的，却产生了高度传神达意的艺术效果。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留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虽尤物不足留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病，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留物挫志”（《天地》），“不留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留物易其性”（《骈拇》），“弃身留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留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留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留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留“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留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留悦人而不足留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留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留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留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留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留物损身，留物伤性，所留“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留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留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留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留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留寓意于物，而不可留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