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在公元1178年秋天，他从四川回到了阔别了九年的故乡绍兴。（陆游生于公元1125年）这时候的陆游已经五十三岁了。九年间，对我们现代人来说，环境的变化会很大，人的变化相对说来不会太大。但是对当时的陆游所处的时代来说，环境的变化相对要小些，而人事的变化会比较的大。作者这首词当是返乡之后所作。
故土久别重回，使词人产生对故乡的陌生感。上片，作者从久别重回故土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下片由时事变迁，年老体衰，但词人报国的“壮志”初衷未改，表现了词人不甘“溪友为伴”、老骥伏枥的豪情壮志。
起句“孤鹤归来（飞），再过辽天，换尽旧人”：辽东化鹤归来，老成凋谢，少者成长，使词人深切地感到人生无常。“孤鹤归来”：典故出自晋朝陶潜《搜神后记》，书中载，有个名字叫丁令威的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学成后化鹤归辽东，停在城门华表柱上，目注家乡物是人非，叹道：“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词人时隔九年重新回归故里，眼见故里的老人谢世，新人成长，“换尽旧人”，恍如隔世。一个“尽”字，表明了作者些许哀伤、些许无奈。这“哀伤”和“无奈”从下面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念累累枯冢，茫茫梦境”，这一处处的荒凉的坟墓中躺着的人啊，曾经在生前有过多少美梦，现在都随着他们的离世而断绝了。“念”在此处表达了词人的联想。有着词人对逝者的怀念和惋惜，有着对的世事不公的愤懑，有着对人生短暂的叹息！“王侯蝼蚁，毕竟成尘”，王侯：大人物；蝼蚁：蝼蛄与蚂蚁，指微小生物，这里比喻地位低微的人。杜甫《谒文公上方》诗有：“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虚。”词人面对“累累枯冢”告诉人们：在岁月面前，无论王公贵戚，平面百姓一律平等，最终都将化为尘土。这一切感想，作者是经过了宦海的多次沉浮，对生命价值的深切反思和沉重感悟。
“载酒园林，寻花巷陌，当日何曾轻负春”，“载酒”：携带着美酒。巷陌：街坊，这里指烟花巷。词人在感叹人生短暂的同时，脑海中又很自然地浮现出了过去美好生活的一个个回忆：他曾经携带着美酒，来到春色满园的林园中，对酒赏景；青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在春意昂然中寻花问柳，没有辜负了大好的春光和自己的青春年华。
但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那毕竟是过去了的绮梦，老境来临，沈腰潘鬓消磨，是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当时已经五十三岁了的陆游不能不让人叹息。“流年改，叹围腰带剩，点鬓霜新。”流年：流去的岁月，指光阴。围腰带剩：喻人老病，《南史·沈约传》：“（约）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点鬓霜新：双鬓花白。光阴流得很快，现在我已经人瘦弱衰老了，双鬓已经花白了。承接上句，词人由衷地发出了日月如梭，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感叹。
上片写自己回到故乡，就像当年的丁令威回到辽东一样，见到的是物是人非。自己曾经的亲朋故交许多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看着一座座坟墓，想到与他们生前的交往，令人深感世事无常，人生如梦。“载酒”三句是回忆，当年自己也曾载酒寻花，在园林巷陌之中留下足迹，并不曾辜负那上天赐予的大好春光。“流年改”一转，跌落现实，可如今时光流逝，自己也身体憔悴，两鬓斑白了，可是功业依然无成。
下片写了许多自慰语和旷达语，以掩饰心中的惆怅。“交亲散落如云，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交亲”：知交和亲友。知交和亲友象流云一般地飘散了。这里作者将人事的变换比作流云，因为云的变幻极快，所谓“风云变幻”，亲友都流散了，死的死，走的走。而今未曾料到的只剩下孤身单影，自己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又岂料、而今余此身”，与词的上片，“换尽旧人”相对应。故乡已经换尽旧人，惟有我未换，累累枯冢我还尚存人间。孑然一身回故乡，眼见亲友故交消亡了，面对累累枯冢，一种莫名的悲凉，怅惘之情，从词人心中油然而起，但作者还是极力安慰自己，“幸眼明身健，茶甘饭软”：幸好，我现在眼睛还算看得见，瘦弱的身体还算健康，品茶也能够知道茶的甘甜，吃饭也还能够嚼烂。这是标准的阿Q式的表白。紧接着这是阿Q式的无可奈何的自我标榜，词人又以“非惟我老，更有人贫”为宽慰自己：不要以为自己老迈了，还有许多的穷人活的比我更累呢。对陆游来说，作为一个离职的官宦，家在有佣仆使女，一般的家务琐事无须他处理，而故乡的穷人就不同了。
所以，词人特地将“更有人贫”提出来，这也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吧。作者曾在《书喜》诗中写道：“眼明身健何妨老，饭白茶甘不觉贫”。这与此处的“幸眼明身健”四句的用词相同。作者万里西归，为什么还总是那样戚戚不欢，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用自慰来解脱呢？紧接着，作者作了回答：“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原来陆游一生为官，志在恢复祖国的大好河山，希望自己能为祖国抗击金人的入侵而作出贡献，他在不久，也是在故乡的山阴写下一篇《诉衷情》，全词是如下：“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陆游出生的第二年，北宋便为金人所灭。
陆游青壮年时期一心向往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四十八岁那年他曾经到西北前线南郑（今陕西汉中），在川陕宣抚使王炎公署里参与军事活动。但是因为朝廷缺乏坚持北伐收复河山一贯的思想，主和苟安，所以他的满腹壮志和愿望只能变成满腔忧愤。他还在《夜读兵书》中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平身万里心，执戈王前驱”。但是一切的努力后来眼看都化作了泡影，“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陆游在词中虽然一再自慰，但是，从他“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是无法宁静的。他在朝为官的时候，为了抗金大业，放言直陈己志，却屡屡遭到朝廷公侯的排挤，屈居下僚。危机虽然侥幸躲过，然而壮志已经消残。
“短艇湖中闲采蒪”蒪（chun）：水生植物名，又名水葵，可作羹。陆游在《寒夜移疾》诗中自注说：“湘湖在萧山县，产蒪绝美。”在“躲尽危机、消残壮志”、回到家乡的日子里，乘着小舟，在湖中悠闲地采蒪。这里，陆游的采蒪和其它人的采蒪有着不同之处，词人并不缺乏美味的菜肴，他采蒪主要还是在表现他的无奈，他的消磨时日。或者说他是去感受一下下湖采蒪的乐趣。当然，自己采来自己尝鲜，也不乏美妙之处。
结尾：“吾何恨，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我还有什么可以有遗恨的呢？现在我与渔翁饮酒同醉，与小溪旁的农民结为邻居，我感到这一切很满足了。这样的生活真得能让词人满足了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词中“吾何恨”三字透露了词人心中的不满。既然没有“恨”，又何必问。既然问了就应该是有恨。如果无恨，这问就显得无理；如果有恨，又是恨什么呢？词人没有回答，应该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就更让人感到陆游有的是让他痛苦难耐的恨。
我们从直到他临死时候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陆游的恨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恨。这是陆游之所以千百年来成为后人无可遗忘的诗人、词人的重要原因。这也成为他的诗词让我们百颂不厌的重要原因！他的这种爱国主义情操是一以贯之的。他渴望沦陷区的收复和国家的统一的思想，这正是他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这样不说出来的恨，就更加使词人和读者痛苦难耐了。
七夕是中国传统节令之一，相传在七夕的晚上牛郎织女一年相会一次。据《荆楚岁时记》记载，这天晚上，妇女们纷纷以彩色线穿七孔针，于庭院中陈列瓜果乞巧。民俗流风所及，七夕也成为六朝诗人咏歌的热点。除了歌唱牛郎织女外，“七夕穿针”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如梁简文帝萧纲诗“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刘遵诗“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柳恽的《七夕穿针》，虽然题材也是传统的闺怨，但比起前面各家来，诗的内容更加丰富，意境也开拓得较深。
诗歌发端“代马秋不归，缁纨无复绪”，且不提七夕穿针，而先说明丈夫从军代地（今河北、山西北部），妻子独处闺中，各色衣裳，无心料理。然而瞬间已到七夕，须为丈夫打点冬装，于是归结七夕穿针这一诗题：“迎寒理衣缝，映月抽纤缕。”旧注引《周礼·春官》中“中秋夜，击土鼓、吹豳诗以迎寒”解释“迎寒”，似乎牵强。这两句诗使用修辞中的“互文格”，即“映月迎寒，抽纤缕理衣缝”，在月光下迎夜凉、穿针孔、缝衣衫。单纯的穿针娱乐变为实际的裁衣寄远，于是民俗与社会问题浑融浃洽，天衣无缝。下文便描写女主人公飞针走线时的容貌神情。“的皪寒睇光，连娟思眉聚。”的皪，光亮鲜明。连娟，纤细弯曲。眼波媚丽，奈何凝寒远望；眉山春妍，只是紧蹙不舒。全无佳节兴致，更添独居抑郁。这是人物的正面描写。接着诗人再从侧面对环境进行渲染：“清露下罗衣，秋风吹玉柱。”玉柱，这里代指筝瑟等乐器。罗衣沾露，只为伫立已久，可见时已夜深。秋风拂弦，可见心绪撩乱，置琴不顾。清露点点，微响悠悠，两句勾勒出一片凄清氛围，蕴含着恍惚失神的人物形象。结尾转到人物心理：“流阴稍已多，馀光亦难取。”一夜光阴大半流逝。残夜馀光欲留无计。寥寥十字，辞约义丰，既是慨叹牛郎织女欢会短暂；又是自伤良宵虚度，比之牛郎织女，尤为不及。这两句将节日与日常生活收束合一，将人生感慨与神话传说收束合一，将世间凡人与天上星宿收束合一。神韵超远悠渺，耐人寻味。
此诗的人物描写，堪称细腻。随着时光的推移，由夜晚到中宵再到残夜，或是穿针缝衣的举止，或是颦眉含寒的神情外貌，或写幽清环境，或状嗟伤心绪，移步换形，内涵充实。从而使整首诗歌也显得清隽雅丽，卓然出群。正如清人陈祚明所说的，“柳吴兴诗如月华既圆，云散相映，光气满足。”（《采菽堂古诗选》卷二十五）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记述了韦使君修建新堂的过程和前后的深刻变化，赞颂了他居高望远，顺应民情，铲除残暴，废除贪污，保护贤良和富民的政策。这些过誉之词实则表现了柳宗元对如何作好一方官员的看法，寓示了在被贬谪的困苦中他仍然坚持政治改革的主张和理想，表现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本文先由反面设喻，导入本题；中段重在写景，末段重在颂人。写景详明，处处为下文伏笔；颂人汩汩涛涛，层层推进，句句与上文呼应，前后浑为一体。文章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文中穿插赋体（骈散互见），极力铺陈，着力渲染，文如行云流水，辞采清丽，画面鲜明，语言洒脱，音韵优美，确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散文。金圣叹评论此文：“奇特在起笔，斗地作二反一落，如槎桠怪树，不是常观”。论议部分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政治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文如其人，作者本人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文章分为三段。在第一段中，作者间接表述了对永州奇异风光的深刻印象。生长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柳宗元，认为在城郊之中很难出现那种峭壁深谷的奇异景观，如果用人工修造出来，则“疲极人力”。大概柳氏在长安见过这样的人工胜景，而深知其耗费之巨。永州的奇景，自然而成，令他感叹，“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这个起段，是全篇拓展文意的基础。段中的几个短句，如：“辇山石，沟涧壑，陵之险阻，疲极人力”，读来简洁精炼，表现出作者运用文字的工力。
下一段，作者简略描摹出永州州治所在的自然景观：“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
唐朝时的永州，辖地包括了现在湘、桂两省的交界地区，为零陵（约当今湖南零陵、东安）、祁阳（约当今湖南祁阳、祁东）、湘源（约当今广西湘源）三个县。永州府所在地是零陵，正在九嶷山西北麓。这一带是丘陵山区，气候温和湿润，唐朝时尚是人烟稀少、荒凉冷僻的未开化地区，草石相杂，水土交融，虫兽盘桓，自然景色十分秀丽。但当时之人似乎不欣赏过份天然的去处，厌其杂乱无章，草木横生。柳氏的评价，反映了这种审美观：“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茂盛的树木中有恶木，绚丽的花草中有毒花，好坏杂居，善恶难分，实在不是一个清新洁净的去处。在这里，柳宗元的写景包含了更深的含意，暗示了他对朝政的贬斥和人生爱憎之情，是画龙点晴之笔。新来的刺史韦公对“新堂”之地的价值幸而有鉴赏力，“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从这里开始，新堂才被开发出来。韦公不仅有认识，更有行动，动员人力进行修葺，按照人的审美观改善环境，使自然景观焕然一新，悦目怡人。于是“清浊辨质，美恶异位”。尽管唐朝的改革者均罹不幸，命运多舛，但柳宗元对他的政治抱负始终怀有美好的向往和实现的愿望。所以，文中此处借“新堂”的“清浊美恶”，憧憬着改革派的政治理想。治理后的“新堂”，柳氏作了一番描写：
“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谯门之外。”全段的叙写，恰当地运用拟人、比喻的写景手法，先由内及外，再由近及远，把一处风光佳景的新意表达得恰成气象。文字短促而有力，概括了柳宗元的语言风格。
以上两段，先是喟叹自然美的鬼斧神工，又对自然美的不合谐产生疑问，由物及世，由物及人，可见下笔之前成竹在胸，先扬而后抑，复而别开洞天，表达了柳宗元写景的真实寓意。
最末一段，柳宗元别出机抒，从韦公身上引出联想，夹叙夹议，抒发他的善政益民的封建吏治思想：“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
柳宗元在这里所用的反诘句，可知文章虽是写“新堂”，但不全为写“新堂”。四个反诘句的排比，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全文立意的点晴之笔，它突然而来又待机已久，与前面文字有着密切关联。柳氏认为韦公治理“新堂”，足以反映韦公的远大志向，所谓“视其细知其大也”，事情虽细微，却反映出一个人的人格操品之大节。“美、仁、清、廉”都是封建道德的核心思想，柳宗元把“新堂”的景观和韦公的吏治最终联贯到这些思想上来，期望以此为“二千石楷法”。明确地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寄望。
《麦秀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诗。在此之前，据传夏启曾作有《九辨》《九问》，其词早已失传，夏商之际有《刺奢篇》，但作者已失考。
《麦秀歌》是富于感情而为血和泪的文学，它抒发了作者对殷纣王不听劝谏反而加害忠良的痛苦、愤懑心情。“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麦子吐穗，禾黍茁壮，本是一番喜人的丰收景象。然而，对于亡国之人，感念故国的覆灭，心头自别有一种滋味。这种可贵的故土情愫，曾引起历代无数仁人志士的深切共鸣。晋文学家向秀《思旧赋》谓：“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宋文学家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一云：“黍离麦秀从来事，且置兴亡近酒缸。”后人常以“麦秀”、“黍离”并举，寄托深切的亡国之痛。
殷纣王暴虐无道，箕子苦谏不听，导致殷商灭亡。箕子目睹殷商宫室化为一片废墟，悲从中来，此诗是他故国情思的自然流溢。“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纣王的拒谏，致使殷商亡国，这悲恸永远成为诗人心头的创伤。他悲戚、愤懑、忧虑，可谓百感交集。
此诗语言朴实生动，其艺术手法对后代诗歌具有相当的影响，比如以“兴”发端（麦秀渐渐，禾黍油油），重章叠字的运用等，在后世民歌中得到了发展，其假借男女私情而抒发政治怀抱，到战国时屈原的诗歌里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诗中叠字“渐渐”“油油”的运用，语气词“兮”的安置，形成一种音律美，达到声情相生的完美境地，显出与《诗经》一脉相承的艺术特征。尤其是末两句“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声口、措辞乃至句式都与《国风·郑风·狡童》“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极其相似。可见先秦诗歌在诗的意境和形式上有一种内在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