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通过对乘船东行,河两岸上原野落花缤纷,随风飞舞等景物的描述,表达了诗人这次远行,非常轻松畅快,心旷神怡。
全诗写坐船行进于襄邑水路的情景。首句写两岸飞花,一望通红,把作者所坐的船都照红了。用“红”字形容“飞花”的颜色,这是“显色字”,诗中常用;但这里却用得很别致。花是“红”的,这是本色;船本不红,被花照“红”,这是染色。作者不说“飞花”红而说飞花“照船红”,于染色中见本色,则“两岸”与“船”,都被“红”光所笼罩。
次句也写了颜色:“榆堤”,是长满榆树的堤岸;“飞花两岸”,表明是春末夏初季节,两岸榆树,自然是一派新绿。只说“榆堤”而绿色已暗寓其中,这叫“隐色字”。与首句配合,红绿映衬,色彩何等明丽!次句的重点还在写“风”。“百里”是说路长,“半日”是说时短,在明丽的景色中行进的小“船”只用“半日”时间就把“百里榆堤”抛在后面,表明那“风”是顺风。作者只用七个字既表现了绿榆夹岸的美景,又从路长与时短的对比中突出地赞美了一路顺风,而船中人的喜悦心情,也洋溢于字里行间。
古人行船,最怕逆风。作者既遇顺风,便安心地“卧”在船上欣赏一路风光:看两岸,飞花、榆堤,不断后移;看天上的“云”,却并未随之而动。作者明知船行甚速,如果天上的“云”真的不动,那么在“卧看”之时就应像“榆堤”那样不断后移。于是,作者恍然大悟:原来天上的云和自己一样朝东方前进。
作者坐小船赶路,最关心的是风向、风速。这首小诗,通篇都贯串一个“风”字。全诗以“飞花”领起,一开头便写“风”。如果没有“风”,“花”就不会“飞”。次句出“风”字,写既是顺风,风速又大。三、四两句,通过仰卧看云表现闲适心情,妙在通过看云的感受在第二句描写的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既遇顺风、风速又大,而作者的闲适之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表现。应该看到,三、四两句也写“风”,如果不是既遇顺风、风速又大,那么天上的云便不会与船同步前进,移动得如此迅疾。以“卧看满天云不动”的错觉反衬“云与我俱东”的实际,获得了出人意外的艺术效果。
南宋淳熙十一年(1184年),稼轩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的罪名,罢居上饶已经将近三年了。所以词中处处把李之入任,与己之罢闲,双双对照写来,一喜一忧,缠绵悱恻,寄意遥深,感人心肺。
起两句,“蜀道登天,一杯送绣衣行客”。点出李之入蜀与己之送行,双双入题,显得情亲意挚,依依难舍。“登天”虽借用李白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其实却暗含此行之艰难;虽是王命,何尝又不是小人的挟嫌排挤,有如远谪?所以他这阕词写的极其沉郁,这开头无异已定下了全词的基调。“一杯”,何其简慢;看似淡语,然而却是至情的无间;流露出君子之交,一杯薄酒足矣。没有华筵歌妓,也没有清客的捧场;只有两个知心的朋友一杯相对,则这“一杯”二字,不仅写出了友情之深,亦且写尽了世态之薄。笔墨之力量如此,则这“一杯”也就不少了。
“绣衣”,是对“提刑”的美称。汉武帝时,派使者衣绣衣巡视天下,操有生杀之大权,称为绣衣直指。李正之提点刑狱公事,也负有司法和监察的任务,所以稼轩也借以称他为“绣衣使者”。
三、四句:“还自叹、中年多病,不堪离别。”点出“中年”,是时稼轩45岁,正是“不惑之年”,大有作为的时候。然而“多病”,这一“病”字,包含就多了,更何况“多病”。稼轩正当中年,而一放就是三年。又正是祖国被侵占的时候,自己又有才能去驱除外侮,却非要闲置如此,内忧外患,不能不“病”。所以他才用“还自叹”三字领起下面两种难堪:已是自己闲置生愁,怎当堪用的同志又遭远调,离开了中央,这一来抗战派淘汰将尽矣。所以这种离别,不止友情,更关系国家的命运,才是最大的痛楚。
五、六两句,按词律要求,是要用律句的对仗格式。他巧妙地安上了诸葛亮的《出师表》和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都是关于蜀的故事。切题已难,而寓意得妙更难。他却举重若轻,正是有一肚子的学问。“还北看惊”者,是还北方的大好河山,沦入异族之手,正应当像诸葛亮请求出师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着一“惊”字,有三层意思:惊山河之破碎;惊投降派的阻挠;以至惭愧得都怕(惊)读诸葛亮的《出师表》了。然而却反其“道”而行之,让李正之去西南的巴蜀“更草相如檄”。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唐蒙使路通夜郎西僰中,发巴蜀吏卒……万余人,用兴法诛其渠帅,巴蜀民大惊恐。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这里着一“更”字,透露出了不出师还北之恨未已,而又要被强迫到西南去镇压人民。恨上加恨,这个“更”字把一个南宋小朝廷的那种对敌和,对己狠的心态暴露无遗。下字非常生动而有力。
七、八两句,“把功名收拾付君侯,如椽笔”。正是双方的小结。自己废置无聊,而李又任非其所。而“把功名收拾付君侯”的,是因为他毕竟还是有土有责的,和稼轩自己只能耕种以自适的“稼轩居士”不同,终究还是可以期望以“功名”的。然而稼轩之所以期望于李的功名,不是铁马金戈,不是临刑的鬼头刀,而是如椽之笔!因为李正之是提刑,他那红笔一勾,是要人命的,虽不能法外开恩,也要慎之又慎。所谓“况钟之笔,三起三落”。在这六年前,稼轩也曾有过“按察之权”,而他当时却向皇帝上过《论盗贼札子》,他就曾非常精辟地说过剿“贼”之害。他说:“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今年剿除,明年扫荡,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损则折,臣不胜忧国之心,实有私忧过计者。欲望陛下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弭盗之术,无恃其有平盗之兵也。”用笔,即亦“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能如此,那于国于民也就算是功名了。言来令人欲泪。
过拍起首四句:“儿女泪,君休滴。荆楚路,吾能说”。“儿女泪”是用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末二句:“无为在岐路,儿女共沾巾”之意。“能”,这里读去声,宁可的意思。这里是说:与其有作儿女哭泣的时间,倒不如听我说一说你要去的荆楚这一路的风光吧?以此换头,过度到下阕,一荡上阕愁闷的情绪。用“要新诗准备”贯串“庐山色”、“赤壁浪”、“铜堤月”。不过这看似闲情逸趣,何等潇洒。其实这正是上阕的“表”与“檄”的内含。下阕怜南,也正是上阕的思北。“荆楚路”这一带是没有被敌人占领的,如此美景,宜爱宜惜。爱,就要珍重它;惜,就要保护它。特别作为北方的游子,当提到这些南方的美景时,不能不有一些思乡的酸楚夹杂于胸中。总之,只因是一个分为两片的祖国横亘在胸中,所谓“新诗”,当也是长歌之恸。以此相勉,是轻松的调侃,其实正是痛心的变异。以此寄人,不仅见趣,亦且见志。多么委宛而深厚有致。
最后点明时间。李正之是十一月入蜀的,所以他说“正梅花万里雪深时,须相忆!”是彼此双方的互勉,仍以双双作结。
这一段看似白描,似乎没有多少深意。其实如果联系历史背景,是仍然可以感到话外之音的。“正梅花万里雪深”,“梅花”是他们,又是传递消息的暗示。所谓“折梅逢驿使,送与陇头人”。“万里雪深”是写彼此的间隔,也是彼此的处境。所以是地理的,也是心理的。但不论地理的或心理的,造成可以间隔而寂寞的,终归是政治的原因。是投降派对于他们的打击。那么,在这样个废弃与远戍的道路上,他形象地即情即景,用“万里雪深”,彼此的一切,俱足以包之了。而要相互勉励莫相忘并不断传递消息的,那当然是人,所以“须相忆”是彼此的。既是人,又是事。而这人事,正是他们“志”的结集,所“须相忆”者,仍是祖国恢复之大业。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即抗战派在被迫流离失所时,仍在呼喊着团结。甚至可以说,通篇都是在告诫着不要忘了抗战的事业。这样分析是有心理依据的。在共同斗争中因失利而不得不分手的战友,临岐执手勉励莫相忘时,他们思想里起作用的第一要素应是斗争失利的耻辱与磨砺以须的豪情。
战友在一起当然比分散开好。他知道,投降派又何尝不知道。以是他们之间的“离别”就成为“不堪”的了。“不堪”二字,伤心之至:已不成军,不堪遣散。通篇都是对于抗战事业的悼念与惋惜。甚至连那一滴儿女泪,也要他收起,这样的心肠,要以江山为念,真正是情深意厚。
此曲辛辣嘲讽元朝末年世风混浊、官场黑暗,可谓入木三分。作者揭露金钱在主宰着人,锈蚀着人的良心,世道像一盆面糊,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即便纯洁的人掉进这盆里也必然同流合污。作文章的不过为了谋取钱财,有钱财的人并不把文章放眼里;守规矩的人家为了挣钱,竟让女儿卖身;清廉的官吏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只得装糊涂,因为在官场上越是糊涂越能坐稳自己的交椅。作者一会儿巧用比喻,一会儿直面抨击,或冷嘲,或热讽,就像针灸的高手,针针扎到元王朝吏治昏黑、社会良心泯灭、公道无存的要害上。这说明身处下僚的张可久对社会弊端持有清醒的认识,对现实强烈不满。
元散曲中的愤世、警世之作,白眼向人,不仅感情激切犀利,在语言上也往往表现出冷峻、峭严的倾向。本篇就是具有这种语言风格的名作。
前两句属同一个意思,即是说世风嫌贫爱富。一个意思分作两句说,与其说是强调,毋宁说是宣泄。诗体也有嘲骂之作,却难以脱开“温柔敦厚”的传统影响。而元曲显然不存在这样的限制,在发泄感情上自有无形的优势。
三、四两句是对“见钱亲”的财迷心窍者贪婪攫财的形象描绘。这里的“水晶环”并不表示环质的清白纯净,而是取“环”之圆、取“水晶”之滑,而满足“才沾黏便滚”的条件。“才”字、“便”字,说明了贪取的急不可耐;而“沾黏”与“滚”,又生动地表现了多多益善的聚敛形象。元杂剧中有常见的上场诗:“县官清如水,令史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也是在不动声色的前提下转出意想不到的结果。两者均从“面糊”生发,足见元人趣语的生活化特色。
“文章”等三句鼎足对,围绕社会的拜金主义,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与发挥。“文章”句是说文章本身不值钱,至多只能用来糊糊钱囤子,即只配作为金钱的仆妾。古人有“文章覆瓿”的成语,出自刘歆对扬雄《太玄》的评价:“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意谓被后人仅仅用来覆盖酱罐。作者这里许是受了“覆瓿”的启发,但“糊了盛钱囤”的含义更觉丰富。“门庭”句是说为了金钱可以不惜自败家声,甚而改门庭为妓院也在所不辞,一个“改”字,含有人心不古的感慨。而“清廉”句则针对官场而发,清廉本当是为官的本分,可当今的官场不仅不需要它充作幌子,而且索性将它塞到钱褡子里去了。这三句将物欲横流、寡廉鲜耻的社会腐败情状描绘得入木三分,是对起首两句断语的生动诠释。
“葫芦提倒稳”一语双关。“葫芦提”是元人指称糊涂的习语,如马致远《夜行船·秋思》:“葫芦提一向装呆。”“语译”即作此解。而它在此处又似可解作提着酒葫芦,与作者在《齐天乐过红衫儿·道情》中的“酒葫芦,醉模糊,也有安排我处”同意。诗人挽澜无方,回天乏术,只能借酒图醉装呆,反倒觉得稳便。这是激愤的反语,却也加重了全曲峻冷的韵味。
这支小令用了多组比喻,而比喻全取市井化的俗语,尖新严冷,带有一种散曲特有的“蒜酪味”。作者向以清词雅语为宗,本曲却一反故常,反映了散曲风格为内容服务的创作规律。
诗以清奇多姿的景语开笔,表现诗人远听太白轻雷、近看紫阁流云的归山逸趣;中间续以久滞宦途的兴叹,折为“钓竿不复把,野碓无人舂”的失意和惆怅;最后复出之以景语,留袅袅钟音于诗外。诗以山中雷鸣雨落、云烟变幻的奇观为启端,抒发了诗人对心居微官的愧悔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全诗语调慷慨豪迈调,绘景雄奇瑰丽,境界淡远,写得气魄非凡。
开始四句写雷雨景象,第一、二句写远景。诗人在白阁峰西面自己的草堂中,极目远眺,只听见轰然的雷声突然从终南山那面传来,震耳欲聋。“雷声傍太白”一句,起势突兀,巨响自天而降,震撼人心,具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接着,闪逝雷煞,大雨滂沱,笼罩着莽莽苍苍的终南山诸峰。这铺天盖地的大雨,在惊雷的衬托下,更加气势夺人。第三、四句渐次而近:终南山的雷雨正向草堂汹涌逼来,东面白阁峰上的乌云,如万马奔驰,涌向那紫阁峰上的十万长松中,乌云与松林连成一片,激起满山的虎啸龙吟。开始这四句,雷鸣、雨下、云涌,写得层次分明,又错综交织,并且与终南山和白阁、紫阁诸峰相连,造成一种雄阔无比、笼罩宇宙的恢宏气势。
接着,诗人却就此陡顿,转换笔锋。“胜概纷满目,衡门趣弥浓”。是这首诗前后过渡的关键。前一句是对风雨雷电交织而成的雄壮景色的赞叹,而后一句于赞叹之中,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它表面是在进一步渲染草堂景色之胜,而实际上,是用“衡门”与帝都长安以及右内率府兵曹参军的衙署相比,京城和衙署尽管那般堂皇,但生活却是平庸枯燥的,比不上这简陋的草堂中瞬息万变、应接不暇的景色,和那游目骋怀、无拘无束的浓郁的情趣。这里已经委婉流露出了诗人追求新鲜活泼、自由无碍的生活的思想。
由这关键性的两句,引出了诗人的深深感慨。从“幸有数亩田”到末尾,以夹叙夹议的手法,抒发了自己对区区微官的不满和向往自由闲适生活的情怀。自己本有几亩薄田,可以像二仲那样过隐居的生活;也听过“达士”规劝之语,正与诗人心相通。却错误地做了个于世无补、于己不利的区区小官,现在因假而还归草堂,看到自己满身尘俗之气,无地自容啊。如今,钓竿疏远了,舂米的碓也无人操作,想起来惆怅不已,望着那日暮时渐尽的飞鸟,只听见南溪几声悠扬的疏钟。最后两句,诗人将无限怅惘之情,融进自然景物之中,结语微妙。白天四处觅食的鸟儿,随着暮色的降临,渐渐各自找到了归宿之所,而自己还滞留宦途,在异乡飘泊。那静夜里悠扬的钟声,是警醒诗人的“暮鼓晨钟”,好像是对诗人的召唤,但同时又像是轻轻的叹息。诗人用象征、映衬手法,将不尽之意隐含在最后两句。
不仅如此,这首诗的开头和结尾还形成了一种对比,隐含着诗人的深意。开始四句极写雷雨风云来势之猛,一派动荡之势,草堂似乎难以避免暴风雨的冲涮。接着,诗人虽然没有再交待风雨,但从最后两句“惆怅飞鸟尽,南溪闻夜钟”的暗示中可以看出,显然风雨往别处去了,并没有降临草堂。诗人这种章法,动荡与宁静的强烈对比,无疑地隐含着对人生变幻无常的感慨,与“早闻达士语,偶然心相通。误徇一微官,还山愧尘容”的出处无定的伤喟,正是统一的,两者交相映发,将这种迷惘而又感伤的情怀,表现得更为婉曲而又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