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难》为乐府旧题,古辞不存。《乐府解题》说:“《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不见’为首。”《续晋阳秋》说:“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词多悲哀之音。
此诗由三个层次构成。首四句为第一层,写游子思妇,两个方面同时着笔,而以秋夜闻雁声贯串。以孤雁哀鸣写游子思妇,这是古诗中常用的手法。如曹丕《杂诗》:“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又说:“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展转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此诗颇有化用曹诗的地方,而曹诗又是从借鉴《古诗十九首·明月何皎皎》来。诗的首句以“君不见”起,是《行路难》乐府题的常格。从孤雁发于“关外”,远度“扬越”,由北而南,知此时正是深秋节令。“孤雁”一语虽已成为这类题材的凝固意念,但它对游子或思妇说来,仍是一种心理反射。而“酸嘶”与之呼应,也是从人即游子、思妇的感受说起。第三句“空城客子心肠断”,第四句“幽闺思妇气欲绝”,都从夜闻“孤雁”而来;一个“心肠断”,一个“气欲绝”,一种相思,两处相关,而雁声则为传情之物。
以下两层分写思妇、游子。第五句至第十句写思妇。思妇因怀人夜不能寐,一个人孤独地在庭前踱着步,不知不觉,已过了深夜。忽然低头看见罗衣上已结满霜华,便用衣袖轻轻拂了几下,可是仍无意回房。她抬眼望望天空,许久天上连一颗星星也看不见,这工夫却见浮云裂开一道缝隙,露出一轮满月,洒下遍地清辉。人说月圆是亲人团聚的吉兆,以前她自己也总是盼望月圆时,可是月亮一次次圆了又缺了,征人却始终未归;多少年过去了,“夜夜遥遥徒相思”。尽管如此,思妇的一片痴情终不歇。“望望”,是望了又望,望了又望,望穿双眼。此篇写思妇怀人之苦,情境、意蕴并没有什么特别。它与传统不同的地方,在于表现技巧。如《古诗十九首·孟冬寒气至》:“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愁多知夜长,仰观众星列。三五明月满,四五蟾兔缺。”其意象有某种集合性,其表情方式也基本是直接抒发,不假缘饰。此篇则有所不同。其情感则是从景物的变化及人的具体行为中见出。此种情况,以“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为特著。这样不仅形象鲜明,而且更含蓄蕴藉。第九句和第十句“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更显得情意深长。青铜镜在匣中珍藏多年,本是为待游子的归来,可是游子总不见归来,这青铜镜留在匣中就没有什么作用。青铜镜本是为照青鬓朱颜,可如今,他大约已添了白发了,于是想到寄镜。不言悲凉之意,自是悲从中来。“倩人为君除白发”,表现思妇对游子的体谅之情,细意委曲。这两句诗意紧扣上句的“情不歇”三字。
第十一句至第十四句为第三层,写游子。“行路难”三字,用乐府点题之法;重复之,加重感情的抒发。“行路难,行路难”,如一声声悲怆的叹息。以下二句是“行路难”一语的落脚点。“夜闻”“汉使度”,表明游子流落胡中。因多年羁留异国他乡不得回归故土,闻汉使而遽兴故国之悲思。结尾句著“忆长安”一语,与第二层呼应,以见出两情如一,上扣第一层闻鸿“肠断”、“气绝”。
晏几道是一位多情词人,每到一处,必然与歌妓缱绻缠绵,分手时就有相思痛苦。经历得多,品尝得深,抒发得真切强烈。这首词从某一段感情说起。曾有过三年的欢聚相恋时光,抵不住离别时几夜琴弦上传出的凄苦声调。
上片言在颍昌三年,与诸友好淡水之交,深秋时节将别,连日来沉浸在离情别绪之中。
“淡水三年欢意,危弦几夜离情”。这两句用了比兴手法,形容作者与诸女之交是淡水长情君子之交。“危弦”形容操琴激烈,几乎弦断音绝。未正面写因离别而生的惆伥,却与作者“琵琶弦上说相思”(《临江仙》)“断肠移破秦筝柱”(《蝶恋花》)同一意境。
“晓霜红叶舞归程。客情今情道,秋梦短长亭”。“晓霜”句点出离别时的节令和景物,每到秋季晓霜满地的时候,归程上总是飞舞着坠落的红叶,情今行人都是在驿道上颠沛奔波,在驿亭中魂牵梦萦。
下片叙饯别酒席上的情景与自己的离恨。
“渌酒尊前清泪,阳关叠里离声”。描绘歌女劝酒时的依恋情态。离别酒宴上的送行《阳关曲》和情人的清泪,每次相同,一次次折磨离人。“阳关”(抒发离情别意的情琴曲名)二字点出送别本意。
“少陵诗思旧才名。云鸿相约处,烟雾九重城”。“少陵”(杜甫的称号),在这里作为诗人的代称。是对当年自己的赞许,当下被生活折磨得已经没有了这精气神。云、鸿是歌伎名,晏几道好以属意者名字入词,以记其坠欢零绪之迹。尽管是分别在即,小云、小鸿还与他相约。然而她们身世漂零,俱流转入间,这相约是渺茫的,如同烟雾般可望而不可即。
全词通篇只写了过去三年的淡水之交,眼前别宴上、骊歌中的清泪和黯淡的前程,未着一字写“不舍”,字里行间却让人深切感受到对友人的深情厚意。
这是一首伤春词,写天涯倦客春日依栏怀人之情。词人漂泊遥远异地,突然看到一片春色,不禁忆起过去曾发生过的令人难忘的春梦往事,尽管已时过境迁,但衷情难忘,春梦常伴在自己的生活中。词的上片写海角春愁,下片写依栏盼音。
上片“芳草”二句写泛观南陌。“芳草”即芳春时节原野上的野草。诗人词客常以草喻离情。如李煜《清平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里是用“芳草碧色”,写春意之浓;写萋萋芳草,绿遍南野,喻春愁之深。接着“暖絮”二句,写絮飞花落,惹人愁思。“暖絮”,写杨花的轻飞,“乱红”,惜落花的飘零。这些都无力自主,均随暮春之风摆弄。这里本属“人知花”,即落花柳絮撩人春愁;而偏说“花知人”,即花絮知人春愁。这就足见词人的“春愁”,无人告慰。这样写不仅摒弃了落花柳絮引人愁的老套,而且写出物我同感的效果。“忆得”二句转入回忆,“盈盈”,美好的样子。多指人的风姿仪态。“拾翠”,指拾取翠鸟的羽毛以为首饰,后以指妇女春日嬉游的景象。“凤城”,旧时京都的别称,谓帝王所居之城,此指汴京开封。“寒食”,寒食节在清明前一二天,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因介之推抱树就焚致死,故定于此日禁火吃冷食。这两句是词人回忆往日的欢娱,写一位曾一起踏青拾翠的,风姿俏丽的女子,是多么令人羡慕;寒食清明节日,携手共赏凤城春色,又是多么令人神往。再接着“到今来”三句,写如今这一切像春梦般地烟消云散了,在遥远的异地,长期在外疲劳厌倦的客子,在忆着这恍如昨日的春梦,多么令人伤心。词情一落千丈,一下子由美好的境界,跌落到孤独惆怅的现实生活中来。
词的过片“愁旋释”四句,写“倦客”的情状。愁情刚刚释去,可又像乱麻似的织成一片愁网。眼泪才暗暗拭去,却又偷偷地流下来。“谩伫立”四句,写“倦客”的孤单。“谩”,徒也,空也。即空自倚遍危栏,向意中人所在方向凝望,尽管磨蹭到天已黄昏,但展现眼前的也只是凝贴碧空的暮云朵朵,佳人仍不见到来。“拚则”二句,“拚”,舍弃,今口语“豁着”最是此意。这两句说要拼命舍弃的均拚命舍弃了,但要忘却的却怎么也忘却不了。充分揭示了词人欲罢不能的痛苦的心情。词末“又还”两句,写“倦客”的希望。既不能忘记,便再问鱼雁传书,试着再寻佳人的消息。“鳞鸿”即鱼雁。古有鸿雁寄信、鲤鱼传书之说,常借鱼雁以代书札。
“杜陵叟,杜陵居,岁种薄田一顷余。”杜陵,地名,即汉宣帝陵,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这首新乐府诗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他世世代代以种地为业,守着一顷多的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中国文人的诗歌中,少不了风花雪月,也有的是闲情雅致,但是有意识地不但以农民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还是不多见的。在这一点上,白居易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够在诗歌中大声疾呼地为民请命,并不是想在题材上猎奇出新,而是源于他对朝廷政治前景和国计民生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视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层的群众,他们的生活过得十分悲惨,而且向来是无人过问的。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杜陵叟处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无雨,并不是指的农历三月整整一个月不下雨,而是说从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连续三个月没有下雪和下雨。据史料记载,这一年直到闰三月才下了一场像样的雨,为此,白居易还专门写了一首《贺雨》诗表达他当时喜悦的心情。在靠天吃饭的日子里,长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麦,从下种到返青就没有一滴雨水的滋润,结果还没有到秀穗的时候大多已经干黄枯死了。夏粮既然没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粮了,可是农民们万万没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场早来的霜降,却使得“杜陵叟”可怜的愿望又一次成为了泡影,地里的秋庄稼还没有成熟就都被冻死而干枯了。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农夫之困”,也是“天灾之困”。
“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长吏,泛指上级长官,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课,指古代考查官员政绩的好坏,以此作为升降的标准。原来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农夫”受了天灾,却不向上方报告灾情,而是愈发加紧横征暴敛,强行收取租税。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他以后的加官晋爵打下基础。
“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两句诗是说,“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这样不顾百姓死活的“长吏”,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仅有的几棵桑树典当出去,可是仍然不够缴纳“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赖以为生的土地卖了来纳税完粮。可是桑树典了,“薄田”卖了,到时候连“男耕女织”的本钱都没有,第二年的生计也没有办法了。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灾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本来从诗歌的一开始,他是以第三人称的面目出现的,可是写到这里,他义愤填膺,转而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树,卖了薄田,织不了布,种不上地,到时候没吃没穿,我们怎么生活啊?”这种由第三人称到第一人称的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中有这样的诗句:“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那也是站在诗中主人公同一立场的第一人称的口吻,不过,因为那首诗本来就是乐府民歌,所以不足为奇,它所表达的是劳动人民对他们这个阶级的优秀女子的由衷自豪与热爱,可白居易并不是穷苦百姓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符其实的士大夫,所以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而且这也是他能在后来接过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优良传统,发起新乐府运动的重要主观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个人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而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钩爪锯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采用了语气极为强烈的反问句式,激愤之情跃然纸上而溢于言表。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
诗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内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诗歌后半部分的一开始,苦不堪言的“农夫”的命运似乎出现了一丝转机,“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放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白麻纸,古时诏书用白纸颁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间(唐高宗上元年间),因为白纸容易被虫蛀蚀,所以一律改用麻纸。放德音,宣布恩诏,即下文所言减免赋税的诏令。京畿,古时称国都周围的地区。杜陵所在地属国都长安的郊区。白居易在诗里只说了“不知何人”,其实这位关心民生疾苦、视民如子的“何人”,根据史料记载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书宪宗,痛陈灾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动了恻隐之心,大笔一挥,居然免去了京城灾区当年的赋税。读者看到这里,也会为颗粒无收的“杜陵叟”的命运松了一口气。可是令作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不过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税是否出于真心,但是官吏却是绝不肯照章办事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绩就要受到影响,他们的官路也会不再亨通。所以,他们自有一套阳奉阴违的“锦囊妙计”,那就是拖延不办,对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里胥是乡镇中的低级官吏;这里的“榜”是张贴的意思。皇帝的免税诏书才刚刚由那班“里胥”们神气活现地公布到家家户户,可这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了,因为“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绝大多数人家都“典桑卖地”,纳完租税之后,才将已经成为“一纸空文”的“尺牒”在乡村中张贴公布,这已经没有意义了。“里胥”们原本是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欺上瞒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实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气,朋比为奸。白居易对此心知肚明,吃苦的还是那些无依无靠的贫苦百姓。他们一苦天灾,二苦黑官,这正是“苛政猛于虎”。
这首诗体现了作者视民如子的情怀,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作者在《轻肥》诗中曾一针见血地控诉“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这首《杜陵叟》中,他更写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在义愤填膺地写下上述的控诉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封建社会那人吃人的凶残野蛮的社会本质。事实上,每当灾荒严重之际,由皇帝下诏蠲免租税,而地方官照样加紧盘剥勒索,不过是封建社会经常上演的双簧戏而已。宋代诗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后催租行》中提到:“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说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诏书用黄纸写,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纸写,在封建社会中,能够对这种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双簧戏进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