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为相思怀人之词,是词人晚年退隐苏州期间所作。此词通过对暮春景色的描写,抒发作者所感到的“闲愁”。上片写路遇佳人而不知所往的怅惘情景,也含蓄地流露其沉沦下僚、怀才不遇的感慨;下片写因思慕而引起的无限愁思,表现了幽居寂寞积郁难抒之情绪。全词虚写相思之情,实抒悒悒不得志的“闲愁”,立意新奇,想象丰富,历来广为传诵。
上片写偶遇佳丽生起眷慕相思和无缘相见的惆怅之情。“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写美人走路的姿态,出自曹植《洛神赋》中的诗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只见她迈着轻盈的步伐,姗姗地走过横塘的道路,我一路目送她飘然远去,从一片芳尘之中追寻她的踪迹。“锦瑟华年谁与度”谓曰这锦绣年华可和谁共度?词人以反问的语气抒发了内心的怅惘之情。“月桥尘院,琐窗朱户”四句,写的是词人想象美人的去处的情景,是在月下桥边尘院里?还是在有尘窗的朱门大户?但却无从知道,于是感叹一声:“只有春知处。”大概只有春风才知道她的住处。含蓄地抒发了对美人的思恋之情。
下片则承上片词意,写春日迟暮美人不来的闲愁。“飞云”一句,是说词人伫立良久,直到暮色的四合,笼罩了周围的景物,才蓦然醒觉。“彩笔”一句,转写自身相思悲苦,提笔写下柔肠寸断的诗句。也有人认为题写“断肠句”的是美人,可备一说。接着,由“断肠句”引出下一句“试问闲愁都几许?”“试问”一句的好处在一个“闲”字。“闲愁”,即不是离愁,不是穷愁。也正因为“闲”,所以才漫无目的,漫无边际,飘飘渺渺,捉摸不定,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这种若有若无,似真还幻的形象,只有那“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差堪比拟。后三句运用一系列的比喻将抽象的、难以捉摸的感情写得十分具体生动。这里的好处不仅是“梅子黄时雨”一句,因为词中的一问三叠答已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意象,而且富于独创性。古人描写闲愁的名句很多,但这样巧妙地援引博喻的,还没有先例。词人妙笔一点,用博喻的修辞手法将无形变有形,将抽象变形象,变无可捉摸为有形有质,显示了超人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贺铸一生沉抑下僚,怀才不遇,只做过些右班殿臣、监军器库门、临城酒税之类的小官,最后以承仪郎致仕。将政治上的不得志隐曲地表达在诗文里,是封建文人的惯用手法。因此,结合贺铸的生平来看,这首诗也可能有所寄托。
贺铸为人耿直,不媚权贵,“美人”、“香草”历来又是高洁之士的象征,因此,作者很可能以此自比。居住在香草泽畔的美人清冷孤寂,不正是作者怀才不遇的形象写照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词之所以受到历代文人的盛赞,“同病相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当然,径直把它看作一首情词,抒写的是对美好情感的追求和可望而不可即的怅惘,亦无不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这首词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对于封建时代的人们来说,都是“于我心有戚戚焉”。这一点正是这首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张岱之笔,犹如摄影机镜头,把虎丘中秋的情景尽收眼底。
文章首写赴会。袁宏道当年已把游人写得纷错如织,曾谓“倾城阖户,连臂而至”,“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张岱则把倾城而出的各色人及千人石至山门的各个地点也一一点示出来。如果说袁文是散文式的铺叙,张文则是多种镜头的叠映,使簇拥纷错之状,更加立体地映现出来。
次写初更。初夜时,这里是一番热闹景象,四方游人初集,唯有锣鼓吹打,才足以表达兴奋之情,及至更定,开始演唱,但因人物错杂,雅俗不分,大家都只以自娱为乐,所以无论吹弹歌唱,总是选择“锦帆开”“澄湖万里”之类热闹的合唱曲。在行家张岱看来,真是“丝竹肉声,不辨拍煞”,这似乎是为那种天真可爱所逗乐,又像是因那种幼稚浅俗而微微摇头。更深时,凑热闹的游客渐次散离,留下的是真正的听众,都在耐心地品尝管弦伴奏中的南北曲的清唱。
继写二鼓。经过竞争汰选,只留下三四人,由一缕洞箫伴托着演唱。其特点是一片静穆,只有深于昆曲雅致的听众在等待最后的优胜者上台。
终写三鼓。被认为最有水平的演唱者当于此时登台献艺,故而特别引人注目。袁文与张文都以饱含深意的笔调写出一段极优美的文字。先看袁文:“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主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这是诗人的感知,引譬取喻,以文字的形象音韵感人。再看张文:“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是行家的体悟,析微通幽,字字切中肯綮,将真确的理性分析如盐入水般地融进生动形象的表述之中。昆曲清唱到了明末,极其繁缛柔曼,一字三折,声多字少,一般人无法听懂唱词,而行家则乐此不疲,自得“曲高和寡”之趣。张岱以为,演艺到了令人“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的情境,是为极境矣。此时,表演者与观众的神情契合无间,却又不知其所以然,八个字传写出了那种不可言传的意境。至此,读者亦“不敢击节,惟有点头”了。
文章以戏曲行家的那种晰毛辨发功夫,在袁宏道的《虎丘》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至妙至绝。
文章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社会交际的需求和对艺术生活的热爱,也反映了民间演出水平的高妙和群众组织社会活动的非凡能力。既写出少数“寻入针芥”的曲迷的品味,也写出“雷轰鼎沸”的群众大场面。既写出“演者”的踊跃献艺,也写出“听者”的心理活动。这里的“听者”首先就是老于此道的作者本人。正因为他作为“听者”始终活动在当时的情境中,而且又以一名行家里手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剖析、描述,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引入曲会的胜迹中去,又鬼使神差般地把读者引入当时那些曲迷的心理中去,与他们一起呼吸,一起观摩,一起凝神于微妙的艺术之中。
诗人早年因避乱来到江南,曾经旅居苏、杭二州。晚年又担任杭、苏刺史多年。江南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也与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挚的友谊,直到晚年回到北方以后,仍然恋恋不已。三首《忆江南》词就是这种心情下的产物。作品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以后文人词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人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花发得比江南晚,水也有区别。洛阳有洛水、伊水,离黄河也不远。但即使春天已经来临,这些水也不可花像江南春水那样碧绿。因此作者竭力追忆江南春景,从内心深处赞叹“江南好”,而在用生花妙笔写出他“旧曾谙”的江南好景之后,又不禁以“花不忆江南”的眷恋之情,收束全词。这个收束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词虽收束,而余情摇漾,凌空远去,自然引出第二首和第三首。
第二首紧承前首结句“花不忆江南”,将记忆的镜头移向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中间两句是说,游玩灵隐寺寻找皎洁月亮中的桂子,登上郡亭,枕卧其上,欣赏那起落的钱塘江大潮。
偌大一个杭州,可忆的情景当然很多,而按照这种小令的结构,却只花纳入两句,这就需要选择和集中最有代表性,也是他感受最深的东西。就杭州景物而言,最有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不用说,浙江潮和月中桂子,就是杭州景物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而作者也对此感受最深。
何谓月中桂子?《南部新书》里说:“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别人也可花拾得。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也很想拾它几颗。《留题天竺灵隐两寺》诗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自注云:“天竺尝有月中桂子落,灵隐多海石榴花也。”看起来,他在杭州之时多次往寻月中桂子,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因而当他把记忆的镜头已向杭州的时候,首先再现了“山寺月中寻桂子。”这样一个动人的画面。
如果说天竺寺有月中桂子飘落不过是神话传说,那么浙江潮却是实有的奇观。浙江流到杭州城东南,称钱塘江;又东北流,至海门入海。自海门的潮水,十分壮观。《方舆胜览》云:“钱塘每昼夜潮再上,至八月十八日犹大。”请看《钱塘候潮图》里的描写:“常潮远观数百里,若素练横江;稍近,见潮头高数丈,卷云拥雪,混混沌沌,声如雷鼓。”正因为“潮头高数丈”,所以作者当年做杭州刺史的时候,躺在郡衙的亭子里,就花看见那“卷云拥雪”的壮丽景色。
这两句词,都有人有景,以人观景,人是主体。所不同的是:上句以动观静,下句以静观动。“何日更重游?”末句是说,什么时候花够再次去游玩?这首诗仅就作者的内心活动而言,已蕴含着人生有限而宇宙无穷的哲理,值得人们深思。
第三首诗,追忆苏州往事。“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开头是说,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苏州的吴宫。照应第一首的结尾和第二首的开头,把镜头移向苏州。
“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中间两句是说,喝一喝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一看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美丽的芙蓉。一面品尝美酒,一面欣赏美女双双起舞。“春竹叶”,是对“吴酒一杯”的补充说明。“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可解释成春天酿熟的酒,也可解释为花给饮者带来春意的酒,从“春”与“醉”的对偶来看,后一句解释也许更符合原意。“醉芙蓉”是对“吴娃双舞”的形象描绘。以“醉”字形容“芙蓉”,极言那花儿像美人喝醉酒似的红艳。“娃”,美女。西施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修建的住宅,叫“馆娃宫”。开头不说忆苏州而说“忆吴宫”,既为了与下文协韵,更为了唤起读者对于西施这位绝代美人的联想,读到“吴娃双舞醉芙蓉”,这种联想就更加活跃了。这两句,前宾后主,喝酒是为了观舞助兴,着眼点落在“醉芙蓉”似的“吴娃”身上。
“早晚复相逢?”末句是说,不知何时会再次相逢?“早晚”,当时口语,它的意思与“何时”相同。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花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此诗首联用刘禹锡诗句触题,总赞一笔,并就其所沉积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化丰富了内涵;中间颔、颈两联着重写燕体之白,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尾联转过笔势,忽作充分拟人化的奇想,希望白燕洁身自重,尤见诗人殷殷之情。全诗写形传神而形神兼具,用典自然而贴切,且语言秀丽流畅,构思巧妙,确为咏物之佳作。
首联作者已开始就用了一个有名的“燕”的典故。“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玉谢见应稀”,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说江山如故,人物已非。借王谢旧事点明所咏为燕,再用“见应稀”三字进一步点出“白燕”这个题目。
接着,诗人展开想象,极写白燕之白。“明月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诗人用汉代梁孝王与文士梁园赋雪故事,但不是写雪,而是以雪比燕之白,故云“未归”。
人们写燕子,总离不了写它“度帘幕中间”还相雕梁藻井”,袁凯避开了这类俗套,别出心裁地专为白燕设计了活动的新天地“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院落冷侵衣。”诗人人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唤起人们的联想,字面上无一“燕”字,而白燕自然从景中浮现。“柳絮池塘”“梨花庭院”二句,化用晏殊《寓意》:“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诗句,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两幅画屏,令人感觉到画面一角有玉剪飞舞的燕影。
最后尾联作者用空灵蕴藉的笔法,为白燕传神写照写出了白燕特有的精神气质,诗人把白燕想象成无比的纯洁、灵巧美丽,在他的笔下,像是冰清玉洁的姑射仙子的化身了。所以诗人于诗的末尾倾注了无限珍爱、怜惜的感情,叮咛白燕:“赵家姐妹多相妒,莫向昭阳殿里飞。”最后用赵飞燕这位汉宫美人的名字,关合题面的“燕”字,也颇有妙趣。
而时太初的《白燕》诗则没有把白燕的体态风神写足,“珠帘十二中间卷”,是燕子共有的习性,非特白燕。又如“玉剪一双高下飞”,以“玉剪”比喻白燕也太实了,而没有传白燕之神。袁凯就聪明了,全篇都紧扣白燕来写,驰骋想象,避实就虚用类似国画家写意的手法,构造意境来烘托白燕特有的风采,脱略形骸,传其神韵,确要比时太初高出一筹了。
这首诗前二句以“望乡台”、“送客杯”作对仗,用他乡送客来衬托诗中人思乡的情怀;后二句用呼告语作咏叹,从北雁南飞着想,反衬北人久居南方思念故乡的苦闷。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
诗歌开头就承题,“九月九日望乡台”,点明了时间是重阳节,地点是玄武山,此处将玄武山比作望乡台,以此来表达乡愁,思乡之情倍增。“他席他乡送客杯”,点明了诗人当时是在异乡的别宴上喝着送客的酒,倍感凄凉。诗歌的前两句就勾勒出了一个易让人伤感的环境,正逢重阳佳节,又是客中送客,自然容易勾起浓郁的乡愁。
“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北雁南飞本是自然现象,而王勃偏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加在它身上,怪罪鸿雁,我想北归不得,你却奈何非要从北方飞来,平添我北归不能的愁思。这一问虽然毫无道理,却在强烈的对比中烘托了真挚的感情,将思乡的情绪推向了高潮。这两句是这首诗中的名句,前人在评价这两句诗时说:“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的确,这一问虽貌似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实际上却是诗人用心良苦、匠心独具之处。诗人将其怀乡之情融入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之中,借无情之景来抒发自己内心深沉的情感,开启了唐人绝句寓情于景的先河。
这首诗的抒情手法亦变化多端,语言简洁亦是这首诗较大的特色,用了近似日常的口语,如“他席他乡”,“那从北地来”,显得浅近亲切,这也是这首诗流传广泛的原因之一。
初唐时绝句发展缓慢,其表现方式大体上沿袭汉魏和南朝传统。而王勃的这首诗仅以四句来写乡思,却将乡愁抒发得淋漓尽致,突破了唐初宫廷绝句多借咏物寓干进之意的小格局;诗人在诗中还有意吸收了歌行的句调,以虚词递进的句式做结语,对绝句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