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腐败的根源之一,就是太监专权。这首诗就是讽刺宦官的。诗题“轻肥”,取自《论语》,用以概括豪奢生活。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读者不禁要问: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角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自然骄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奢。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这首诗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现象并列在一起,诗人不作任何说明,不发一句议论,而让读者通过鲜明的对比,得出应有的结论。这比直接发议论更能使人接受诗人所要阐明的思想,因而更有说服力。末二句直赋其事,写出了江南大地上的一幕人间惨剧,使全诗顿起波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此诗采用了写书的风格,白描的写法,真切地展示了社会的不公。文学作品应反映生活的真实,这首诗是当之无愧的。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首先渲染了伤感的情绪,“梧桐”、“芭蕉”、“夜雨”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总是和离愁、客思、寂寥悲伤联系在一起,全曲描写在凄凉寂寞的旅店里,形孤影单、卧听夜雨的情景。曲的起首句以雨打梧桐破题,烘托出“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的萧瑟落寞氛围。白居易:“秋雨梧桐叶落时。”王昌龄:“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长信秋词》)温庭筠:“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相见欢》)梧桐作为凄凉悲伤的象征,给文学赋予了很深的悲情含义。苏轼:“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卜算子》),孟浩然:“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晏殊:“绮席凝尘,香闺掩雾,红笺小字凭谁付。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踏莎行》)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芭蕉同样具有独特的离别愁绪。李商隐:“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杜牧:“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咏雨》)李煜:“秋风多,雨如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夜长人奈何。”(《长相思》)南唐卢绛没有入仕时,曾经生病住店,梦见白衣妇人唱着歌劝酒,词中说:“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鹊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小山攒,芭蕉生暮寒。”(《菩萨蛮》)林逋:“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闻。”(《宿洞霄宫》)
“三更归梦三更后”点明了诗人夜不能寐,愁肠百结的心情。三更即是午夜,午夜梦回,再难入眠。“落灯花点未收”,夜阑静,灯花落尽,雨声未停,滴滴犹如敲点一般,宋代贺铸有词说:“三更月,中庭恰照梨花雪;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忆秦娥》)可见在三更之夜,天涯孤客,更添愁绪,“三更”和“梧桐”、“芭蕉”、“夜雨”一样是孤寂的象征。作者用了这么多语言描写了一个清冷孤苦的夜晚,其实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叹新丰逆旅淹留。”《太平乐府》作“叹新丰孤馆人留”。此句出自汉高祖刘邦的典故,新丰地属今陕西临潼县东北,刘邦得天下后,将父亲接到京中,而刘父思乡之情很浓,于是将街道格局改成丰邑的样子,并另建村镇,并迁来丰邑的居民,所以叫新丰。《新唐书·马周传》记载马周未发迹时,曾旅居新丰,却受客家冷遇。所以后人多用旅居新丰表达羁旅客愁、备受冷落的情怀,而并不一定真的是旅居新丰。从这一句可以看出全曲的意旨。天一阁本《录鬼簿》记载徐再思只做过“嘉兴路吏”。《坚瓠集·丁集》说他“旅居江湖,十年不归”。由此可见徐再思曾有北上的经历,而且滞留有十年之久,除此曲之外,他的“山色投西去,羁情望北游”(商调《悟叶儿·革步》)、“回首江南倦客,西湖诗债,梅花等我须归”([越调]《天净沙·别高宰》)、“十年不到湖山,齐楚秦燕,皓首苍颜”,均可见一斑。徐再思北上旅居已是中年,郁郁不得志,华发新生,不得不感慨江南子弟他乡老的落魄和无奈。十年游宦归梦远,让他感到十分惆怅。
此曲写旅人的离愁别绪,情景交融,言短意长。起三句鼎足对,妥帖自然,没有一点做作的痕迹,见出作者的功力。中间段点出痛苦根源,由感而发,语淡味浓。各种情景均古已有之,文人骚客早已描写尽致,在作者笔端却自有一番滋味,全因末三句:“枕上十年事, 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十年之间经历了多少事,而远在江南的双亲却总在为久客不归的游子担心。这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侧面落笔的手法,不写自己如何思念故乡,思念亲人,而以年迈双亲的忧思烘托出更加浓烈的亲情。遂使此曲更加独特,深扣人心。末句“都在心头”四字戛然而止,欲语还休,却有引人遐思,荡气回肠之功。人总是在年华老去、潦倒他乡、沧桑落寞时,才会回首天涯,“枕上十年事”似乎说尽了作者的无力与无成,文已尽而意有余。徐再思十年北上的经历,由于资料缺失,已无法查找,只能从他的诗句中略窥一二。元代社会歧视南人和知识分子,“八娼九儒十丐”虽略有夸张,但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入仕之难。徐再思北上之行,无非为求仕而往。作为南宋遗民的亡国之恨,作为元朝落魄文人的前途无门,颇有“英雄失路”的感慨。这首作品贵在描写普通人的情感和落寞。将人生的失落与亲情相溶,字字未写作者自己,写物寓言,侧面落笔,“以我观物,而物皆有我之色彩”。“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曲是词之变体,但比词更贴近民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元曲之美在于它更加浑朴自然、清新爽朗,“俗中透雅”、“雅中求俗”,它能以其特有的流行性在市井勾栏中广为流传,原因就在于它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普通的情感。
徐再思散曲的另一特点是善用数字,开头“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这三句,耐人寻味:连用几个相同的数词和量词,音调错落和谐,正好表现忐忑难安的心情;作者笔下,秋雨绵绵,桐叶声声,雨打芭蕉,愁滴心头,羁旅路遥,思乡情长,无限惆怅,无限感慨,全都浸透在字里行间。曲中层层递进,以最少的数词却能包涵着最大的容量,细腻真切地表达了羁旅惆怅、光阴易逝的感慨,道出了因思乡而断肠的情怀,可以说曲因数字而有生趣,数字因曲而灵动。这一点在“九分恩爱九分忧,两处相思两处愁,十年迤逗十年受。几遍成几遍休,半点事半点惭羞。三秋恨三秋感旧,三春怨三春病酒,一世害一世风流”([双调]《水仙子·春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的反复迭用,有斧凿之嫌,好在《夜雨》一曲贵在真情实感的流露,而非一般的应景之作。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徐再思正是借助数字对秋色的描写,借景抒情、寓言写物、情景交融,真切地吐露了游子“旅思”之情。全曲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流畅,而感情真挚动人。
刘禹锡写过的三首诗,均很有特色。五绝《浑侍中宅牡丹》,用白描手法,激赏、盛赞了浑家牡丹花的硕大和繁多。此诗还有一定史料价值,说明在刘禹锡所生活的中唐前期,牡丹的栽培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了。七绝《赏牡丹》,用对比和抑彼扬此的艺术手法,肯定了牡丹“真国色”的花界地位,真实地写出了当年牡丹花盛开能引起京城轰动的“轰动效应”。七绝《思黯南墅赏牡丹》,则运用典故,写牡丹花艳压群芳的美丽。
百花之中,雍容华艳的牡丹素有国色天香之名。全诗诗人以虚写称妙,此诗首二句叙写诗人偶遇牡丹之喜,
牡丹 末二句叹赏其色泽之佳。“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首句点明在牛僧孺南墅中,偶然的机会,初次见到牡丹花,就如同遇到生命中“贵人”似的,无意之中技露出牡丹花在诗人心目中的崇高境界,在诗人看来,牡丹是日月精华的结晶,应栽天上,今日人间相逢,纯属“偶然”,所以一见到牛宅中牡丹,就作惊人语。首句破空雨入,诗人恍惚浸入仙境,跟前拟有灵光浮动。此句通过对牡丹花身价的高度估量,暗衬主人之高雅脱俗,一笔双,可见作者对牡丹花的重视及喜爱。后一句即用西王母昆仑山增城之典,巧妙地描写出了牡丹重瓣,花瓣层层叠叠的形态。
第三句由初见牡丹时的萼然惊叹转入对花容花貌的由衷礼赞,牡丹之貌,诗人美其名日“倾城”,这“倾城”二字,殊非过誉。唐代人对牡丹花的迷恋钟爱,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两京是牡丹荟萃之地,每当四、五月份牡丹盛开时。整个帝京为之哄动。白居易有“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欲狂”之诗,刘禹锡也有“花开时节动京城”之句描述当时赏花的空前盛况。诗人在此,没有用工笔精敷细绘牡丹形象,而是以倾城之举来侧面烘托倾城之色,笔法空灵,较之于工笔重彩勾勒更具无穷魅力。
最后,诗人以“天教晚发赛诸花”一句再评花之品性。重在‘晚”与“赛”两字上做文章。牡丹晚发,开于暮春。汤显祖《牡丹亭》中的女主人公杜丽娘在“游园惊梦”一折中唱道:“牡丹虽好,她春归怎占得先!”既是叹亦是赞。牡丹俏不争春,天教晚发而集众芳之长。当然我们也可由此而寻绎一下诗人彼时心境,也许还包涵着大器晚成或对晚景赞美之昧外之旨。至于“赛诸花”之赛字,亦颇可玩味,既云“赛”,必有赛之对象和意义。在此我们不妨引一下刘禹锡的另一首《赏牡丹》诗。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此四句可为“赛诸花”三字诠解。诗人之于牡丹的一片爱心,是与对女性美理想化身的追求以及对阴柔之美的生命体验发生契合的,他对牡丹的美感经验,是在与芍药、荷花诸花品赏比较的基础上形成的。芍药因妖艳而无标格,荷花太洁净而缺少风情,只有牡丹花婀娜而不失端庄,顾盼之间百媚俱生。此种美,才是诗人最心醉的,也是牡丹之所以令群芳失色、独占鳌头的缘由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牡丹被誉为天姿国色,当之无愧。
第一个把花与女性相比的天才,无疑创造了人类审美历程上的伟大飞跃。尽管刘禹锡这首牡丹诗还是将花拟人,但已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对此作了更高层次的审美观照。他将对牡丹的花容、花性的欣赏和感受,升华到对女性柔美个性形象的精神把握,即形、神、情三者并举,爱得有个性,有情睐,包涵了更广更深的美学意义。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