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首联交代时间,一个“催”字奠定了全诗愁闷的基调;颔联写人的活动,颈联写自然景物的变化,让人感到天气渐暖,春天将近的一丝喜悦,尾联转而写诗人想到自己身处异乡而不免悲从中来,于是邀儿子一起借酒消愁。全诗选材典型,“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此诗开篇的“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二句是总起,以咏叹笔调点明“阳生春来”,与诗题紧扣,同时给人以紧迫感:时间飞逝,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中间四句是分承,不仅用刺绣添线写出了白昼增长,还用河边柳树即将泛绿和山上梅花冲寒欲放生动地写出了冬天里孕育着春天的景象。
其中,“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管动飞灰”二句直承首联“冬至”的自然节令特征,别出心裁,用刺绣添线、葭管飞灰,进一步点明季节变化。
“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二句直承冬去春来的景物特征,用柳叶“将舒”承一“容”字,使人产生柳叶如眉的联想,以梅花“欲放”承一“意”字,给人以梅若有情的感觉,富有动感特征,蕴含着生命的张力,体现出春临大地的蓬勃生机。虽然春天容易引发乡愁,但诗人的乡愁却是乐观向上的,故诗最后的“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二句以抒情作结,奉劝世人干尽杯中酒,享受美好的生活。
全诗立意高远,选材典型,遣字铸辞,精工切贴,紧紧围绕冬至前后的时令变化,叙事、写景、抒感,“事”、“景”、“感”三者烘托,情由景生,渐次由开端时光逼人的感触演进为新春将临的欣慰,过渡得十分自然,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情趣,切而不泛。
首联“绮罗幕后送飞光,柏栗丛边作道场”句,是写国民政府政客和他们的御用文人的奢靡生活和假慈悲的伪道学形象;那些政客和御用文人生活奢靡,在骄奢淫逸中虚度光阴。同时,为了掩盖他们杀人无数的凶恶嘴脸,装做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样子,在杀人场边作道场和法事,口口声声要超度亡魂和救下民于劫难之中。正如鲁迅在《准风月谈·查旧帐》中所描述的军阀、政客的善变和不认旧账:“今之名人……他要抹杀旧帐,从新做人,比起常人的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造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个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首联通过绮罗幕后的奢靡生活,杀人场边的道场,描写了他们假慈悲的虚伪生活。揭露了国民政府政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倡导拜佛念经,宣扬迷信,推行愚民文化,使得整个文化艺术界一片邪靡之气。
颔联“望帝终教芳草变,迷阳聊饰大田荒”句,进一步写了文化艺术界景况的荒芜。子规一啼,自然使芳草变,象征着国民政府的统治下,文坛的惨遭摧残,一些文人的变节转向、刊物和作品的被禁,使得文化艺术界荆棘一片。
颈联“何来酪果供千佛,难得莲花似六郎”句,则讽刺了国民政府政客及其御用文人的无能,鲁迅嘲笑他们的无能平庸,产生不出什么作品。鲁迅在1935年2月4同致杨霁云的信中说:“阮大铖虽奸佞,还能作《燕子笺》之类,而今之叭儿及其主人,则连小才也没有,‘一代不如一代’,盖不独人类为然也。”正是很好地对此联作了解读:没有什么供品可以供奉千佛,也没有什么好的戏剧作品可以娱神佛和乐众,也只能难为如梅兰芳这样的艺人了。
尾联“中夜鸡鸣风雨集,起然烟卷觉新凉”句,既写了作者写作此诗时的情境,也象征着作者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的前途和民族未来的自信的看法。正是秋夜,风雨交集,但毕竟是己到夜中,且有鸡鸣之声,天就快要亮了,象征着作者所预见的中国和民众终将觉醒的信心,黎明终将来临。于是作者点燃了一支烟,又振奋精神开始写作作品。
全诗含意深广,概括力强,对比鲜明,讽刺尖锐。通篇以形象入诗,活用典故与比喻,语言含蓄,旨意精微,脉络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