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后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这首诗纯用比喻,语言素朴,精致细密,韵味悠长。这首诗分作两节。
前四句先从对方着笔,写门人欧阳秀才即将启程出游。诗中用了两个比喻。首句的“客”即指在汴京作客的欧阳秀才。春风一吹,草木都开始萌芽,欧阳秀才心中也像草木发芽一样,产生了出游的愿望。“忽与春风动”点出时间。“忽”字、“动”字下得特别精当。春天的花草树木,往往头一天看还光秃秃的,第二天却忽然绽出颗颗新芽来了。“动”字不仅是说萌芽的发生,还指它在春风吹拂下不断成长;它一经萌芽,不久就要长出枝叶,开出鲜花。出游的念头也是如此,它一经产生,就不断滋长,变得愈来愈强烈。所以第三句用“又随”二字紧接转入下文。由荫芽而开花,花又被风吹落,飞向天空,欧阳秀才的心,又随着落花,飞向西江。古典诗词写落花,常常带着感伤的情调,这首诗写其飞举飘扬,却充满生机。“西江梦”指想象中即将开始的江西游历生活。梦境是变幻莫测、飘忽无定的;既可以梦见过去,也可以梦见未来。用“梦”形容游历生活,可以引起无穷联想:使人联想到欧阳秀才去江西后的行踪不定,生活的丰富多样、难以预测,使人联想到他醒里梦里对此日客居京中这段生活——包括作者这次送别在内——的回忆;既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也包含着对过去的深长怀念,情致绵邈,意味无穷,造语之妙,已臻绝致。这四句比喻新颖贴切,把欧阳秀才游江西之事,完全变成生动的形象描绘,可见作者的才思和艺术创造力。
下面六句转到作者方面,正面写送别,仍然全用比喻。诗中用凤凰比喻欧阳秀才,是说他才华出众,非常人可比,表达了作者对他的赞赏,同时也是希望他以后能为朝廷建功立业。“家无梧桐”既是诗人自谦,也是对门人的勉励,愿他振翅高飞,奋力进取。门人即将远行,作老师的对他将来的一切非常关心,下面两句就是对他的谆谆嘱咐。这首诗“凤巢”两句即暗用其意,是要欧阳秀才去江西以后,善自择居,慎于交友,不要同卑俗之人居处和往来;同时也是奖誉欧阳秀才,说他今后前程远大,绝非“乌哺”辈所能相比。这是作者的临别赠言。结尾紧接“桂林”,举酒相送,以功名相期,补足送别之意。《晋书·郤诜传》:“累迁雍州刺史,武帝于东堂会送,问诜曰:‘卿自以为何如?’诜对曰:‘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后因称科举及第为“折桂”。“无忘桂枝荣”,就是要欧阳秀才不要放弃科举;举酒相送既是送别,也是祝愿他异日科举及第,不负所学,施展平生的抱负。在科举时代,一般读书人要跻身仕列,只有应试及第一途,所以作者以此作结,郑重叮咛,表达了对门人的殷切期待。
古代诗歌运用比喻手法的很多,但像这首十句的五言古诗,通篇从头到尾全都采用比喻的,却不多见。这正是此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比喻可以使诗含蓄蕴藉,更富形象性,增添诗情画意。该篇绝无华丽秾艳语,精致细密,韵味悠长,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建安时代,由于曹操招贤纳士,文人群集于邺下(今河北省临漳县) ,形成一个文学集团。其时曹操忙于军政大事,曹植比较年轻,而曹丕和这些文人“出则连舆,止则接席” (曹丕《与吴质书》) ,一同切磋诗文,相处密切。因此,他便成为“邺下风流”的核心人物。在那文学繁荣、创作经验不断积累和交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研究有了基础,曹丕的文学思想逐渐孕育成熟; 同时,作家们也急需理论指导,于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论《典论·论文》便应运而生了。
这篇评论一开始就指出文人的一种积习: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随即举例说明:傅毅与班固相比,文才相差不远,在“伯仲于间”,但是班固却小看傅毅,嘲笑傅毅写起文章来没完没了,不能很好地驾驭文字。作者在举这个事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叙述中寓批评于意。接着,文章分析“文人相轻”的原因,指出人们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而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裁,能把各种体裁的文章都写得很好的人是少有的,所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看问题的片面性造成了“文人相轻”。文章在分析了“文人相轻”的原因于后,又举出一个谚语来说明问题,“里语曰: ‘家有弊帚,享于千金。’ 斯不自见于患也。”作者指出,这是看不见自己短处的弊病。文章至此为第一段。在这一段中,批评“文人相轻”,先说那些文人善于看到自己的长处,再说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短处,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交错论述,只寥寥数语,就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不过,曹丕论文,为什么首先批评“文人相轻”的积习呢? 因为这种积习,妨碍相互研究和取长补短,不利于文学的繁荣。而在曹丕看来,文章是“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所以对于这种妨碍文学繁荣的“文人相轻”的积习,一开始就提出批评。
第二段开始,遂举出建安七子。曹丕认为这“七子” “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就是说他们无所不学,为文不因袭别人,能够创新。又说他们都自以为是能日行千里的良马,仗着自己的才能,步伐一致地并肩驰骋,以这样的情况而能互相佩服,诚为难能可贵的了。这是称赞“七子”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章在上一段批评了 “文人相轻”的积习,这一段接着称赞“七子”能互相佩服的风范。一批评,一赞扬,作者的目的都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文坛风气,使文人能更好地互相尊重,互相切磋,互相学习,以促进文学的发展,来为“经国”服务,并求得“不朽”。至于作者自己,他认为是能“审己以度人”的,即能够看清自已再去衡量别人,所以能够避免“文人相轻”的积习,而平心地写出这篇《论文》。我们从这一段和上一段的对照中可以看出,作者是要改变“文人相轻”、“弊帚自珍”的积习,而代于以“审己以度人”的态度来公正地评论作家。“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于匹也。”作者指出,王粲擅长于写辞赋,徐干的辞赋常有齐地舒缓于气,但是仍可以和王粲相媲美。接着举出王粲的《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四篇辞赋以及徐干的《玄猿》、《漏巵》、《圆扇》、《橘赋》四篇辞赋为例,说明即使是辞赋名家张衡和蔡邕的作品也没能超过它们。这是很高的评价。不过,作者随即指出: “然于他文,未能称是。”王粲和徐干对于其他体裁的文章,就不能象辞赋那样写得好了。这里对王粲和徐干的评论,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琳、瑀于章表书记,今于隽也。”对于陈琳、阮瑀,作者指出他们的奏章、表文、书信于类,是当今写得最出色的。至于别的文章如何呢?作者没有说,但不言而喻。这里同样是既看到他们的长处,也看到他们的短处。不过长处实写,短处虚写,以实带虚,言约意密,在修辞上是很高明的。“应玚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 对于应玚和刘桢的评价,从他们的文章风格着眼,各用四个字来概括其特点,兼及长处和短处,语言也极其凝练。“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对于孔融,作者说他禀性和才气都很高妙,有超过别人的地方; 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辞藻胜于说理,还常掺杂一些嘲戏的词句。这里对嘲戏于辞的批评,是有历史背景的,最明显的就是建安九年曹操破袁绍后,让曹丕娶了袁绍的儿媳甄氏,孔融遂写信给曹操,说: “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 ,嘲讽曹操。不过作者在指出孔融的短处后,接着说,至于孔融那些写得好的文章,是可以和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的,仍坚持全面地看一个作家。至此,论文的第三段结束。在这段评论中,曹丕力求用全面的观点、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七子”。从“七子”现存的文章来看,曹丕的这段评论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或者还有些私人关系上的原因,曹丕对“七子”的评论,也还不免有偏颇于处。例如对孔融的评价就难免夹杂一些成见。据史载,孔融起初与曹操交好,后来“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后汉书·孔融传》)对于把文章看成“经国于大业”的曹丕来说,孔融的政治态度,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再加上为娶甄氏的事,孔融嘲讽曹操,曹丕当然也很难堪。所以,对孔融的评论,虽力求全面,终也难免有些成见和偏颇。正如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至于他对孔融,就称他‘不能持论,理不胜辞’ ,不免有些微辞了。”曹丕在这一段中,初次提出了文气问题,接触到文章风格和人的关系 (即与作家气质的关系),这是在曹丕于前不曾有人谈到过的,对后来文论的发展影响很大。
第四段开头,文章遥承第一段意脉,指出文学批评者的两种错误态度: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接着再遥承“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意脉,进一步论述: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于者偏也; 唯通才能备其体”。作者说明,文章的本源相同,支流各异,就是说既有共性,又有不同文体的特殊性。由此提出四科八目的文体论,认为奏议要典雅,书论要有条理,铭诔要崇尚真实,诗赋要辞藻华丽。这“四科”不同,作家的所长只偏于某些方面,只有具备各方面才能的人,才能掌握所有的文体。“通才”当然是很少的,所以,“闇于自见,谓己为贤”是不对的。曹丕把文体分类,虽非首创,但是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把文体分得更细密了。他对各体的特点和要求的论述,虽然还不完全恰当和周密,但对我国文体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贡献,是一个里程碑。在曹丕于前,人们对文章的认识,重在本;曹丕这种把本末结合起来的看法,推进了后来的文体研究。桓范的《世要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刘勰的《文心雕龙》里的文体论,都是这篇《论文》中文体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段既照应上文,又阐述了对文体的新鲜见解。笔法上不脱不黏,摇曳生姿。
文体各有特点,作家通常只长于某些方面,那么,为什么偏偏只长于此而不长于彼呢?曹丕在文章第五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以气为主。气于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认为,文章如何,主要在于作家的才气。俊爽超迈的阳刚于气和凝重沉郁的阴柔于气是有分别的,不是用力勉强可以达到的。他接着举例说:譬如音乐,曲调虽然相同,节奏法度也一样,但是运气行腔不一致,人的素质有巧有拙,即使父兄具备了这样的才能,也不能转移给自己的子弟。曹丕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就提出“风格即人”的命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过分强调了气质、个性、风格的天赋性,甚至说“不可力强而致”,这就陷入了“先天决定论”的泥潭。尽管如此,曹丕的文体论却启发了后来许多人去研究,对推动文艺批评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最后一段,作者先郑重指出: “盖文章经国于大业,不朽于盛事。”这是本着致用的精神强调了文学的价值。在曹丕的时代,文学本来还包括哲学、历史等著作,而以“文章”来称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学。汉末的大动乱,使封建秩序遭到重大破坏,儒家思想的支配力量大为削弱,于是,文学从经学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曹丕抛弃前人轻视文学的观点,指出文学可以为“经国”服务,写得好的可以“不朽”。这种对文学的独立地位和重大作用的认识,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说: “曹丕是提出文学价值的第一人。”但曹丕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尚有过分于处。接着,曹丕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指出人的寿命有终了的时候,荣乐也只限于自己的一身,这两者都有一定的期限,不如文章能永远流传。可见文章的价值真是“不朽于盛事”。他鼓励文人们说: “是以古于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于辞,不托飞驰于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就是说古代作者从事写作,把见解表现在文章里面,就无须乎借助良史的文辞,无须乎依托权贵的势力,而名声自然流传于后世。这些话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从事文学写作有这么大的意义,是不是所有文人都努力写作呢?曹丕说: 西伯被囚禁而推演易象作卦辞,周公旦显达而作《周礼》,不因穷困就不著作,也不因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因此,古人轻视尺璧而重视寸阴,害怕时间流逝。可是,人们大都不肯奋发努力,贫贱时惧怕饥寒,富贵时纵情享乐。于是就只经营眼前的事务,而丢掉了千载不朽的功业——做文章。这里通过两种写作态度的对比,作者表现出他对前者的热情赞扬和对后者的强烈不满。随后,作者深有感慨地写道: “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于大痛也! ”曹丕简直是在大声疾呼,催促文人们抓紧时间,努力写作。末了,更以孔融等人已经逝世,唯有徐干著有《中论》,能够成一家于言的事例,说明抓紧有生于年努力写作的重要性。笔端带着感情,使人在觉得言于有理的同时,更受到情感的感染。
纵观全文,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重大问题: 文学的价值问题、作家的个性与作品的风格问题、文体问题、文学的批评态度问题等等,都已涉及到。虽然曹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完全恰当,而且对问题的论述仅仅是“略引端绪”,但它毕竟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奠基作用,对后代的影响是深远的。
《文心雕龙·才略篇》评论魏文(曹丕)于才说: “乐府清越,《典论》辨要。”用“辨要”二字来概括这篇文章的内容和语言特点,是非常准确的。
此篇与其说是思夫词,不如说是思妇词。词上片写春天夜晚的景象;下片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此词表面全是写景,但联系明朝将亡的形势,细味“辞却江南三月,何处梦堪温”诸句,工丽婉曲,语极含蓄,当是有所寄托。
上阙写日落黄昏,晚鸦投林,余晖即将收尽,唯有“一枝花影”依稀可见。“送”字含脉脉惜别之情。“春归”三句,情致更深一层。一夕春晖收去,而整个春三月也即消逝,春之去意已决,纵有道道“重门”也难以将其阻拦。宋人诗有“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之句,说春来关不住,此则云“一枝花影送黄昏。”
于是“春归不阻重门”,说春去关不住,情致何其哀婉。春归匆匆,要做什么,是寻找好梦,这是女主人的猜测,“何处”是提出疑问,挑明了说,就是并无欢乐之梦可以重温,没有必要辞别江南,仍是留春之语。而“何处”句,又可解为抒情主人公之自问自伤,嗟叹春已归去,而已有鸳梦亦何堪重温。但春执意要走,“阶前新绿”虽有勃勃生机,但也只能“空锁芳尘”,留不住坚决归去的春天,这可苦了闺中人了,她无伴无侣,只得凄然苦对一片伤心碧。至此,文情由惜春转为怨春。
下阙继续写春之归去无留意,过渡处一气流贯,不着痕迹。“随风曳云”二句,写春之踪迹来去自由,随风带云,轻快之极,却不假不恋人间华美的物事如“兰棹朱轮”等等,总见其无情。但偏偏在梧桐枝上留下三分春色,“碧梧栖老凤凰枝”(唐杜甫《秋兴》其八),这可怜的三分芳意,也将片刻即逝,非但不足以慰藉人情,反而更惹人怅恨。春似有情而实无情。以下文情又作一折,感谢明月“多情”,怜悯愁人,和她为伴,“明宵还照旧钗痕”但又冠一“恐”字,将信将疑,也许“皓魄”和春一样,会将她抛撇。“望”字则点出所思在远方。末二句以写景作结,一片混茫,无限情思。闺中人以春拟人,与春对话,丝丝缕缕,曲曲折折,抽绎出幽思深情。词人体情入微,唯至情之人,有此至情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