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评论江西诗派。宋人是推崇学习杜甫的,而李商隐的能得杜甫遗意,学杜要先学李商隐,宋人早具有此说法。在元好问看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虽然标榜学杜,但并未抓住杜诗的真髓,而专在文字、对偶、典故、音韵等形式上模拟因袭,结果既未学到杜诗的古朴风雅得真谛,也完全失去了李商隐的精美纯厚的风格。因此他明确表示,不愿与江西诗派为伍,不愿拾江西诗派的牙唾。
但是,这里元好问对于黄庭坚的态度怎样呢,关键是“宁”字的理解。教材P285注释57解释为“岂能”。也有不同理解,下面介绍一下周振甫、冀勤编注钱钟书《谈艺录》的《〈谈艺录〉读本》中“鉴赏论第七”:
《谈艺录》(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遗山诗中“宁”字,乃“宁可”之意,非“岂肯”之意。如作“岂肯”解,则“难将”也,“全失”也,“宁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对之词,偏面复出,索然无味。作“宁可”解,适在第三句,起承而转,将合先开,欲收故纵,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虽难亲少陵之古雅,全失玉溪之精纯,然较之其门下江西派作者,则吾宁推涪翁,而未屑为江西派也”:是欲抬山谷高出于其弟子。然则江西派究何如。乃紧接下一绝曰:“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盖举后山以概其余西江诗人,此外比诸郐下,不须品题。遂系以自述一首,而《论诗绝句》终焉。《遗山集》中于东坡颇推崇,《杜诗学引》称述其父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而《论诗绝句》伤严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备责贤者之意。遗山所深恶痛绝,则为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题》绝句,更彰彰可见。(153页)
《〈谈艺录〉读本》注解:这一则讲元好问《论诗》中论黄庭坚的诗:“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钱先生先抓住“宁”字来讲,认为是“宁可”的“宁”,即宁可向黄庭坚拜倒,不作江西诗派中人。即把黄庭坚突出于江言诗派以外,认为黄庭坚还是可取的。虽然黄庭坚的诗不如杜甫诗的古雅,全失李商隐诗的精纯,但还是好的。元好问为什么要向黄庭坚下拜,在《论诗》里没有说。《论诗》说的“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称谢灵运“池塘生春草”为“新”。但黄庭坚论诗并不主张“新”,因此这跟黄庭坚无关。又说:“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这是批评陈师道作诗时,闭门苦思。即把陈师道代表江西诗派,贬低陈师道即贬低江西诗派。钱先生又引元好问《杜诗学引》称“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朱弁《风月堂诗话》:“山谷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浑成地步。”元好问“宁下涪翁拜”,可能就为了这点。所以他的诗里就称杜甫的古雅,李商隐的精纯,认为黄庭坚都不及。虽不及,但他“以昆体工夫,到老杜混成地步”,所用的工夫还是好的,所以还推重他吧。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