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壁图书府,西园翰墨林。”意谓:丽正殿设了书院,成了文人学士聚会赋诗的地方。东、壁,传说是主管天下文人的两种星宿;西园则是三国时期曹植设置的招集文士的学苑。作者在此以一双典故入诗,极写修建书院之盛举德顺长明,甚合天地古今之道。这是一种铺叙,同时隐含着读书人的儒雅清高。
“诵诗闻国政,讲易见天心。”意思是:诵读《诗经》,能了解国家大事;讲习《易经》,可知道天道变数的本源。“颔联写书院传经释易,纵横捭阖,从国风雅颂到四象八卦,商讨经邦治国之道,探问宇宙自然之理,与首联的衔接极其自然。这里作者明写书院的重要作用,但也流露出读书人对博学多识的自负,暗示自己的鸿儒之志今日得成的欣愉。
“位窃和羹重,恩叨醉礼深。”意思是说:我忝为宰相,负有辅佐君主治理国家的重任;承蒙皇帝赐宴,不觉喝得酩酊大醉。诗至颈联一转,写自己蒙主重用,深被泽露,甚感知遇之恩,自当竭情而歌,尽忠以报。出句表现了对身居显职、重任在肩的自重与自矜,对句显出了对被泽承露的自得与陶然。
“载歌春兴曲,情竭为知音。”大意是:心情激动,吟咏一支颂扬春和景明的乐曲;竭尽才智来依韵赋诗,以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这两句集“载道”与“言志”于一体,浑然无间。
这首诗是《红楼梦》第三十八回林黛玉所作菊花诗。这首诗用拟人化的手法写菊花的梦境,实际上是写黛玉自己梦幻般的情思,带有明显的谶语的意味。诗的第一句写入梦,以下依次写梦境,末后两句承“蛩鸣”“惊回”好梦而道出梦醒时的“幽怨”之槽。咏者一进入梦境,就说是“和云伴月不分明”。那种恍惚不定,依稀难辩的梦中情景,犹如人的命运之不可主宰。次联说的是梦中的追求。“庄生蝶”,指庄周做梦化为蝴蝶翩翩飞舞的故事。这里引来点出“梦”。“陶令”即曾做过彭泽县令的陶潜,他与菊花有着不解之缘。这里借来指所要追寻的知音。
诗的前四句,其中之意,可证诸黛玉的乎生遭遇。林黛玉父母俱丧,寄食于贾府,世身可怜。但是,她的叛逆的思想,却是封建贵族大家庭所绝不能容让的。她怀抱的希望,只能从梦中去寻找,而她所迫寻的梦,又是如此的轻飘模糊,追不到,摸不到。她在“亿旧”即“梦旧”当中,最终也是不能寻得“海上鸥盟”那样的知交好友的。于是林熏玉唱出“登仙非慕庄生蝶”,把“梦”都了结于“逝者登仙界”的最后归宿之中。
诗的后四句写“惊回”“醒时”的情景。“醒时幽怨同谁诉”。黛玉有满肚子的‘幽怨”,她虽然有视为平生知己的宝玉,但是又没有谁可倾诉。黛玉的《咏菊》诗写过“满纸自伶题素怨”,《问菊》更直白地说“孤标傲世偕谁隐”。这样看来,黛玉存有的“幽怨”,那是她孤高的品格不能融合于贾府的鄙俗;而黛玉的这种品格,又是以她的叛逆思想作为基础所形成的。可以这祥说,封建社会的道德思想,对叛逆者的思想行为的压迫和摧残,是造成林黛玉“幽怨”满怀的最根本原因。林黛玉的“幽怨”,即深藏的哀怨之所以找不到诉说之人,想来曹雪芹原著所写,是黛玉还泪未尽“登仙”之时,宝玉已因贾府事败、抄没而遭祸。所以黛玉梦醒时找不到知己倾诉,剩下的却只有“衰草寒烟无限情”的衰败悲凉的肃杀秋情。
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四月,苏轼第一次吃到了因博得过杨贵妃的一笑而闻名的荔枝。经他的品赏,荔枝本身就被比作了穿着绛罗襦和红纱内衫的海山仙人、倾城美女,不是给“妃子笑”作陪衬的物品了。相反在诗里,妃子倒过来只成了荔枝的陪衬,一起作为陪衬的还有山楂和梨,都被荔枝比下去了。与荔枝同享赞美的是作为荔枝伴侣的松、桧和品味相像的江鳐柱、河豚鱼,而杨梅和卢橘则因为比荔枝稍为早熟,许其为“先驱”。东坡先生一边喝着桂花酒,一边饶有兴致地作着点评,令人感到情趣盎然,而细读之下,却又寓意良深。荔支的“厚味”和“高格”原是东坡先生的人格像喻,“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寓含着不需要皇家的赏鉴,其自身的美便具有价值的意思。
与黄州时期咏海棠的诗相比,虽然都是以物自比,借物抒怀,但含义很不相同。海棠诗是一片凄清寂寞的氛围,诗人与海棠孤独相对,同病相怜;此诗却显得热闹,为荔枝找了许多先驱、陪衬和伴侣,仿佛并不孤独。海棠是那种流落异邦、得不到欣赏的美,荔枝则是自具风姿、远处南方的云山之上与松桧同老、不必等待欣赏的美。所以,写海棠诗的苏轼心怀孤傲不平之气,写荔枝诗的苏轼则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颇为放达自适。所谓“南来万里真良图”,这远离朝廷、没有霜雪打击的南方,才是适宜于荔枝生长之地,回顾北方的霜雪之下被困的山楂和梨,真是粗俗之物了。
因此,作此诗的次年,苏轼再次吃到荔枝的时候,就更明快地表示: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