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神》,一名《潇湘曲》。刘禹锡贬官朗州(今湖南常德)后,依当地的迎神曲之声制词,写了二首,创此词调,此为其中的第二首。潇湘,潇水流至湖南零陵县西与湘水合流,世称“潇湘”。潇湘神,即湘妃。指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博物志》记载,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嶷,他的爱妃娥皇、女英闻讯后赶至湘水边,哭泣悲甚,其泪挥洒在湘竹上,留下斑斑泪痕,遂成斑竹,她们也就自投于湘水,成为湘水女神,亦称“湘灵”。刘禹锡这首词,便是题咏湘妃故事的。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开头两个叠句,一方面是利用两组相同的音调组成滚珠流水般的节奏,以加强哀怨的气氛;一方面是反复强调斑竹枝这一具体事物,以唤起并加深人们对有关传统故事的印象。词人在这重叠深沉的哀叹中,实际上也融进了自己被贬谪的怨愤痛苦之情,从竹上的斑点,写到人物的泪痕,又从人物的泪痕写到两地相思,层层深入,一气流贯。在词人的笔下,斑竹成为多情相思的象征,是一种隽永幽雅的意象,而不再是普通的自然景物。
“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楚客,本指屈原。刘禹锡当时正贬官在朗州,与屈原流放湘西相似,所以这里的“楚客”实是作者以屈原自喻,将湘妃、屈原和自己的哀怨,联系在一起。这里的“瑶瑟”,乃瑟的美称,在作者的想象中,湘灵鼓瑟必然极为哀怨,所以说“瑶瑟怨”。当夜深人静、明月高照之时,楚客徘徊于潇湘之滨,在伴和着潺潺湘水的悠扬琴韵中,细细领略其中滋味,此之谓以环境烘托心情。词中创造了一个凄清空漾的境界,更适于传达出词人哀怨深婉的情思,作者和湘灵的怨愤之情融合了,历史传说与现实生活融合了,作者的主观感情与客观景物也融合了,情致悠然不尽,辞止而意无穷。
全词虽为祭祀潇湘神而作,但却借古代神话湘妃的故事,抒发自己政治受挫和无辜被贬谪的怨愤。作者运用比兴的艺术手法,描绘了一个真实与虚幻结合的艺术境界,将远古的传说、战国时代逐臣的哀怨和自己被贬湘地的情思交织起来,融化为一体,赋予这首小词以深邃的政治内涵,显示出真与幻的交织和结合,以环境烘托其哀怨之情,虽似随口吟成,而意境幽远,语言流丽,留给读者无穷回味和遐想的余地。
王沂孙的艺术风格特长在于咏物。他借用前人诗句,略加点染,榴花风貌就历历在目。把哀感也融入新鲜的审美感中。全词表意清楚,用古事和前人词诗,能消弥其于无痕,这种艺术写法,还是很值得玩味的。
“玉局歌残,金陵句绝,年年负却熏风”,起笔之处就点出了榴花,并说从苏轼、王安石咏柳花诗词后,便没有续响,任榴花自开自落,年年辜负了夏日熏风。玉局指苏轼。苏轼曾因反“新政”反被贬至海南岛。微宗即位后,他遇赦而还。后被任为提举玉局观,因而后人或称之为苏玉局。他的《贺新凉·夏景》后片,就是写榴花的:“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秾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风惊绿。”另一首《南歌子·暮春》,气象更为宏美,词是:“紫陌寻春去,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惟见石榴新蕊一枝开。冰簟堆云髻,金尊滟玉醅。绿阴青子莫相催。留取红巾千点照池台。”“金陵”是指王安石,因其晚年家住金陵而称之。《王直方诗话》有句云“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谓翰林苑有一枝石榴,叶长而花独一。这段讲述自从苏、王二人赋咏榴花诗词后,后来再无续响,花自落水空流,夏日熏风皆辜负。但是王沂孙感到诗词家久没有这样的描写了,让石榴花寂寞冷落,辜负了初夏时光。这三句既点出了榴花,又已有今昔盛衰哀感。
“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朱熹《榴花》诗云:“窈窕安榴花,乃是西邻村。坠萼可怜人,风吹落幽户。”“坠萼”、“却红”意谓盛后将谢光景,表现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惆怅。
“前度绿阴载酒,枝头色比舞裙同”。这里暗用唐人万楚《五日观妓》“裙红妒杀石榴花”句意。红裙即石榴裙,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诗:“日照石榴裙。”这样就点出石榴花来,并讲它可以同石榴裙媲美。由昔及今,由他人及己,续写对榴花的欣赏。说:“何须拟,蜡珠作蒂,缃彩成丛。”笔力顿挫,反衬石榴花之好。温庭筠《海榴》诗:“蜡珠攒作蒂,缃彩剪成丛。”这里一反温氏之诗意。这里用缃彩花树作比。六朝唐宋立日春剪彩为花,曾有诗云:“白雪剪花朱蜡蒂”。词人认为榴花艳似舞裙,更不须用剪缃彩作的假花相比。
“谁家旧家殿阁”之下由一般榴花突然写到旧时宫殿榴花,他却是据唐朝故事写的。《洪氏杂俎》说杨贵妃曾在骊山遍种石榴。“谁在旧家殿阁?自太真仙去,扫地春空。”借唐玄宗去蜀,贵妃马嵬自缢事,而暗喻宋王朝德佑之难后亡国之事。王沂孙身历亡国情境,借古今兴亡国辙迹,这几句话是假借石榴话古,实则伤今。“朱幡护取,如今应误花工”,典出《西阳杂俎·支诺皋下》。唐玄宗天宝年间,有处士崔玄者在洛阳居住。有一个叫阿措的女郎告诉他:“各位女伴都住在花囿中,每次都被恶风所挠。崔玄依其言,在苑中立了一个朱幡。在东风振地时,苑中繁花无损。石阿措即安石榴。众女伴都是花精。词引入此故事,是说而今却再无花工设幡来护惜石榴。
“颠倒绛英满径,想无车马到山中”由宫中榴花转写山中榴花。这二句,是融化韩愈《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英”的诗意,诗中有很浓的山野情趣。写榴花花开花落,无仕女到山里看花。从而赋予榴花以清新洒脱的品格。“西风后,尚余数点,犹胜春浓”三句作结,借“万绿丛中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之意,反映了榴花的自然美,不因西风而减,反胜过“五月榴花照眼明”时,表现词人欣赏榴花并不在于一片繁红。结尾从榴花由盛转凋着眼这就和上阕“西邻窈窕,独怜入户却红”、“何须拟,蜡珠作蒂,湘彩成丛”等句,互相照应,这里自有一种高贵的品格蕴含其中,歌咏了亡国后逸人高士的高贵品质。
这首咏榴花的词,王沂孙自然流露的是对榴花的鉴赏。词中正面描绘很少,而是用前人咏榴花的诗词和种榴故事来烘托出榴花的美。
这是一篇散文,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
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随着人口增长,必然使得粮食消费与住房条件出现困难,并且日益尖锐。即使往时闲地尽行开辟,空房尽行居住,也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趋势。更何况不少的房屋田地为少数人所占据,人口遽增,贫富不均,这就势所难免地造成死亡相继的惨象。退一步说,虽然人口在灾难中大量地死亡,国家统治者也尽可能地进行调剂,但毕竟都有限,不足以缓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困难。最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文章表达了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作者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说明他有先见之明。此文论点鲜明,论证严谨,颇有说服力。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了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仅提出了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具体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至孙辈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很突出了,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