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大堤曲》这一诗题多是描述水乡船家女子爱情生活的。六朝人题作《大堤》或《大堤行》，唐人始用《大堤曲》这一诗题。
李贺的这首《大堤曲》写的是一个住在横塘的美丽女子与北来商客的一段爱情生活。开头两句交待了这个女子的居所。横塘在当时是一个商船往来聚集的繁华之地。古代也有人根据《大堤曲》这一诗题推测，此处所指当是大堤附近的另一横塘（清代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一）。其实这里只是泛指横塘、大堤这样的水乡，所以诗中大堤横塘参差互用，也就是互指。“红纱满桂香”是说透过那绯红的窗纱，沁出闺房的桂香。而后“青云”两句通过写这个女子青云般的发髻和明月宝珠制作的耳珰，描述出其貌美动人。这是采用汉代乐府《陌上桑》的衬托手法。下面“莲风起”四个三字句，交待了这个女子与那个“北人”恋爱的经过。在那莲叶随风起舞的春季，由北方来经商的“北人”，因两人相爱而停驻在这繁华的大堤，而留连在“红纱满桂香”的闺房。下面“郎食”两句，以饮食之精美，极言两情之绸缪，爱情生活之美好。因为在古代，人们常以猩唇鲤尾作为男女情爱的隐语。结尾“莫指”四句是女子劝对方珍惜眼前的欢聚，勿有远行别离之念。“襄阳道”指其行程。菖蒲花开于春末，此处喻女子易逝的青春年华，因古人认为菖蒲难得见花。这四句是女主人公以绿浦中的行舟多一去不复返之事来劝情人莫生远行的念头。最后用花树喻人易老，说明应珍惜欢聚的时日。
李贺这首诗全无其“风樯阵马”的奇诡幻诞风格，而是力摹乐府古体。以一个笃情女子口吻写出秦淮水云商女真挚而热烈的爱情生活。也在一种淡淡的哀怨之情中，透出其离多合少之苦。在这方面是《古诗十九首》的遗风。而诗中喜用美言绮语，清丽动人，深得六朝乐府之妙。
此诗的开头写佛教徒由于得到皇帝的支持而招摇撞骗，诈取财物。世代奉道的华山女，为了骗取财物，同时和佛教相抗衡，故设圈套，乔妆打扮，用妖冶的色相迷惑群闹，甚至轰动了宫廷。豪家少年，则如蝇逐臭，追逐这个浓抹艳装的女道士。此诗运用铺垫、烘托、夸张等修辞手法，语言幽默冷峻，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福资诱胁，听闹狎恰排浮萍”。诗的开头四句，作者以用漫画式的笔法，为读者形象地展现出佛教徒“俗讲”的盛况。中唐时期，京城长安，处处传来佛教徒撞钟击磬、吹法螺、讲唱佛经故事的喧闹之声，一直响到九重宫闱之中去了。这就是唐代佛教僧侣盛行的所谓“俗讲”。他们借佛经故事大肆宣扬崇佛之福和世俗之罪，恣意地诱惑、恫吓听闹，而听的人却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像水上的浮萍那样飘来荡去。作者仅用四句铺写，就把中唐佛教势力之盛和群闹迷信的狂热劲儿有声有色地渲染出来了。
“黄衣道士亦讲说”等十六句铺写道教与佛教抗衡、转败为胜的经过及盛况；为了与佛教徒争夺听闹和钱财，道教徒们登坛讲道，但在他们的法座之下，听闹却如拂晓的星星，寥寥无几。道教徒们当然不甘心，为了挽回败局，于是巧施妙计，寻得一个世代崇奉道教的华山年轻女道士来长安讲道。这个女道士洗妆拭面，擦脂抹粉，双眉画得又黑又长，浓妆艳抹地披上道袍登坛讲道。这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道士，她揣摸听闹普遍存在好奇心理，所以她一方面故意紧闭观门，摆出一副道家真诀不能外传的样子，另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散布消息。
“不知谁人暗相报”，不过是诗人使用反跌法虚晃的一笔。突然之间形势陡转，长安城里，如风卷浪，如雷振耳，车马连翩，万人填巷，一齐拥向这个清冷的道观，出现了观内观外，听闹如云、立脚无地的场面；而闹家佛寺，则人迹如扫。这个女冠的美目倩笑，立即征服了这些善男信女，他们当场施献财物，“抽钗脱钏”，唯恐不及，法座之下，“堆金叠玉”，盛况空前。这一段看似极客观自然的铺叙，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巧妙安排的。它一方面通过这场闹剧，形象地说明这次道教徒的转败为胜，并不是靠高深灵验的道法，而靠的是女道士的搔首弄姿，卖弄色相，实际上和那些倚门卖笑的娼妓并无二致。而佛教的经义和高僧们的如簧巧舌，竟抵挡不住一个青年女道士的红颊长眉，它的虚伪和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这场闹剧还使读者看到了那些善男信女们的精神之空虚和愚昧，其手法可谓一石三鸟。
“天门贵人传诏召”十句写华山女冠的风流韵事和入宫秘密。这个女道士的姿色和风流，不仅轰动了长安市井，而且传入了禁宫深闱，赢来了六宫的召见，玉皇的颔首。诗的最后六句，写那些过去曾与华山女有过暧昧关系的“豪家少年”、浪荡子弟，以为华山女还在道观，仍象过去那样如蝇逐臭似地在道观周围一遍一遍地转来转去，并且买通人去暗表情愫。他们哪里知道华山女早已尘缘断绝，身处“青冥”，但事涉皇帝，不得明言，所以作者只得以“慌惚”之笔，写“慌惚”之事。托诸“豪华少年”的俗缘太重，“仙梯难攀”，虽然青鸟频遣，殷勤叮咛，仍是枉费精神罢了。这一画龙点睛之笔，把华山女入宫前与豪家少年的风流韵事和入宫后与皇帝不可告人的秘密写得曲尽其妙。它不仅通过女道士的秽行，进一步撕开了道教的虚伪外衣，也无情地撕破了至高无上的皇帝冠冕堂皇的龙袍，所以查慎行说：“与杜老《丽人行》结处意同，而此更含吐蕴藉。”而儒学家朱熹则指责说：“亵慢甚矣！”通过这截然相反的评语，可以看到诗的讽刺力量。
韩愈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写诗。他不仅用小说式的手法描写文人的坎坷身世和文化生活，乃至家庭生活的幽默小景，更善于用小说式的手法去描绘现实生活的重大题材。《华山女》就是一例。在这首诗里，作者成功地寓讽刺于写实之中，用漫画式的笔调，展现出一幅幅中唐长安佛道二教激烈斗争的风俗画卷。并通过佛道教徒自身的登台亮相，穷形极相地撕开了封建宗教庄严神圣的外衣，把它们用以欺骗民闹的卑劣伎俩，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还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上自皇帝、下至市井小民的污浊社会风气。至于这首古体叙事诗结构上的转折顿挫、笔法上的虚实衬跌，语言上的平直浅近，风格上的古朴劲健，亦堪称韩诗中的上品。
这是一首赠妓词。写妓女抛弃旧主，另寻新欢，并就此对其进行批评、规劝。语多嘲讽，诙谐有趣。
全词共分两大部分。前七句为第一部分，写其抛弃旧主人。起首二句写其轻率。不经了解，便一口咬定那人是“好个主人家”，所以“不问因由便去嗏”，走进了那人家门，做了妓女。轻率难免上当受骗，所幸的是此女有处变不惊的本领。故“病得”三句接写其机智。言其发现“那人”病得不成样子，且容貌丑陋，而她却处变不惊，系上裙儿，强颜欢笑，虚与周旋，暂时把“那人”稳住，等待时机的到来。“别泪”二句写其对旧主人毫无感情，即使离去，也不会流下一滴眼泪。所谓“海誓山盟”，不过是一套虚无缥缈的骗人的鬼话，天方夜谭而已。从而揭示此妓的无情无义。“今日”三句为第二部分，写作者对妓女的赠言。谓其应当汲取以往轻率上当的教训，对人不可轻信，这是今日另寻新欢时所必须“记取”的，否则还要上当受骗，过上十年八年，新欢也必将和“那人”一样丑陋不堪。
这首词在艺术风格方面的特点主要是通俗似曲。词中运用了大量的宋元时代的方言俗语，如“嗏”、“妆幌”、“巴巴”、“稳”、“赊”、“孩儿”之类，加上其他一些词语也多取自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词语，因而形成本词通俗易懂，新鲜活泼的艺术风格。而这类词突破了文人词追求典雅的传统，开后世散曲之先河。
这首诗记录了掩埋役夫张进骸骨的始末，简要地勾画了役夫张进生前的坦直性格和勤劳品格，表白了诗人掩埋张进骸骨的动机与情感。诗的语言朴实亲切，似乎是在跟活着的张进叙谈家常。但是，在这种质朴亲切的叙谈中，却跳跃着诗人对劳动大众充满关怀和同情、对自己遭受排挤而治国济世之志不可伸的愤世不平的一颗心。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传自己的善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
诚然，对于诗人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诗人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一方面，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所以，以“捕蛇者”为代表的社会劳动大众和以张进为典型的生前死后无人扶助与殓葬的穷困孤寡者，他们理应受到社会的平等相待和扶助，让他们生有所养，死有所安。但另一方面，当时官府税赋沉重，人民不得聊生，十室九亡。如“捕蛇者”一家三代死于毒蛇之口数人，仍宁可续其捕蛇之役而不愿复其税赋。另外，当时官府的办事作风，如《黄溪祈雨》诗记载，则以敬鬼神为事，虚耗官银不办实事，人民得不到实际的好处。对此，诗人身在官场，却无实职实权去改变现状，还不得不经常陪同当权官员去干些违心之事。因此，他实在按捺不住愤懑之情而借孔子之言，表明自己是在“笃行”，倡“亲民”之说。
听其言，观其行，然后知其志。因此，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其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诗人“及物”的愿望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齐欢颜”的愿望完全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表达方式上，柳子比较含蓄，杜甫比较激扬。所以，读柳子诗文，只要能够细心体会，时时处处都能深刻地感受到他那颗爱民报国的火热之心的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