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对好人沉下僚,庸才居高位的现实进行讥刺的歌诗。
诗的第一章是用赋的手法,将两种不同的人两种不同的遭际进行了对比。前两句写“候人”,后两句写“彼子”。
“候人”的形象是扛着戈扛着祋。显示出这位小吏,扛着武器,在道路上执勤的辛苦情貌。
“彼子”的形象是佩戴着三百赤芾。“彼其之子”郑笺解为“是子也”,用现代汉语说,即“那个(些)人”,或更轻蔑一些呼为“他那(他们那些)小子”。“三百赤芾”如作为三百副赤芾解,则极言其官位高、排场大、生活奢靡。如真是有三百副赤芾的人,则其人(“彼子”)不是一般的大官,而是统率大官的头头,即国君。《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晋文公入曹云:“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杜预注曰:“轩,大夫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乘轩、赤芾是同一级别的待遇,故言乘轩者三百,即三百赤芾也。而晋文入曹正是曹共公时,所以《毛序》说此诗是刺曹共公,因其“远君子而好近小人”。如以此章而言,刺共公之说较为贴切;但从下几章内容看,则又是指一般的权要显贵更为贯顺统一。
这四句没有作者的直接评语以明其爱憎,然爱憎之情已蕴于叙述之中。“何戈与祋”,显出其职微官小、勤劳辛苦,寄予一片同情;“三百赤芾”,则无功受禄位、无能得显贵,谴责、不满之情已溢于言表。此章可以说是全篇的总纲,下面诸章就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抒发感慨,以刺“彼子”为主。
第二、三章改用“比”法;前二句是比喻,后两句是主体,是正意所在处。
鹈鹕站在鱼梁上,只须颈一伸、喙一啄就可以吃到鱼,不必入水,不必沾湿翅膀。所以然者,是由于地位特殊,近水鱼梁乃可不劳而获。后两句直指“彼子”,言其“不称其服”。服者,官阶的标志也。身服高品赤芾,享受种种特权,但无才无能,无功受禄,无劳显荣,与鹈鹕站在鱼梁上伸脖子吃鱼相类。
第三章再深一层:说鹈鹕不仅不沾湿翅膀,甚至连喙也可以不沾湿就可以吃到鱼。因为有的鱼有时会跃出水面,有的鱼会跳到坝上。这样站在坝上的鹈鹕就可连喙都不湿,轻易地攫取到鱼儿。而后两句写到“彼子”也深一层,不仅不劳而获,无功受禄,在男女婚姻上也毫不负责,违背社会公认的伦理准则,任意抛弃他的妻妾。
第二章“不称其服”,从表里不一,才位不配上着笔讥刺;第三章“不遂其媾”则深入到内里,从品性上进行揭露谴责。
第四章又改用起兴手法。前两句以写景起兴——天色灰蒙阴暗,这是南山上朝云升腾。这句起兴与后面的叙事有着某种氛围或情绪上的联系:一个美貌的少女竞被遗弃在外受饥挨饿,如此惨象,目不忍睹,天地昏沉,无处寻找光明。“季女斯饥”与“荟兮蔚兮”正相映相衬。“婉”、“娈”都是美的褒赞,与“斯饥”形成强烈的反差,引起人们的同情。反过来也对造成这悲剧、惨景的恶势力表示强烈的憎恶。有人认为这“季女”就是前边“候人”之女,被强占又被抛弃。就全篇上下贯连的角度看,似乎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
但对这第四章还有别解。王夫之《诗广传》云:“奚为荟蔚也?欺然而兴,皴然而止,初终不相践而面相欺也;歘(xū,即欻)然而合,欻然而离,情穷于达旦而不能固也;翳乎其相蔽而困我之视听也,棘乎其相逼而行相夺也。”“奚以为婉娈也?词有切而不暴也,言色违而勿能舍也,约身自束而不逾分以相夺也。合则喜、离则忧,专一其依而唯恐不相获也。”这里把“荟”、“蔚”、“婉”、“娈”都作为人品的比喻语。“荟”、“蔚”是比忽兴、忽止,忽合、忽离,无坚定操守,专以蒙骗取得信任,巧取豪夺这类行为。“婉”、“娈”是比言辞急切而不凌弱,自我约束而去取不逾越本分,严于操守、感情专一这类行为。前者比昏君佞臣,后者比英主贤臣。所以最后又说:“有荟蔚之主,则必亲荟蔚之臣,才相近而弗论其情也。詧(chá,即察)魏征之娬媚,念褚遂良之依人,匪太宗才有大过人者,征与遂良恶能与荟蔚之子争一朝之饥饱哉!”这是将荟蔚婉娈当作“比”法去理解。这与《毛序》所说刺曹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的观点是一致的,故可备一说。
这四章赋比兴手法全用上,由表及里,以形象显示内涵,同情候人、季女,憎恶无德而尊、无才而贵的当权官僚;对高才沉下僚,庸俗居高位的现实尽情地揭露谴责。陈震《读诗识小录》云:“三章逐渐说来,如造七级之塔,下一章则其千丝铁网八宝流苏也。”评论可以说很贴切。
本诗所引武陵,自然是陶渊明名篇《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源。可以说整首诗都是从其中化出。
陶渊明作《桃源记》,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自是之后,诗人多赋《桃源行》,不过称赞仙家之乐。”武陵之于桃源,不仅在唐诗中得以继承和发展,而且对于初唐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一些“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不仅具有更浪漫的想象空间和绚丽色彩,而且还产生了神奇诡异的仙化意象。这一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当时唐朝社会道教盛行,再加上富裕的生活和繁荣昌盛的社会使得人们追寻心灵深处中对于生命短暂的忧郁。因此,许多笃信道教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会描写他们近乎幻觉式的想象。据刘中文先生考证,在现存的唐人诗词中,以“桃花源”为题的作品达21题24首之多,包融的《武陵桃源送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是一首送别诗。此诗从写景入笔,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之间的真挚友谊。
诗开篇就是“荆吴相接水为乡”,既未点题意,也不言别情,全是送者对行人一种宽解安慰的语气。以“荆吴相接”几个字将千里之遥写得近如比邻,给人以比邻咫尺之感,恰似说“天涯若比邻”,“谁道沧江吴楚分”。说两地,实际已暗关送别之事。但先作宽慰,超乎送别诗常法,却别具生活情味:落魄远游的人是最需要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的。这里就有劝杜晃放开眼量的意思。长江中下游地区,素称水乡。不说“水乡”而说“水为乡”,意味隽永:以水为乡的荆吴人对飘泊生活习以为常,不以暂离为憾事。“水为乡”描出江南特点,也有以水为家之意。语属宽解,情实至深。这样说来虽含“扁舟暂来去”意,却又不著一字,造语洗炼、含蓄。此句初读似信口而出的常语,细咀其味无穷。若作“荆吴相接为水乡”,则诗味顿时“死于句下”。
“君去春江正淼茫”。此承“水为乡“说到正题上来,话仍平淡。“君去”是眼前事,“春江正淼茫”是眼前景,写来几乎不用费心思。但这寻常之事与寻常之景联系在一起,又产生一种味外之味。“春江淼茫”,春江水满,正好行船,含有祝友人一帆风顺之意,但“淼茫”二字又透出凄惘之情。“淼茫”一词包含着复杂的情感,从字面上来看它是描写眼前景:春江上烟波浩淼,雨雾蒙蒙,其实是写诗人心中的茫然,写出诗人送别友人时的怅然若失。既有喜“君去”得航行之便,也有恨“君去”太疾之意,景中有情在,让读者自去体味。这就是“素处以默,妙机其微”(司空图《诗品·冲淡》)了。
“日暮征帆何处泊”,撇景入情。朋友刚才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联系上句,这一问来得十分自然。春江渺茫与征帆一片,形成一个强烈对比。阔大者愈见阔大,渺小者愈见渺小。由景入情,抒发别绪。写出友人的孤单寂寞。友人走后,诗人遥望江面,但见“日暮孤帆”,航行在渺茫春江之上,于是代人设想,船停何处?投宿何方?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对朋友的关切和依恋在这一问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同时,揣度行踪,可见送者的心追逐友人东去,又表现出一片依依惜别之情。这一问实在是情至之文。
“天涯一望断人肠”,诗人遥望渐行渐远的行舟,送行者放眼天涯,极视无见,不禁情如春江,汹涌澎湃。“断人肠”将别情推向高潮,在高潮中结束全诗,离愁别恨,悠然不尽。“断人肠”点明别情,却并不伤于尽露,可谓“不胜歧路之泣”。原因在于前三句已将此情孕育充分,结句点破,恰如水库开闸,感情的洪流一涌而出,源源不断。若无前三句的蓄势,就达不到这样持久动人的效果。
此诗用散行句式,如行云流水,近歌行体,写得颇富神韵,不独在谋篇造语上出格,自然流畅地表现了诗人对友人杜晃的深切怀念,也体现出诗人与友人杜晃之间的真挚友谊。诗中四句从写景入笔,寓主观感情于客观景象之中,使客观的景象染上浓重的主观感情的色彩。
此诗的写作背景,据《毛诗序》所说,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毛诗序》云:“《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毛传云:“宣公为伋取于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诉伋于公,公令伋使齐,使贼先待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君命杀我,寿有何罪?’又杀之。”刘向《新序·节士》则说寿知其母阴谋,遂与伋同舟,使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现代学者有认同“闵伋、寿”之说者,但持不同意见者亦多。闻一多先生猜测它“似母念子之词”(《风诗类钞》),也有学者断为一位父亲送别“二子”之作,均相近似。倘若要将它视为妻子送夫、朋友送人的诗,恐怕也无错处。总之坐实诗的本事,似乎比较牵强,还是将此篇视为一首送别诗比较合适。
这一次动情的送别,发生在河边。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两句点出送别地点发生在河边。两位年轻人拜别了亲友登上小船,在浩渺的河上飘飘远去,只留下一个零星小点,画面由近而远。“泛泛”二字形象地描绘出波光粼粼的场景。
“愿言思子,中心养养!”送行的一行人在岸边伫立,久久不肯离去。骋目远望,悠悠无限思念之情。此处直抒送行者的留恋牵挂之情,更将送别的匆忙和难分难舍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子乘舟,泛泛其逝。”两位年轻人所乘之舟,早已在蓝天之下、长河之中逐渐远去,送行者却还痴痴站在河岸上远望。
“愿言思子,不瑕有害!”这两句,是用祈祷的方式,传达情感上的递进和转折,恐怕只有亲人、朋友、爱人才会真正如此设身处地地惦念。在这割舍不断的牵念中,很自然地浮起忧思和对未来的担忧。
同是一首送别诗,《邶风·二子乘舟》写得远比《邶风·燕燕》单纯。全诗无一句比兴,诗中的意象,只有“二子”和一再重现和消逝的小舟。情感的抒泻,也没有《燕燕》那种“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的细节表现。但它的内涵却极为丰富:因为画面只有飘飘远逝的二子、船影,其余全为空白,便为读者的联想,留下了更多的空间;因为背景全无,甚至也不知道送行者究竟为谁,其表现的情感便突破了特定限制,而适合于“母子”、“男女”、“友朋”,成为一种具有极大涵盖面的“人间之情”。它之能够激发各种身份的读者之共鸣,而与诗人一起唏嘘、一起牵挂,甚至一起暗暗祈告,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是一首井冈山黄洋界保卫战的赞歌,是一首抒写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光辉史诗,是毛泽东许多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诗词中最早的一首词。这首词题为“井冈山”,内容却不是描写山景,而是通过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二次反“会剿”战斗的关键一仗——黄洋界保卫战,热情歌颂井冈山人民武装斗争的胜利。
词的上阕写战前气氛和敌我双方的态势。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这两句概括了红军士气高昂,严阵以待的雄壮声势,栩栩如生,为全词的雄伟气势以及词的结尾与红军的胜利作了铺垫。黄洋界处在井冈山上很高的位置,从这里向下远望各山头,到处是红军迎风招展的战旗;到处军号高鸣,战鼓齐奏。说明红军早已严阵以待。1964年1月27日,毛泽东回答《毛主席诗词》英译者的解释是:“‘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旌旗’和‘鼓角’都是指红军。黄洋界很陡,阵地在山腰,指挥在山头,敌人仰攻。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没有严重到这个程度。‘旌旗在望’,其实没有飘扬的旗子,都是卷起的。”“山下旌旗在望“喻指山下的部分红军即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三十二团,以及井冈山一带的赤卫队、暴动队等地方武装也在坚守井冈山,山下并没有都被敌人占领。“山头鼓角相闻”,喻指守卫黄洋界的红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以不足一营的兵力,利用悬崖峭壁的地形顽强抵抗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两句用夸张的手法写敌人人多势强,气焰嚣张,红军被敌人重重包围;但在这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英勇的红军毫不畏惧,视万千敌人如虫蚁,沉着应战,泰然自若,岿然不动。衬托了红军英勇善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虽然敌人在数量上占了很大的优势,把红军一层又一层地包围起来,岿然”一词,充分表现了红军巍然屹立的雄姿。
下阕写战斗经过,军民万众一心,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战斗取得胜利。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这两句写红军已预料到了敌人会乘虚前来围攻,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筑好了防御工事,戒备森严,军民团结一致,众心成城,英勇抗敌的情景,写出了红军战胜敌人的原因。这里“森严壁垒”、“众志成城”,与“岿然不动”前后照应,既显得典雅雄壮,又韵味深长。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这两句写具体的战场(黄洋界)和战斗结果(有人报告说,敌人听到了红军在黄洋界打的炮声,惊慌地在夜晚逃走了),即战斗取得了胜利。这胜利是通过“炮声”传报的,陈毅说:“在战争中尝有炮声雷鸣而敌已开始逃跑。此敌之起身炮也,我之送行炮也。不可不知。”这两句极为形象地描绘了这次保卫战,巧妙地嘲笑了敌人,有力地鼓舞了红军民,同时与上阕军军民的备战与岿然不动的情景照应,前后贯通,无懈可击。
《西江月·井冈山》是一首纪实性很强的诗歌,一首小令,仅五十字之简约篇章,却能如此真实地记录了黄洋界保卫战这样的一场战役,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之。这首“在马背上哼成的”诗歌,虽然是一首超小型的叙事诗,但纪实之中有言志,有抒情,有议论。我们清晰地看到,《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与《井冈山的斗争》这样的政论长文,居然可以如此紧密地互文见义。在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人艰苦探索全新革命战略的年代,毛泽东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把自己的政论思考熔铸到自己诗词的意象之中,其抒情逻辑蕴涵着他在军旅征战之中的革命预见。这是毛泽东井冈山时期诗词的一个最有时代特色和个人风骨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