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说以为此诗乃东周初年姬姓贵族所作,旨在讥刺平王弃宗族而不顾。《毛诗序》:“《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毛氏说诗多牵强附会,常把表现人之常情的诗作拉扯到政教、美刺上去。宋人说诗较为通达,朱熹《诗集传》云:“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得其旨矣。
诗凡三章,章六句。首章“緜緜”二句写眼前景物。诗人流落到黄河边上,见到河边葛藤茂盛,绵绵不断,不禁触景伤情,联系到自己远离兄弟、飘泊异乡的身世,感到人不如物。他流落他乡,六亲无靠,生活无着,不得不乞求于人,甚至覥颜“谓他人父”。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卑下,可见一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博得人家的一丝怜悯。“谓他人父,亦莫我顾”,直书其事,包含许多屈辱,许多痛楚,正如朱熹所叹:“则其穷也甚矣!”(同上)第二、第三章诗意略同首章,仅二、四、五、六句句尾更换一字,丰富了诗的内涵,反覆咏叹中稍有变化。此诗两句表达一层意思,六句有三层意思,两层转折。由绵绵不绝的葛藟对照兄弟的离散,是一折,由“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而竟不获怜悯,又是一折。每一转折,均含无限酸楚。诗人直抒情事,语句简质,却很感人,表现了飘零的凄苦和世情的冷漠。牛运震《诗志》评曰:“乞儿声,孤儿泪,不可多读。”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沉痛语,不忍卒读。”都对诗中表现出的流离之苦深为致慨,相信这也是每一位读此诗者的共同感受。
此诗前两句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后两句诗人紧承前语,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全诗以浅近通俗的语言,生动质朴的比喻,率直地表示亡国之恨,字字咬牙,句句切齿,有颠倒乾坤,截断众流之气魄。
第一、二句作者为了表现胸中的“愁和“恨”,不是采取怒发冲冠式的直接表露,而是借物寓怀,以一种环境衬托的比喻手法,巧妙地用“山外山”“树边树”的视觉形象引发国破家亡的愁怨和遗恨。这里的“山”“树”,不仅指自然的“山”“树”,更寓意元兵占领的一片浑浊世界。山、树本可使人赏心悦目,然而在亡国遗民眼中,只能勾起无限的愁和恨。
第三、四句紧承一、二句,诗人设想,如果眼前的山和树能够隔断秋月的光明,照我就不照他,照他就不照我,使我和他“不共一处”。这样以含蓄的手法,揭示出诗人自己与元朝统治者“不共戴天”的主题。诗人虽未明言同谁“不共一处”,不过,从诗人所写“无处堪挥泪”(《书文山卷后》),“我愁无地可耕渔”(见《宋遗民录》)等句,则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灭宋的元代统治者,使诗人陷入“无处”“无地”的厄运,所以诗人在月色如银的秋夜,迸发出的愁恨,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恩怨。确切地说,全诗乃是针对元代统治者发出的反抗心声,誓欲隔断明亮的秋月,虽然想隔断秋月的光明,事实上却是不可能的,但诗人不愿与元代新贵们“共一处”,其态度之坚决,气节之坚贞,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
前人评谢翱诗曰:“所作歌诗,其称小,其指大,其辞隐,其意显,有风人之余,类唐人之卓卓者。”(《谢翱传》)此诗即可见诗人风格之一斑。
这是一首触景写情之作.细腻动人。前半首写室外勾画了一幅凄清的场景。后半首转入室内,掩紧屏风熏炉中的香早已燃成灰烬,不见一丝温暖。这一切,无不透着凄冷之意。而看花之人此时无言胜有言,是对柔弱之花被摧折的叹息,是对自身命运不能由自己掌握的悲哀。
这首小词结构层次分明,井井有条地描摹出了一幅画面。先写室外,再写室内,最后点到愁怨之人。本篇虽短小精悍,但却层层深入,极见情味。纳兰长于小令,由此篇亦可见一斑。一开始便发问:何时下起了这么大的雨?把屋檐下的花儿都淋湿了。那个惜花之人默默地看着那些被风雨摧残的。
此词或可视为纳兰对自身处境的一个婉曲表达,从中可见词人内心的悲凉。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萧瑟衰败的旧居景象,基调凄凉哀怨。房屋的变迁,人事的推移,直接的原因是社会的动荡,而又像是生命枯荣变幻的必然。全诗以“一觞聊可挥”做结,看似要以及时行乐来驱散心中的“恻怆”和“所悲”,但是诗人的“及时行乐”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是其人生智慧的表现形式:纵浪于“自然”之中,身心达到适意之境。陶渊明的生活建立在田园生活的“自然”的基础之上,他解决人生问题的智慧也是由此生发出来。
陶渊明在回旧居之前已经历了辞官归田后的六年躬耕生活,可以说历尽艰难困苦,而今体力渐衰,迫使他不得不回到老家。眼前破落的故里,又增添了诗人的恻怆之情。浔阳(今江西九江)为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与西境重镇江陵(今湖北荆州)之枢纽。在过去十年中,桓玄篡乱,卢循起义,浔阳地区及左近都有激战。社会动荡与战乱,使浔阳日益凋敝。这首诗表面上似乎是专因环境、体衰而悲慨,但如果联系“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八首》之五)来看,那就会令人感到陶渊明可能有更多而未明言的悲哀。诗的最后两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便透露了这一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