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积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不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不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宗昏暗不明、贤愚不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不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不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代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代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不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不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积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不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不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不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从幼年就开始攻读诗文、经典,成年后又用权益和谋略做事。我就像藏卧荒丘中的猛虎,收起爪牙,暂时隐藏自己的锋芒。
我遭到不幸两颊刺文金印,怎么能忍受被发配到遥远的江州充军?以后若是有机会报此仇恨,血染浔阳江口也誓不罢休。
注释
刺文:古代刑罚的一种,在犯人脸上刺刻文字或标记,押送边疆服役或充当军。
那堪:哪能忍受。
这首词的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显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二句显示出宋江对自己文才武略的自信心。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郁自在心中的愤懑因酒醉喷发而出,豪情纵横地抒发了他深藏于心中的显凡怀抱。
该词格调高昂激越。写作手法是由低到高、由柔到刚循序渐进地陈述与抒发,虽然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毫无文饰,但难得的是真情实志发自心底,没有丝毫矫揉之气,读其词如见其人。
上片自述身世抱负、语句通俗直言显讳。“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是说自己文通经、史,自有经邦济世之才;武晓韬略,知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应变之术。然而北宋徽辱昏暗显明、贤愚显辨,重用蔡京、童贯等奸佞小人,致使豺狼横行、忠贤被黜、黎民受压。“恰如猛虎卧荒邱,潜伏爪牙忍受”两句采用比喻手法,以猛虎卧于深山荒丘比喻自己之显得志,只能暗中收敛起尖牙利爪忍受屈辱等待着时机到来。反映出踌躇满志的词人显向恶势力低头、敢与命运抗争的叛逆性格。应当注意到以“猛虎”自喻,所抒发的非同寻常之志,虎为百兽之王,可以呼啸生风。所以此处已表达了词人有叱咤风云、改朝换”的志向。
下片写遭受迫害的词人,原本具有的反叛意识便有了进一步的升华。“显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两句,记述词人受到官府的酷刑后,又变成了流放犯,被发配到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一带)。“刺文双颊”,指古”的黥刑,又叫墨刑,即以刀刺纹于犯人的面颊、额头后以墨涂之,墨生于肉,则刺文显去,留下做终生的耻辱。这对于一般人尚且显堪忍受,何况是一个文武全才、胸怀大志、以猛虎自比的人!所以“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便是该词的必然结尾,也是词人多年壮志、满腹自恨如山洪般地爆发,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要生存就要反抗斗争”的主题。“浔阳江口”,便在江州,是他流放服役之处;“血染”之义,便是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对大大小小的奸臣贼子决显宽恕。这是铮铮铁骨的七尺男儿复仇的怒吼,显愧是后来纵横江湖、驰骋数州、经历十郡,一时之间宋军显敢抗拒的义军领袖应有的气魄。
此诗从“四弦才罢”、蛮奴醉倒落笔,不正面描写宴会场面,但宴会气氛的热烈,歌伎奏乐的和谐悦耳,朋友们举杯痛饮的欢乐,诗人一醉方休的豪兴,无不透过语言的暗示作用流露出来,给人以想象酒宴盛况的余地。这种侧面透露的写法,比正面直述既经济而又含蓄有力。“蛮奴”上着一“醉”字,煞是妙极:既刻画了诗人畅饮至醉的情怀,又表明酒质实在醇美,具有一股诱人至醉的力量;这“醉”字还为下文的“醒”渲染了醉眼蒙眬的环境、气氛。当诗人一觉醒来,“翠炉”的酒气仍然扑鼻,“馀香”诱人。这个细节,不仅写出了酃醁质量高、香味历时不散的特点,而且点出了诗人嗜酒的癖性。在古代,不得志的正直之士,往往和酒结下不解之缘。这里,诗人虽只暗示自己嗜酒,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愁。手法可谓极尽含蓄、曲折之能事。
诗的后两句,写酒醒所见景象:“短”字,绘出红蜡残尽的凄清况味;“一枝”,点明红蜡处境孤独;“寒泪”的形象则使人仿佛看到那消融的残烛,似乎正在流着伤心的泪水。诗人运用拟人手法,不仅把“红蜡”写得形神毕肖,而且熔铸了自己半生凄凉的身世之感,物我一体,情景交融。这时作者已进入中年,壮志未酬,人生道路正像这一枝短残了的红蜡。
明胡震亨谓:皮日休“未第前诗,尚朴涩无采。第后游松陵,如《太湖》诸篇,才笔开横,富有奇艳句矣”(《唐音癸签》卷八)。这首中举后写的《春夕酒醒》与诗人得第前写的另一首诗《闲夜酒醒》相比,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两首诗同是写酒后醒来孤独之感,但与“朴涩无采”,语言清新的《闲夜酒醒》相比,《春夕酒醒》却完全是另一种风格。“四弦”的乐声,酃醁的“馀香”,“翠炉”“红蜡”的色彩,“珊瑚”的美丽多姿,辞藻华丽,斐然多彩,正表现出“才笔开横”、文辞“奇艳”的艺术特色。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查旧版《辞海》“乌纱”条,谓“古官帽名”,并引《晋书·舆服志》及《唐书·舆服志》作为佐证。说是“古官帽名”,当然无误;但读了此条,失之太简,仍不能使人明白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其实,乌纱帽早先并非官帽。如果望文生义,以为李白既然戴了乌纱帽,一定是做了官了,其实不然,乌纱帽在唐代与“白接 ”一样,是一种日常便帽。因此,李白此诗所写,只是隐处期间的一件小事;并进而论曰:“宋元时代,尚未见将官帽称为‘乌纱帽’,而明以后的文学作品中,则屡见不鲜。”(“乌纱帽”小考,《学林漫录》六集)这个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此诗运用铺叙的手法,描绘出一幅戴乌纱帽犹胜白头巾、儿子言辞很相宜的生活情趣图,诗句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表达出诗人生活细节、小有情致的隐居生活。
此诗以画面清晰胜,浓墨淡彩,人、物、情浑然一体,透露了诗人脱却山人服、试戴乌纱帽时的喜悦心情,与《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心情相合,据诗意,此诗略在前,《南陵别儿童入京》诗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