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诗作于清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年）。这年龚自珍辞官，由北京南返杭州，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目睹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不禁触景生情，思绪万千，即兴写下了一首又一首诗，于是诞生了《己亥杂诗》。
“烟轻雨小，望里青难了。”古代文人要写离别之情，总是会将情景设置在烟雨迷蒙、柳条拂面之中。纳兰这首词也不例外。烟雨蒙蒙中，放眼望去，满目青色，无边无际。好像词人此刻的心情，充满迷蒙。
虽然从这首词的字里行间可以推断出这是写离别之情的。但至于纳兰是为谁写的离别词，就不得而知了。从词句判断，应该是纳兰的友人。友人离别，站于迷蒙的细雨中，看着友人离去的方向，最终望不到友人的身影，想着友人此时应该走到何处。
一缕断虹垂树杪，又是乱山残照。”上片之见是时间的一个顺延，雨停之后，天边现出彩虹，在远处乱石上，夕阳残照，彩虹挂在树梢上。
尽管这首词并非纳兰的佳作，但依然可以从中看出纳兰写词的风格。纳兰将每种景致都极致化，令自己的词成为一种艺术。这首《清平乐》的下片依然写景，但更多则是抒情。
“凭高目断征途，暮云千里平芜。”登高望远，方能心胸开阔。纳兰这句词有着与自己以往词里没有的豪气干云。男儿气概在此时表露无遗，登高望断天涯路，前方征途漫漫，一眼看不到头，但是在眼前，暮云停驻，而云霞下面，则是千里的平原，草木丛生，犹如思念的荒地，长满了杂草。
“日夜河流东下，锦书应托双鱼”从这句词来看，似乎是要写给远方的爱妻，但从当时的情景来看，纳兰并未有牵挂着的女子。不过，不论这词是因何而作，也是纳兰将一番思念之苦，化作锦书，托送给双鱼，希望后世都能看到。
该词上片描写词人于塞上所见景色，下片依然写景，但更多的是抒情。全词不过是平淡乏味，但也可以表达出词人对自己妻子的怀念之情。
诗词分工、各守畛域的传统观念，对宋词的创作有很深影响。诸如“田家语”、“田妇叹”、“插秧歌”等宋代诗歌中常见的题材，在宋词中却很少涉及。这首词描述了，农民的劳动生活，流露出与之声息相通的质朴向上的感情，因而值得珍视。上片以景语起：山色昏暗，彤云密布，寒雨将至。在总写环境天气之后，收拢词笔，语及近景，数枝凝聚水珠、楚楚堪怜的娇花，映入眼帘。如若顺流而下，则围绕“啼红”写心抒慨，当是笔端应有之义。但接下来两句，却奉劝骚人词客，勿以惜花为念，莫作枝惘愁思，可谓笔锋灵活心思脱俗。下片又复宕开，将笔触伸向田垄阡陌，“朝朝出”、“处处通”对举，言简意赅勾勒不避风雨、终岁劳作的农民生活。遂引出“人间辛苦是三农”的感叹。“三农”，指春耕、夏种、秋收。五谷丰登，是农民们一年的希望。在这重阴欲雨的时刻人们盼望的是有充足的雨水，能犁耕作。至于惜花伤春，他们既无此余暇，也无此闲情。
每当“做冷欺花”（史达祖《绮罗香》语）时节，“冻云黯淡天气”（柳永《夜半乐》语），文人墨客常会触物兴感，抒发怜惜情怀。这些作品，大抵亦物亦人，亦彼亦已，汇成宋词的一片汪洋。虽有深挚、浮泛之别，也自有其价值在。不过，萦牵于个人的遭际，囿于一已的狭小天地，则是其大部分篇章的共同特点。这首《南柯子》却不同，即将因风雨吹打而飘零的幽艳啼红，和终年劳碌田间而此刻盼雨耕种的农民，由目睹或联想而同时放到了作者情感的天平两端。
它不在惜花伤春旧调上的和弦，而是另辟蹊径的新声。作者的目光未为仄狭的自我所囿，感情天地比较开阔。一扫陈思，立意不俗。
苏轼、辛弃疾等也写过一些描写乡村生活的词作，也倾注了热爱农村、关心农事的情感，他们所作，常如一幅幅民俗画，苏轼作于徐州太守任上的一组《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等五首）是如此，辛弃疾《清平乐。村居》的笔触更为细腻入微。王炎的这首词则显示了不同的特色，作者的感情主要不是熔铸在画面中，而是偏重于认知的直接表述，理性色彩较浓，因而，写到农民的生活，如“蓑笠朝朝出，沟塍处处通”，也采取比较概括的方式，不以描绘的笔墨取胜。
宋代有两个王炎，均有词作传世。此篇作者字晦叔，号双溪，婺源（今属江西）人，孝宗乾道五年进士，有词集《双溪诗馀》。其“不溺于情欲，不荡于无法”《双溪诗馀自序》的宗旨，在这首风调朴实的《南柯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此词不取艳辞，不贵用事，下字用语亦颇经揣摩，如“幽艳湿啼红”写花在雨意浓阴中的姿态就相当生动。不过此词亦有缺陷，全篇语多浅易、含蕴稍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