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庭筠和庄恪太子是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的。在庄恪太子死后,他不仅写了《庄恪太子挽词二首》《太子西池二首》《四皓》等那样明显吊唁给太子的歌词,而且还写了这题虽不明显,而实则是极其缠绵哀怨地吊唁太子的诗。这可以从他的诗中找到这样的根据。孟子说:“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这首诗分四绝。若从字面机械地读,可以分为第一绝四句,是写舞衣之制作。第二绝四句,是写舞者的装束。第三绝四句,是写舞蹈的姿态。第四绝四句,回复到作客的自己。其实这里只有一联是实的,那就是“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而其余则都是他“闻”而“思”后悬空的想象。
第一绝:“藕肠纤缕抽轻春,烟机漠漠娇蛾颦。金梭淅沥透空薄,剪落交刀吹断云。”看似写如何抽丝,如何上机子,如何织成匹,又如何剪裁成衣。但这样远远叙来,不过写出一段常识,实在也没有多少诗味。这不是在咏这几种动作,而只是因这几种动作,勾起了他的一系列联想。因雨声恍忽听到若有人织丝,又因织而想到裁剪舞衣,因舞衣而又想到了兰堂的楚舞。这一系列作为沉思的幻觉来读,便给了人一种阅读的期望。
第二绝“张家公子夜闻雨,夜向兰堂思楚舞”两句是全诗的总体过渡,它点明了诗人的构思。在一个寂寞的夜里,诗人或者说“张公子”独自沉思着。窗外飘起了轻微的细雨。开始,好像是谁在抽着轻丝,于这春天的夜里。这声音是如此的幽怨。织成纱般的舞衣的,恐怕就是从藕的断肠里抽出的愁丝。不知道连织起来她是否也需要这样不快的皱着眉毛;听她漠漠地像是有意无意地推动着机子,不知是怕惊散了思绪,还是因思绪而忘了动作。只是这淅淅沥沥地若断若续地来到耳际。那沙沙声,仿佛又是剪刀在裁剪着云雾般的轻纱。
如此恍恍忽忽,可见原来什么也不是,只是张公子听到的雨声。“张公子”指的是汉富平侯张放。《汉书序传》记载:“富平侯张放始爱幸,成帝出为微行,与同辇执辔以入内禁中,设饮燕之会,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正由于太子与飞卿的这种亲密关系,以至落个“宴游败度”,而不明不白地死去。所以温庭筠在凡与太子的诗中,几次自喻为“张公子”,以示他和太子相亲相近的程度。既然是张公子,而且是在太子已死的情况,想到舞衣,就不能不想到他们过去在那一起欢宴的日子,于是他的思绪马上转换到了“夜向兰堂思楚舞”了。
“思楚舞”,可见他此后的思绪就进入了回忆。想起了以前夜里在太子那里一边欣赏歌舞,一边谈着知心话儿那样欢乐的情景来。“蝉衫麟带压愁香,偷得莺簧锁金缕”。“莺簧”固可谓其舌如簧,指莺的声音,但这里当是莺黄,盖以黄莺之色来形容“金缕”衣的。薄衫、玉带、香囊,都是他们当时所穿的衣裳,如此形容,只是言其贵重。于是他痛苦地想:现在我的衣带上,还带着你那御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呵,它为什么久久还没有淡去呢?也是因为愁儿压住了它么?
第三绝前两句是写管弦吹奏之声,吹者含兰气,弹者露雪腕,皆极写人物之美。然而却用一“悲”字来笼罩。后两句写舞姿;那舞姿如风中荷花摇摆不定,如柳枝之经风而不自持。芙蓉、杨柳,也是写人物姿色之美的。但从那“不自持”中,似仍读出了那一份酸楚。当他再听到音乐时,尽管吹奏的女子是那么娇美,甚至连吹出的气息都像兰花那样的幽香,然而在他听来,却尽是悲声。就连那舞蹈的姿势也仿佛是在悲不自胜。昔日之欢乐,在此时想来,却是无限的酸楚。
第四绝即结尾四句:“回颦笑语西窗客,星斗寥寥波脉脉。不逐秦王卷象床,满楼明月梨花白。”“西窗客”以客座自拟,自是指自己。“回颦笑语”自是若“秦王”的太子。这里是说:回想起你对我是那样的好,有时夜已深了,连星儿也合上了眼睛,而只剩下寥寥几个的时候,你却还是那样深情地笑着对我讲话,毫无倦容。呵,这一切好像就在眼前。然而你去了,我现在只有枯坐家中,连再想接近你经常坐的象牙床都不可能了。于是他愤怒地推开了窗子,窗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一轮明月,照见满院梨花。月光如水,梨花如雪。这洁白的大地,也像是戴孝样的,寄托着无限的哀思。
“秦王”是唐朝有名的圣君唐太宗李世民在作太子时的封号。温庭筠在这里不止是借指“储君”的太子,也是这样以李世民来许他的,这也就足见他们的政治抱负。所以舞衣曲,非咏物者,只是运用了这个古老的乐府名称,来寄托他对于太子的思念罢了。在政治斗争中,中华的祖先给某种人总结了“有奶就是娘”这句精辟的名言,然而温庭筠却虽险些也牵累进去而杀了头,然而他立场坚定,从不说太子的坏话,还寄托了这样深深的怀念。让人不能不感到他的品德之忠贞。
一件舞衣,他也可以寄托这样巨大的思想内容,可见决定诗境的,毕竟是情,而不是什么题材的大小了。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小雅·节南山》所指责的对象则是幽王及其权臣。前人屡辩诗旨是“刺王”还是“刺尹”,甚为无谓。总因古代君臣名分颇严,论者又往往横亘一“诗可以怨”或一“《小雅》怨诽而不乱”之念于胸中,因之便有不同的“先入为主”之念在作怪。今就诗论诗,直刺师尹,颇为鲜明;而一再怨望“昊天”,又借以指责天子。
关于师尹,自毛传以来皆解作“大师尹氏”,至王国维始辨析其为二人,即首掌军职的大师和首掌文职的史尹。观《大雅·常武》中大师“整六师”、尹氏及其属“戒师旅”,则大师统军而尹氏监军,对照《小雅·节南山》诗首章,“忧心如惔,不敢戏谈”正合于军国主义背景,偏于责师;而“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乃监察司之失职,偏于斥尹。
全诗十章,共分三部分。首二章以南山起兴,以象征二权臣。以山之险要象征其权之枢要,又以山之不平联系到二臣秉政不平。结合篇末“昊天不平,我王不宁”的呼应来看,天怒人怨,总由师尹秉政不平使然,故“不平”二字为全篇眼目。只是第二部分却一再将不平(不夷)与不己(不自为政)并提而责难,推思其义,全诗是指斥师尹失政在不能持平(夷),而要持平则又须事必躬亲(己),因而全诗结构是起于夷(平)终于夷(平)而介于己。
首章点出“不敢戏谈”以致“国既卒斩”;二章点出昊天再降饥疫以致“丧乱弘多”,民众无法存活,从而“不敢戏谈”之高压失控,遂而“民言无嘉”。一章言人祸,二章言天灾,由时间及顺序暗示天灾实人祸所致,人间暴戾上干天怒所致,此即第一部分的要害。
从第三到第六共四章为第二部分。在上两章铺垫的基础上,三章进一步点明师尹之害人害天,天再施报于人,人民双重遭殃。“诗可以怨”,怨而至天,亦已极矣!
四、五两章句式排比,结构整齐而又不乏疏宕之美。四章围绕“夷”“己”二字正反展开,既为师尹说法,更为一切秉政者说法,三十二字可铭于座右,可镌于通衢。五章“昊天不佣(融)”“昊天不惠(慧)”二解是“刺”,“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平)”二解是“美”,也是对师尹说法。两章排比、对比之势,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诗人的责怨之情也推到了高潮。
六章承上启下,由怒转叹。
统观第二部分四个章节,结构颇为讲究:五、六章既以“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和“不吊昊天”以上应第三章的“不吊昊天”,又以“君子如届(临、己)”、“君子如夷”和“谁秉国成(平、夷)”、“不自为政(不己)”以上应第四章的“式夷式已”,可见此部分是以怨天和尤人双向展开而又并拢合承,甚耐玩味。
第七、八、九、十章为第三部分。变每章八句为四句,于音乐为变奏。于诗情为由怨怒转悲叹。唯七、八两章疑有错简而当易位:前“方茂尔恶”章言师党与尹党既相倾轧又相勾结,以见朝政难革;后“驾彼四牡”章言无奈之下只有往奔四国避乱(或求诸侯勤王),然而四方亦不可往,“蹙蹙靡所骋”。诗人说:既然宗周与四国皆被师尹扰乱,国已不国,今日上干天怒,下危人主,尽管师尹不自责己而反怨怒匡正,我身为大夫,也只有勇作诗“诵”,“以究王讻”,成此一篇檄文,为来者垂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