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创作说）
这首词在艺术表现上，为了把复杂的思想感情浓缩在精炼的语言之中，文天祥较多地借用了典故和前人诗歌的意境。
开头三句回忆抗元斗争的失败。这里借用了三国周瑜在赤壁之战中火烧曹操船队的典故。据说那次正好碰上东南风，仿佛老天有意帮助周瑜成功一般。可是南宋军队凭借长江天险却未能抵挡住元军，又仿佛老天不肯帮忙似的。“水天空阔”写长江水面宽阔，本来正是阻挡敌人的有利条件。“不借”，不肯帮助。“英物”，英雄人物，这里指抗元将士。
“蜀鸟吴花残照里”到“此恨凭谁雪”，写这次途经金陵时所见。“蜀鸟”指子规，也就是杜鹃鸟，相传它是蜀国望帝死后变化成的，啼声凄厉。“吴花”指吴地的花草，三国时金陵是吴的国都。“残照”指夕阳的照射。“铜雀春情”是化用唐人杜牧的两句诗：“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思是赤壁之战要不是东南风帮了周瑜的忙，那么曹操的军队早就打过了长江，把乔家两姊妹（孙策及周瑜的妻子）掳去关在曹操造的有名的铜雀台里了。杜牧的诗只是一种假设。但南宋灭亡时宫中嫔妃确实遭到元军掳掠，所以文天祥用“铜雀春情”来指这件史实。“金人秋泪”，汉武帝曾在长安的宫中用铜铸造了一个重千斤的仙人，也叫金人，汉亡以后魏明帝曾派人到长安去搬取这个铜人，据说铜人不愿离开故土，竟流下眼泪来。这里借指南宋灭亡后珍贵文物被元军劫掠一空。总之，文天祥这次经过金陵，满眼都是金人破坏后的残破景象，使他心中充满了仇恨。但他又痛苦地想到：自己已经被俘，很难再重整旗鼓，仇恨和耻辱无法被洗刷。
“堂堂剑气”两句是懊恨自己的失败。古人传说好的宝剑，有精气上通于天。“斗牛”指北斗星和牵牛星。“空认奇杰”，白白地认我为英雄。这两句是说自己所佩的宝剑倒是把好剑，剑气上冲斗牛，可惜自己已经落入敌手，辜负了这口把自己当作英杰的好剑。
词的下片回顾抗元斗争的艰苦经历并向友人表示誓不屈服的决心。
“那信江海余生”以下三句，是记一二七六年他从镇江摆脱元兵监视，经海路南逃的事。“江海余生，南行万里”，是说他那次先逃到通州（今江苏南通市），然后乘小船（扁舟）出海继续南行。“余生”等于说幸存的生命。“鸥盟”原指与海鸥交朋友，这里借指抗元战友。“醉眼”原指喝醉酒看东西，“留醉眼”是深情地看的意思。“涛生云灭”指战局的风云变幻。这两句说明他之所以南行万里是为了寻找战友共举抗元大业。“睨柱吞嬴”以下三句用了两个典故。“睨柱吞嬴”用蔺相如的故事。战国时代，秦王提出用十五个城池换取赵国的美玉和氏璧，蔺相如奉赵王之命送璧到秦国，看到秦王没有用十五城来换璧的诚意，就拿着和氏璧怒发冲冠地倚柱而立，警告秦王说：如要夺璧，宁可将璧在柱子上击碎！秦王不敢强夺。“睨柱”就是眼睛斜盯住柱子看的意思。“吞嬴”是说蔺相如怒气冲天象要吞掉秦王似的。“回旗走懿”，是用三国有关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死于军中，司马懿领军来追，蜀军突然回师（回旗），竟把司马懿吓退。文天祥用这两个典故表示自己大义凛然，不畏强敌，就是死了也决不放过敌人。“千古冲冠发”，是讲千百年前，蔺相如怒发冲冠警告秦王的事。
最后两句回到现实，意思是说上面讲的那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眼前他被拘留在金陵的驿馆，只有秦淮河上的孤月伴着他这个无法入眠的人。秦淮河，是流经金陵的一条河。这两句表明，现实虽然是如此残酷，但顽强的斗争的精神却仍使作者激动不已。
（邓剡创作说）
亡国之痛是此词上片的主旋律，“水天空阔，恨东风不惜世间英物”，感叹金陵的水阔天空。“世间英物”，指的是文天祥。面对长江，不禁令人心思神往：长江险阻，能拒曹兵，为何不能拒元兵。英雄没有天的帮助，只能遭人怜惜。“东风”如此不公平，可恨之极。这两句，凌空而来，磅礴的气势之中，蕴含着无限悲痛。随即引出许多感叹。“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写金陵城中残垣断壁的惨象。“蜀鸟”，指产于四川的杜鹃鸟，相传为蜀亡国之君杜宇的灵魂托身。在残阳夕照中听到这种鸟的叫声，令人顿觉特别感到凄切。“吴花”，即曾生长在吴国宫中的花，现在在残阳中开放，有过亡国之苦，好像也蒙上了一层惨淡的色彩。凄惨的景象，使人不忍目睹；蜀鸟的叫声，更叫人耳不忍闻。
“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杜牧曾写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的诗句，这本是一个大胆的历史的假设，现在居然成了现实。借历史故事，描写江山易主的悲哀。三年前元军已把谢、全二太后掳去。“金人秋泪”典出自魏明帝时，曾派人到长安把汉朝建章宫前的铜人搬至洛阳，传说铜人在被拆卸时流下了眼泪。但宋朝亡国，国亡数被迁移，此恨难消。“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宝剑是力量的象征，奇杰是胆略的化身，所向披靡。可如今，却空有精气上冲斗牛的宝剑和文天祥这样的人物。对文天祥的失败，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词的上片情景交融。金陵风物是历代词人咏叹颇多的。但此词把其作为感情的附着物融入感情之中，别有一番风韵。蜀鸟、吴花、残垣断壁，是一种惨象，但表现了作者复杂的情感。
下片主要写情，表达对文天祥的倾慕、期望和惜别之情。“那信江海余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颂扬文天祥与元人作斗争的胆略与勇气。几年前文天祥被元军扣留，乘机逃脱，绕道海上，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南方。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
邓剡前面跳海未死，这次又病而求医，为的是“留醉眼”，等文天祥东山再起，再起复宋大业。“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睨柱吞嬴”，赵国丞相蔺相如身立秦庭，持璧睨柱，气吞秦王的那种气魄：“回旗走懿”指的是蜀国丞相诸葛亮死了以后还能把司马懿吓退的那种威严。用典故写出对文天祥的期望之情。这自然是赞许，也是期望。“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最后再转到惜别上来，孤月意喻好友的分离、各人将形单影只了。作者虽然因病不能随之北上，但将在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中为友人祈盼。这句话虽然普遍，但朋友之情，家国之悲深蕴其中。
这词在艺术上的特色除了写情写景较为融洽之外，还用典颇多。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胸臆。各种历史人物都已出现，较好地完成了形象塑造。这阕词用东坡居士词原韵，难度极大，但仍写得气冲斗牛，感人肺腑，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着真情。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
这首诗描写山村午景，从日暖花繁的景象来看，正是春末或夏初时分，脚下的小路似乎也感到了节候的温暖，路上绿草如茵，满山的野花在阳光下更显得繁茂艳丽。首联由小径写到山色，徐徐展开，像是电影中由近到远地拉开了镜头，有一种身临其景，历历在目的印象。
颔联以“纵横”、“高下”为对，工稳恰切，而且经纬交错，构成了一幅谐和匀称的画面：一道河水曲折流过，村中高高低低地散布着几户人家。自由宁静的气氛于言外可见。而“纵”与“横”、“高”与“下”，本身又各自对应，可见诗人烹字炼句的功夫；又以“一”与“数”相对，运用了数字的概念，遂令画面更加清晰可辨。
颈联进一步表现了诗人炼句的技巧。《复斋漫录》卷上说，‘静憩横鸣午”是吸取唐人诗句“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横”的意思而来，其实未必可信，但指出了二者都是描绘午时横鸣的情景却是对的。横在正午休息的时候长鸣，可见其地的宁静安谧，而村民的悠闲恬适也从中可以想见。“荒寻犬吠嚣”一句说狗在荒野里东寻西找，看到了昏暗的阴处就叫个不停，寥寥五字就将生活中这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传神地表现出来，而且由此可以推知山村远离尘嚣，难得有生人过访。这两句造语极为洗炼，通过特殊的语言结构，将丰富的内容，熔铸在这极简净的十个字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卢纶《山中绝句》云：‘阳坡软草厚如织，因与鹿成相伴眠。’介甫只用五字，道尽此两句。如云‘眠分黄犊草’，岂不妙乎！”胡仔在此赞叹王安石的，正是他这种能“以少许胜多许”的语言表现能力，“荒寻犬吠昏”也是一例
这首诗前六句所描绘的景物，直是一幅形象的桃源图。《桃花源记》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描写，正与“草如积”、“花更繁”的景色相似；“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横犬相闻”，又与此诗中间二联的意境一致。从这里可似看出诗人的匠心，虽然诗名《即事》，但决不是信笔写来的随意之作，他在景物的摄取，题材的剪裁上早已有成竹在胸，虽以平易语言写来，却可见到遣字造句、构思谋篇的精心安排。这种千锤百炼而以平淡出之的手法，正是诗家化境。韩愈称赞贾岛的诗说：“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送无本师归范阳》）苏东坡提倡“绚烂之极，归于平淡”，都是指的这种特点。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说，张籍的诗“看似寻常最寄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实际上也道出了他自己作诗的甘苦。这首《即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尾联写自己的感受：诗人远足归来，向人谈起这番游历，就像亲身去了一次世外桃源。其中虽不言景，而景自在其中。同时，也可体会到诗人对桃源生活的向往。王安石另有《桃源行》一首，直接表达了他对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的赞美，与此诗所表现的感情正可相发明。
这首诗语言简洁自然，清新流畅，注重全诗气势连贯，张弛有道，平缓有度，进退有法，作者似乎在不经意地吟咏，细处看却是淡静有味，从构图谋篇到遣词造句都颇具匠心，每一联都从不同的视角展示景物。
这首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见闻，在诗中简述了一年来的经历以及对家属的思念，用丰富的想象，把心中的忧虑和惊恐具体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全诗没有一句空闲之语，只是平铺直叙，却有声有泪，感人至深。
这首诗一共分为三段：
第一段十二句（开头至“未忍即开口），抒写诗人初授拾遗后思念家室又不忍告假探亲的矛盾心情。开篇两句是一篇之主。“去年潼关破”，点出国家残破、京都沦陷、战乱流离的大背景：“妻子隔绝久”，点明诗人与妻子儿女长久相互隔绝、不通音讯的事实。这两句为下面两段对家室的千回百转的忧念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全诗的纲领。
接下来两句从，写诗人从沦陷的长安城脱身西走，投奔唐肃宗。杜甫潜逃出京在孟夏四月，其时草木繁茂，可以隐蔽间道潜行的诗人，故说“脱身得西走”。与妻子儿女隔绝已久，但一有脱身机会，并不是先去探寻家室，而是投奔凤翔的唐肃宗，正见出先国后家是诗人的自觉行动。
第二段，写抵凤翔见唐肃宗得授拾遗的情景，描写得极朴质、真切、生动、细致。拜见唐肃宗时，脚上穿着麻鞋，破旧的衣袖露出两个胳臂肘，完全是间道逃奔途中的狼狈形象，可以想见麻鞋上还沾有斑斑的污泥，衣衫上处处留下荆棘的痕迹。这样不加任何整饰地去拜见唐肃宗，正透露出其心情的急切和对君主的一片赤诚，也透露出在非常时期君臣朝仪的草率不拘。原生态的生活细节即用极朴质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来呈现，收到的是极生动真切的艺术效果。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当时情景。细节传神，朴俗传真，正是这两句诗的魅力，也是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创作共同的艺术取向。正因为狼狈的形象透露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因此朝廷上下悯其幸得生还，而亲朋故旧则伤其形容憔悴，皇帝也为其忠诚所感动，亲授拾遗之职，诗人则深感在颠沛流离之中君主的厚恩，不免涕泪交零。这四句写诗人在朝廷上下，亲朋故旧和君主眼中的形象，同样不加掩饰，不避“老丑”，真情所至，淋漓尽致。
这六句乍看与忧念家室的主题似乎关系不大，实则正是由于诗人一片忠君爱国的赤诚和君主的厚遇才逼出这一段的最后两句。“柴门虽得去，未忍即开口。”国家仍在危难之中，君恩又如此深厚，诗人无法开口要求告假探视家人。“未忍”二字中正含有忠于君国与忧念家室的内心矛盾，这才引出下面两段千回百转的至情之性之文。
第三段（“寄书问三川”句至“心中郁结摇头”句），抒写对家室存亡未卜的忧念和悲慨。因未忍开口告假，故有“寄书问三川”之举，但由于久与家人隔绝，音信不通，不知道家究竟还在不在三川。这两句是一层。“比闻”以下，因新近听到传言说，那一带的百姓因遭战祸，惨遭叛军杀戮，已经到了鸡犬不留的程度，因而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家室恐怕也难逃此劫难。
“山中”四句，便是对家室罹祸的想象：三川山中那漏雨漏风的茅屋里，此刻还能有谁在倚窗户而相望呢？也许都已惨遭杀戮，在摧折衰败的苍松之根，尸骨狼藉，地虽冷而骨尚未朽吧。“地冷”句，体贴入微而又沉痛彻骨。诗人的心似乎和家人的尸骨一起感受到异乡土地的寒冷。但毕竟“杀戮到鸡狗”的景象只是出之传闻，因此诗人意中仍有所犹疑，“几人全性命，尽室岂相偶”二句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在这种“杀戮到鸡狗”的情况下，很少有几个人能侥幸保全性命，就算有人侥幸活命，全家人不可能团聚，这虽是对情况的泛测，却也透露出诗人意中或存此想。虽然比全家尽遭劫难似乎好一点，但同样是家室残破的悲剧。这又是一层。
叛军的杀戮使京城周边的大片地区成了险恶的猛虎肆虐的场所，诗人心情郁结，难以解释，只能频频回首了。从“不知家在否”到“地冷骨未朽”，再到“尽室岂相偶”，意凡三层，有转进，有曲折，充分表现出在音讯隔绝、只凭传闻的情况下诗人对家室存亡情况的种种预测与想象，语极沉痛。而“嶔岑”二句作一收束，意更沉郁悲凉。
第三段（“自寄”句至篇末），承上“寄书问三川”，追溯到去年八月与家人隔绝后音讯不通的情况，转出“反畏消息来”的心理和“恐作穷独叟”的深悲。在叛军肆行杀戮的战乱背景下，十个月来音讯不通，未接家书，诗人的心理便从长期的盼家书转为害怕有关家人消息的到来，生怕传来的消息竟是家人罹难的噩耗。因为长期得不到家书的客观事实很可能预示着家人早已不在人间。这种不祥的预感随着时间的进程愈积愈强烈，愈执着，最后便由“切盼”演变为“反畏”。
处于对立两极的心理这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却最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战乱给诗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创伤。这种心理描写，确实非亲历者不能道。而“寸心亦何有”五字，则将诗人“反畏消息来”时那种既惶恐不安叉一片茫然的心境和盘托出。“汉运初中兴”，国运初显转机，这是值得庆幸和欣然的，但个人的命运却不可预料，只能借酒遣闷，沉思默想将来庆祝胜利欢会之时，诗人只能是孑然一身，孤独终老了。国家的中兴，将来的欢会，反而更衬托出了个人悲剧的命运。
本首诗题为“述怀”，所述之“怀”虽主要是对家室存亡的忧怀，但由于处在安史之乱的战乱流离的大背景下，这种家室之忧就和国家危难密不可分，充分体现出家室之忧的时代特殊性，并从一个侧面对战乱流离的时代作了真切的反映。它既是杜甫内心情感的抒写，也是时代的写照。
全文通过段秀实勇服郭唏、仁愧焦令谌和节显治事堂三件逸事，多侧面地塑造了这位正直官吏的形象，表现出一个关心人民、不畏强暴，并能知机于事先，临财不苟取的旧时代的优秀人物形象。全文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
即第一个事件：勇服郭晞。作者依次写段秀实悍卒肆志，自荐平乱，诣营陈辞，请留宿营，突出了段秀实外柔内刚的性格。事情的起因是郭晞纵士卒残害百姓，为所欲为。作者先详细地叙述了士卒肆志之状：天天成群结队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不能满意，就奋击折人手足，将各种瓦器都砸碎，狼籍满地，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至撞杀孕妇人。写暴行之惨烈，如在眼前。接着作者指出了士卒之所以敢为所欲为的症结所在，因为汾阳王郭子仪的缘故，白孝德只是心中忧伤却不敢说明。紧接着作者又写段秀实自荐担任都虞候前去平乱，显示了他的刚勇无畏。不久，在郭晞士卒十七人再度横行时，段秀实果断地派士兵捕捉了他们，并一一斩首，把头插在长矛上，竖立在街市示众。这里“注”和“植”两个动词，非常有力地突出了段秀实的“勇”。这是一写其勇。段秀实为民除了害，大快人心，然而郭晞士卒并不肯罢休，立时都披上盔甲，事件进入高潮。此时白孝德震恐，而段秀实从容镇定，临危不惧，决定诣营陈辞。作者极写郭晞士卒剑拔弩张，如临大敌的紧张气氛，反衬了段秀实的大智大勇。段秀实不带卫士，不带佩刀，坦然出现在郭营，使郭晞士卒愕然。段秀实知道要治服郭晞，不可能凭借武力，只能晓之以理，因此，辞卫士，解佩刀，选年老腿跛的人持马，这是从心理上消除对方的戒备。作者这样叙写的寓意是：段秀实是不怕死的。他外柔内刚，平易而又刚强的个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至此，段秀实已渐居主动地位，他向郭晞慷慨陈词，指明利害关系后，终于折服了对方。这是二写其勇。至此，事件似已告终，但作者又出人意料地写了段秀实要求留宿军营一节。之所以要写这一情节，是因为段秀实用大义和利害晓喻郭晞，使郭晞心悦诚服，再拜谢罪，顾叱士卒说：“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郭晞到底有无约束部下的决心，段秀实要探明白。留宿军营，既显示了段秀实的坦荡胸怀，又可考察郭晞改过的诚意和决心。这是三写其勇。
第二段
即第二个事件：仁愧焦令谌。段秀实除了以刚勇取胜对方外，还具有仁信爱民之心。这则逸事叙述他同情、救助、安抚一个无力交租而惨遭毒打的农民。作者通过段秀实一系列行动，展现了他对农者的怜悯之情。写这则事件的结局，作者让第三者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出场，由他怒斥焦令谌的不敬、不耻、不愧，从侧面烘托了段秀实仁厚慈惠的爱民之心。
第三段
即第三个事件：节显治事堂。段秀实不仅具有不畏强暴，疾恶如仇、爱民如子的高贵品质，而且还有清正廉洁的节操。作者写段秀实洞察朱泚之心，拒不收礼，将礼物栖之梁木的逸事，颂扬了他的高风亮节。这则逸事作为段秀实拿笏击朱泚行为的补充，说明他的气节，不仅表现在大处，而且见于小处，人物形象更显得光彩。
上述三则逸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虽名异，彼此间也无联系，但其精神是相通的。从作者客观的叙述中，使人感受到了深沉的赞颂之情。
第四段
交代写作该文的时间、原因及材料的来源，以说明逸事状内容之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