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一年精近,本已是万木凋落,百花残尽之时,作者想不到篱笆旁边那枝枝菊花开放了,“几朵依稀散晚香”,这“数枝”花为冷漠的秋季增添了艳丽的色彩。这就是诗的开头两句所叙述的内容。作者接着描写道:“雪裁纤蕊密,金拆小苞香。”这两句是说:白色的菊花像白雪剪裁而成,那密密的花蕊纤细柔软,金色的菊花,花蕾刚刚绽开,清香才流溢出来。作者抓住菊花的色彩,运用生动的语言,细腻地予以刻画。菊花,黄白相间,艳丽多姿,也算是大自然的宠儿。可是“千载白衣酒,一生青女霜”,它也是历尽了人间的沧桑。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挂印去后,以一介贫士的身份退隐田园,每日里种菊南山,酣歌纵酒,(尤爱菊花酒)虽酒债处处,但精神却得到了超脱。“千载”句便暗指此事。这两句诗表面上写菊花,实地里却是作者自身的慨叹。据史载,作者因恃才傲物,多所讥讽,以故为公卿所恶,曾十上不中。故其思想情绪借诗人表达出来。
“春丛莫轻薄,彼此有行藏。”这两句是说:春天的花草你没有必要因为开在春光里就沾沾自喜,似乎了不得,从而轻浮刻薄,其实呀,你开在春天,我作为菊花开在秋天,都是天定的,并不是自然厚爱你而薄待我,大家彼此都差不多。言外之意则是:“你们那些官运亨通的人不要瞧不起这个‘白衣’人。你们为官固然饭好,可是自古是‘伴君如伴虎’,每天你们难道不是‘战战惊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吗?我作为一个‘白衣’,虽说手中没有生杀予夺之权,可是我生活得自由、坦然。可见,我们‘彼此有行藏’啊!”在警告春花不要自我狂妄而轻视白菊的同时,严肃地指出群花应各自尊重本来的生长规律和特定禀性。
此诗以轻巧从容见长,它吐语隽永有致,意蕴却深邃绵厚。
文章处处将严光与光武帝并列,写光武帝“以礼下之”,礼贤下士,实际上写出了严光鄙视显贵,为人高洁的气节。文章隐隐地批评了当时社会钻营官场、追求名利,贪污腐化的恶习;赞颂了严光不图名利,视官爵如泥土的高尚品德;也赞扬了光武帝能以礼待人的优良作风。文章结构精巧,虚实结合,以虚衬实,相得益彰。
文章开端即连用了两个“天下孰加焉”发问,前者极言光武“握《赤符》,乘六以”,君临天下的威仪,后者则尽写严子陵“动星象,归江湖”的傲岸不群的风姿。遥想当初,汉光武践帝位之时,念及旧日与严子陵“相尚以道”的布衣之交,召他人朝任谏议大夫,而严子陵却始终不为所动,守冰雪之节操,还耕钓于富春江畔。他能够在至尊延请之时置若罔闻,处之泰然,绝非一般俗人、假隐士所能比拟。古来隐士颇多,然而志趣迥异,其中不少人是做着将来一旦为官的美梦才去隐居的,那是以退为进的干禄之徒所为。严光之隐,则纯乎为保持自己清高安贫的气节,故而得到世人景仰,这也正是为什么范仲淹称他“以节高之”的原因了。
范仲淹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严先生的赞颂,因为这也并不是他写作此文的全部初衷。他期待着仁者能够欣逢盛世,明主能够体恤良臣,非如此则不能“大有功于名教”。文中以光武映衬严光,并非有贬抑光武之意。相反,他同时也是想借严光之隐反衬出当时世道的清明,寄寓自己未遇明主的淡淡惆怅。他想见当年严光与光武“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而光武竟不以为意。严光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固然可钦可敬,光武的宽容大度令人追慕景仰呢。联系自己颇不平坦的艰辛仕途,几番直言进谏,触犯以颜,忤逆权贵,徒然招来党争之祸;世逢内忧外患,自己报国无门,自然追思光武帝这样的一代圣明君主。
范仲淹是治《易》大儒,深通卦爻之术。他把《易卦引人文中,立意既新,又自然贴切,不致使人产生艰涩难懂的感觉,足见其易学功力之深。以《蛊》卦比严光,赞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风;以《屯》卦比光武,颂其“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之德,力图说明:虽则严光至为圣贤,但如若遭逢乱世,则唯有微子之逃、比千之戮的下场,即使一心要去归隐,恐怕也难遂其愿了。所以要紧的还在于光武帝“以贵下贱”的得民之举,故而范仲淹慨然作叹道:“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其心中不平之意,不言自明。
很显然,范仲淹是以一种复杂微妙的心态来写作此文的:一方面,他满怀激情,赞扬严光,全篇以光武与严光对举相始终,一气贯通,有发挥,有咏叹,最后以歌作结,以新安秀丽的山水颂扬先生之风,笔力确乎非同凡响。而另一方面,他又是在无限憧憬地追念光武之德政,进而提出“有功名教”的政治主张,认为贤人的出现与明君在位不无关系。可见他之所以祀先生,不特颂扬先生之风,而更在于期待有圣明之世的出现,使得“贪者廉,懦者立”,天下的仁人得以一展其雄才大略。全文笔力雄健,结构精严,其中结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足以概括出严先生的高风亮节。
这首词上片即景叙情,情致委婉。词起端就显示出心灵的酿化,在宽笔叙景之中传递着一股哀怨莫名的感情。浅草萌绿,梨花皎皎,整个北国的春天刚刚开始着色,而女词人的心灵中却已经是漫天飞絮(难以收拾的情感的弱絮)。
这里的用笔微妙无比,”芽”字名词动用,尖颖而又空灵;”未雨”是指梨花尚未经春雨的洗礼,还是指梨花还没有乱落如雨,发人遐思;”春魂作絮”的联想,也给人奇幻空灵之感。是什么促使她产生浓郁迷离的哀怨之情。接韵曲折地传递出她心中的苦味感怀:纵然自己在水晶帘后幽幽等待所爱者的知遇,他也是不知此情。这里的典故化用十分巧妙,词人化用的是李白《玉阶怨》中表现妇人空闺之怨的诗句:”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写自己等待的寂寞,”为谁”一问,尤见出其怅望怨抑的心态;接着又表明触目所见,只有帘外黄莺飞上樱桃树的景象。自打唐人金昌绪写下”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之后,黄莺在闺怨诗词里,就成了最为常用的一个抒情”道具”,词人在此借它写意,本有”俗套”之嫌,不过若细细体味,就会感受到,她之所以用唐明皇称呼黄莺鸟为”金衣公子”的典故而不直呼此鸟,似别有深意:”金衣”者,”公子”之谓也,人之谓也。于是,一方还在水晶帘后深情地等待,一方却早已如鸟般轻盈飞上别的枝头,这种鲜明对比令人心中惨痛。在明清易代之际,它不仅写出了词人的一己之悲,即与再仕新朝的丈夫在政治节操上的分歧,而且也写出了对她刺激甚深的易代风景,即一批明朝的旧臣,不顾”臣节”,不恋旧朝,却为了自己的利益纷纷仕清。这样的意思,妙在并不成为发露的政治批判,若有若无的含藏之中,词的滋味反而更耐回味。可见曲笔写情胜过直笔。
下片明写自己的心意所向,词味深厚。过片直书胸怀,表明了词人的心灵选择,是在那”茫茫”的”故国”之中,做一个扁舟自远的世外人。这就无意中对于贪恋禄位的”金衣公子”们做出了否定。这里的”故国”一词具有双重意思:一是指她那处于烟水江南中的故乡,一是指已经破灭了的故明王朝。”茫茫”一词,写尽了她身不由己的感慨与茫然;”何许”一问,也显示了她因故国无地、无处可隐而生的伤痛感。在”夕阳一片江流去”的时空大背景下,因易代而生的哀愁和心绪微茫的惆怅,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令人深深地感受到,这位操行清慎的才女所体验着的易代之痛、兴亡之感如江水一样平远渊深。这里”夕阳一片江流去”无疑是与李后主《虞美人》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意义相近的语句。结拍于触景生情的感慨中,复掉头凝视,写自己于无可盼望中的盼望,无可坚守中的坚守。宋代遗民词人王沂孙曾经在《眉妩·新月》一词的结拍感慨道:”看云外山河,还老尽、桂花影。”徐灿翻用此典故,表明在那碧云遮覆的深处,还有一角河山是”旧山河”,是属于”故国”的,她祈求着,那照临人间的月痕,把所有的角落(也包括碧云外的旧山河)都不留余地地照亮。这里措意极隐微,明清易代之际,各地的抗清义士曾经彼伏此起地进行过军事上、政治上的反抗,星星之火,虽未燎原,但却给词人心中带来过隐隐的安慰和希望。这里对于”旧山河”的感情,就透露出了这一线信息。义士抗清的爝火,也点燃了包括词人在内的一代具有遗民情怀的人士的共同心火。
此词措意窈深而感情浓郁饱满,结构曲折而笔触灵动优雅,用典巧妙地表达了不便言说的心语,是徐灿的代表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