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此诗首先用了两个对比,以太行之路险能摧车和巫峡之水急能覆舟来与多变之人心相比,指出前者与后者相比实在是平坦之途,从而读者可想见人心之险恶了。
接着诗人连用四个典故来进一步说明人心易变的具体表现。一个是赵壹所说的当别人说你好时仿佛羽毛能从你的皮下生长出来,而当他不喜欢你时,同是这一层皮他却能说成是生疮溃烂。另一个则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牛郎织女虽然每年只能相聚一次,但却非常恩爱,但没有想到这样看似非常牢固的情感关系也会反目成仇,就像参、商两个星宿不能同时出现在天空一样,变成了“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第三个典故也是古人非常熟悉的汉武帝与李夫人之事,是讲女人取悦于自己的男人是因为其青春貌美,而随着其年长色衰男人就不再宠幸她了,李夫人就是为自己这个遭遇而怨恨的。但这个典故还只是一个铺垫,下面的第四个典故“鸾镜”进一步说明,女人爱照镜子,当她还在为自己依然充满活力的形象而沾沾自喜之时,却没有想到她的男人就已经变心了。
接着诗人用了两个排比句,讲失去了男人恩宠的女人,无论她怎么做,都无法让其回心转意了:为男人用香兰、麝香熏衣服,但变了心的男人却不闻其香;为男人盛妆打扮修饰,男人看着这些金玉饰品却不见其色。
接下来诗人对上述表现进行总结,强调“行路难”,为女人的依附性地位及其遭遇发出了呼喊,并对诗一开头就提到的山、水之险进行回应。但这还只是诗人表面的目的。此诗的深层目的在于为君臣关系中处于弱势的臣子的遭遇而鸣不平。朝中的高官可以是早承恩而暮赐死的,可以说在朝做官是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诗人认为,行路难,其实不是说的那些平常的山水之路,而是那些君臣交往(当然也可以扩展为所有上下级交往甚至于一切人际交往)之中的难测的“圣心”。变化莫测的圣心就像上述典故中的男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抛弃自己的臣子。
诗人在诗中毫不留情地对最高统治者展开了批判,其勇气可嘉,但也让人为其政治前途感到担心。当然诗人敢于这样写的原因在于在他写此诗时,与他想法相同的还大有人在,“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也促成他敢于放言。另外诗人指出这一点的目的是希望最高统治者能设法改善君臣关系,对臣下多一些宽容和尊重,这样对唐王朝本身也是有利的。
这是一首在写作上很有特色的诗歌,诗人灵活地运用了对比、比喻、排比等手法,并且通篇运用比喻,结构紧凑、首尾相应,使全诗在展现批判力量的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可以想见此诗发表的当时,是颇能引起广大士绅的强烈共鸣的,但这也为其他不满诗人的一些保守官僚提供了最好的攻击借口。后来诗人遭到贬谪此诗可能就是一个导火索。
一腔忠贞而不被体察,满怀抱负而无从得施,这是封建社会中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悲剧。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对于具体的作家而言,当着社会生活的内容有不敢直说、不便明言者时,这种反映往往是曲折、隐晦的。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因此在《离骚》中“上下而求素”,出入于风伯日驭之间,去寻找自己的理想。正是从他开始,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以游仙的形式来表现政治内容、抒发生活感慨的传统。这一传统,在魏晋时期得到了全面继承,而到了李白手中,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篇在李白的游仙诗中,不算最出色的,但仍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运用这种形式所取得的成就。
一起两句,开门见山,点出所思对象及其所在地点。据《十洲记》云;“东海之东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碧海在东海之东一万里,而仙人又在碧海之东隅,可见其远。碧海之水“甘香味美”,迥别于人间,可见仙人居处的奇异、优美。诗人于仙人不能不萦之于心,而于路途的遥远、凶险亦不能不念念于怀,因而逗出下面数句。
接着诗人列举了四事,说明欲至仙人居处的“碧海之东隅”的凶险程度。首先是气温低寒,其次是海风凶狂。风狂则浪大:“白波连山倒蓬壶”(木华《海赋》:“波如连山。”),更别提还有凶猛的怪物作祟了:“长鲸喷涌不可涉”。由于这层层险阻,诗人痛感无望的悲哀,于是只好“抚心茫茫泪如珠”了。
去既不能,罢亦不忍,“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终竟是意难平。那么,这一份惓惓之情便只有托那神奇的青鸟代为传递了。青鸟是西王母的信使,见《汉武故事》。麻姑是传说中的一位美丽的仙女,见《神仙传》。这里,诗人请青鸟代为向麻姑(即篇首的“仙人”)表示歉意:他不是不想去,实在是去不成。
从李白的生平经历来看这首诗,它的寓意相当明显。可以说,它反映了李白追求美好的理想,虽遭权奸们的诋毁,而始终惓惓情切的真实处境,浓缩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遭遇,是不能把它当作一般的游仙诗看待的。
《有所思》是一个古题,出自汉乐府。用此题者,一般但言男女离思。而李白将其引入游仙,将所思对象改为仙人,并赋予整首诗以深刻的寓意,不能不说是用古题写出了新意,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诗人的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