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夏行》与《长干行》写的是同类题材，同样采用女子口吻的代言体形式，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则有同异。江夏女子的丈夫也在外经商，她的凄苦较多，而幸福的回忆却较少。
江夏女子与丈夫的结合，感情基础较之长干女夫妇似乎薄弱得多。这位江夏女子自幼多愁善感，向往爱情几乎是她惟一的精神生活。她的幻想是“为言嫁夫婿，得免长相思”，不免把爱情问题看得太简单，她还不知道“负心汉”的含义，就委身商贾。殊不如商贾的生活方式特点之一是流动性大，根本不可能“白头不相离”的。
她所委身的这男子，似乎较其他商贾更为重利轻别：“自从为夫妻，何曾在乡土”；“东家西舍同时发，北去南来不逾月。未知行李游何方，作个音书能断绝。”他的去处是扬州，乃是大都会，温柔富贵之乡。同去的人都还知道有个家，唯独他不回来。于是江夏女子痛苦得发疯，心理上发生了变态。她妒嫉一切少妇：“正见当垆女，红妆二八年。一种为人妻，独自多悲凄。”她痛悔昨日的轻信：“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由此看来 ，李白笔下的妇女题材绝非千篇一律，妇女问题在大诗人笔下得到了多角度的反映。《江夏行》与《长干行》彼此是不能替代的。此诗较前诗比兴为少，赋法为主，又运用了五、七言相间的形式，音节上更见灵活多致。不过，大约是即兴创作，较少文字推敲，此诗比《长干行》出语稍易，腔调稍滑，不免在艺术上略逊一筹。
上片写黄州、黄石一带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味。三幅画面组缀成色彩斑斓的乡村长卷。“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散花洲”配上“片帆微”。这就是从船行的角度自右至左依次排列为山—水—洲的画卷。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青、蓝、绿配上白、白、白，即青山、蓝水、绿洲配上白鹭、白鱼、白帆，构成一种素雅恬淡的田园生活图，这是长江中游黄州、黄石一带特有的田园春光。
下片写效法张志和，追求“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答李端叔书》）的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自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勾画出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斜风细雨不须归”，描绘着“一蓑烟雨任平生”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情调。下片还是采用“青”（箬笠）、“绿”（蓑衣）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了苏轼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全词虽属隐括词，但写出了新意。所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所表现的不是一般的隐士生活情调，而是属于苏轼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的辞句与韵律十分和谐，演唱起来，声情并茂，富有音乐感。
这首诗中的感情是“思秦川”，即思乡，而触发这种感情的缘由则是“见渭水”。全诗通过写渭水来寄托自己的情思。
诗的一开始就以“渭水东流去”点出题目“见渭水”；而“东流”又暗含诗人“西行”之意。因渭水东流，经过自己的家乡秦川一带，对于远离家乡的诗人来说，自然要触动对家乡的思念，故有第二句“思秦川”——“何时到雍州”。这句不直写自己思乡，而是通过流水来写，不直说自己何时归故乡，而说渭水“何时到雍州”，语意极委婉。而且，这里不用直陈语气，却用反问语气，与白居易《亿江南》词中“何时更重游”，与韦庄《浣溪沙》词中“几时携手入长安”等等诗句一样，都表现出一种痴情的期待和盼望，从而把思乡之情表达得更为深沉。通过这种委婉深沉的含蓄的语气把“思秦川”的“思”传达出来。“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两句承接上文，以自己的所为写“思”。诗人本不能返回故乡，却将两行热泪洒向河水，让河水带回故乡。寄去的是热泪，寄托的却是深情。如果说“渭水东流去”的“流”，仅仅是水流，是诗人之所见，是触起乡思的一个外界因素，那么，“寄向故园流”的“流”就不只是水流，它所流去的已不只是河从而是诗人的一片深情，因而就已不只是所“见”，而是所“思”了。诗人急切地询问“何时到雍州”的原因在这里也就找到了答案，即诗人要让河水带去自己对故乡的怀念。
全诗写西行途中因“见”而“思”的一个片断，看来很偶然，但出于诗人内心情思十分深厚，任何事物部可以触发它；而每经触发，它都会十分强烈地奔泻出来，因而又是必然的。诗中就是通过这一刹那所思表现了对故因的一片深情。这首诗的语言朴素自然，不假修饰，是从诗人心中流出，显得极为真挚深沉。
本诗开头四句，写卖炭翁的炭来之不易。“伐薪、烧炭”，概括了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劳动过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活画出卖炭翁的肖像，写出劳动的艰辛，也得到了形象的表现。“南山中”点出劳动场所，这“南山”就是王维所写的“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的终南山，豺狼出没，荒无人烟。在这样的环境里披星戴月，凌霜冒雪，一斧一斧地“伐薪”，一窑一窑地“烧炭”，好容易烧出“千余斤”，每一斤都渗透着心血，也凝聚着希望。写出卖炭翁的炭是自己艰苦劳动的成果，这就把他和贩卖木炭的商人区别了开来。但是，假如这位卖炭翁还有田地，凭自种自收就不至于挨饿受冻，只利用农闲时间烧炭卖炭，用以补贴家用的话，那么他的一车炭被掠夺，就还有别的活路。然而情况并非如此。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自己出面向读者介绍卖炭翁的家庭经济状况，而是设为问答：“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不仅化板为活，使文势跌宕，摇曳生姿，而且扩展了反映民间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使读者清楚地看到：这位劳动者已被剥削得贫无立锥，别无衣食来源；“身上衣裳口中食”，全指望他千辛万苦烧成的千余斤木炭能卖个好价钱。这就为后面写宫使掠夺木炭的罪行做好了有力的铺垫。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这两句诗用同情的口吻，写出了卖炭翁艰难的处境和复杂的内心矛盾。当时正是“夜来城外一尺雪”的寒冬季节，身上只穿着单衣的老翁照理应该盼望着天气和暖起来，可是他却巴望着更冷一些，因为天气一暖，他的炭也就不值钱了。两句诗只写了老翁的一个心理活动，便把当时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劳动人民的痛苦有力地揭示了出来。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幸而天公作美，夜里突降大雪，而且有“一尺”之厚，天气是足够寒冷了。因此这位老翁一大早就赶着牛车沿着那结了冰的车道向集市赶去。“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他希望能卖个好价钱，所以他来得很早，此时集市大门尚未打开，他不得不在门外的泥地中休息一会儿。人饿了，拉车的牛也累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充满了希望，他差不多可以如愿以偿买上冬衣了。读到这儿，也许读者会怜悯他寒冷天气中只穿着那单薄的衣裳，但一想到他的炭因此可能卖个好价钱，也会不由替他高兴。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卖炭翁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卖个好价钱的时候，远处两骑人马翩翩而来，原来是“黄衣使者白衫儿”驾到。“翩翩”二字本来是用以形容英俊潇洒之态，用在这里却含有讽刺、挖苦的意味，揭露了这两员太监趾高气扬，目中无人的嘴脸。因为是皇帝派来的，所以称“使者”。他们手里高举皇帝颁布的文告，口称皇帝的命令，不由分说，强行扭转车头，驱赶着老牛向皇宫方向走去。千余斤炭就这样被太监拉走了，留给老翁的不过是半匹红纱一丈绫而已。唐代商品交易，多用绢帛等丝织品充作一般等价物来代替货币，宫廷购买货物，往往按照官方高抬丝织品价格计算，而不依民间流行的实价，因此太监们仅用半匹纱一丈绫来支付千余斤炭钱，实际等于强行掠夺。读至此处，不由令人想起诗人的另一首诗《宿紫阁山北村》中，描写宦官们掌握的神策军强盗般抢劫百姓财物的野蛮行径。他们都是为宫廷官府服务的，然而他们的共同特点却是置平民百姓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强行掠夺民间财物。
从“南山中”到长安城，路那么遥远，又那么难行，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的时候，已经是“牛困人饥”；如今又“回车叱牛牵向北”，把炭送进皇宫，当然牛更困、人更饥了。那么，当卖炭翁饿着肚子，走回终南山的时候，他会想些什么呢，他往后的日子又怎样过法呢，这一切，诗人都没有写，然而读者却不能不想。当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就不能不同情卖炭翁的遭遇，不能不憎恨统治者的罪恶，而诗人“苦宫市”的创作意图，也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这首诗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白描艺术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通篇没发一句议论，说宫市给人民带来怎样的苦处，人民在这种残暴的掠夺下，怎样难以生活。而是通过一个卖炭老人的身世、磨难、烧炭、卖炭以及炭车被抢的前后经过，向人们讲述了一个催人涕下的悲剧故事，把老人的遭遇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形象地告诉了人们，从而使人们更加清楚、深刻地了解到当时阶级对立的现实，激起人们强烈的爱憎感情。这是作者发多少议论也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
其次，诗中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刻画细腻、逼真，使人们从人形象中受到强烈的感染。一是对人物外貌的刻画，二是对内心世界的描写。试看，“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活活地勾画出卖炭老人的辛苦、贫困、衰老、遭难的外貌，使人见之同情，思之痛心。“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又是简单而深情的十四个字，把老人瑟缩、委曲、矛盾、希求的心理又描写得多么深刻、细腻。使人仿佛看到一个蜷缩在屋角冻得发颤的老人，在愁苦地思索筹划着自己可怜的生活。从而更加拽拉人们的心灵，使人感到残酷的现实对老人是多么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