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行》这首古风抒发了作者对侠客的倾慕，对拯危济难、用世立功生活的向往。李白在诗中是借他人故事，浇自己块垒。
前八句描绘赵地侠客的形象与行为。诗人李白以夸张的笔墨，从游侠的服饰开始写：“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仅二十个字，仿佛全是写物而不写人，但侠客的气势、风貌，就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了。“缦胡”的“缨”，“霜雪明”的”吴钩”，“飒沓如流星”的“白马”这些当时流行的任侠服饰，不仅具有典型性，而且流露出主人豪纵、慷慨之气，把物都写活了。乱发突鬓，身佩弯刀，白马银鞍，扬鞭疾骋，这是一幅粗犷英武的侠客肖像画。“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用《庄子》典故，夸剑之锋利，诗未言杀何等样人，不过所谓侠客，总是杀不义之人，为人报仇之类。“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是侠客解人之难不求回报的节操。这几句高度概括了侠客排忧解难、不图名利、尚义气、重承诺的高尚人格。
在渲染侠客精神后，“闲过”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将侠客与战国时期信陵君这样的“明主”联系起来。李白正是想结识像信陵君这样的明主以成就自己“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靖一”的政治抱负。
接着十二句写信陵君救赵用两位侠客的故事。写信陵君款待侯嬴和朱亥，两位侠客为信陵君的大义和感情所感动，意气慷慨激昂如白虹贯日，许下比五岳还重的诺言。赞扬朱亥挥锤击杀晋鄙而震惊赵国，虽然侯嬴和朱亥都死去，但在魏都留下盛大声名，侠骨传香，不愧为当世英雄。
诗人不仅在热烈地颂唱侯嬴和朱亥“二壮士”，同时也对校书天禄阁草《太玄经》的扬雄辈，无情地加以蔑视：“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末二句以扬雄反衬侠客精神的崇高和伟大。
李白《侠客行》一诗虽在礼赞侠客精神，但由于诗人就是尚任侠的，所以此诗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诗人的豪情壮志在诗中表现无遗。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这首五言律诗是吟咏竹子的，但与一般泛咏景物之作不同，根据诗意，所咏之竹当实有所指，这须待读完全诗才能明白。
诗的前四句摹写竹之形状，但写的角度却极富于变化：一、二句一俯一仰，一是下写竹子入水之态，一是上写竹笋抽空之影，这是直接写竹；三、四句写笋径露华、霜根苔色、是以露、苔衬竹，是间接写竹。但是不管是直接写还是间接写，都并非出于悬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情景和境地，是诗人置身其间的观察、摹写。他低头看见了水中的文竹，微光摇曳，斑驳可爱；抬头望见了绿色的竹影，竹影凌空而上，充溢着春天的勃勃生机。这似乎是一个清新的早晨，诗人从竹林掩映的小路走过，竹笋上还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儿，带着粉霜的竹根也快要被青青的苔藓遮盖了。多么幽雅的境地!多么可爱的翠竹!这是诗人所熟悉的土地上的竹林——故里昌谷(今属河南宜阳)的竹子。据河南宜阳县委宣传部《李贺故里调查》报告上说，“今昌谷村名虽无”，但这一带的村子大都“绿竹成园，较大之竹园即有一百多亩”(转引自钱仲联《李贺年谱会笺》)，由此可以想见当地竹林盛况，李贺自己也在诗中多次提到它：“舍南有竹堪书字”(《南园》)、“竹香满凄寂，粉节涂生翠。……竹薮添堕简，石矶引钩饵。……柳缀长缥带，篁掉短笛吹。”(《昌谷诗》)而且，除了这首《竹》诗外，还有一组诗——《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专咏故里之竹，其中一首云：“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这都可以证明这首《竹》诗所吟咏的为昌谷之竹无疑，因为在这里，李贺才更可能如此从容安闲地去欣赏它。“抽空”，形容竹子劲直挺拔上长的状态，也就是《昌谷北园新笋四首》诗中所说的“更容一夜抽千尺”或“笛管新篁拔玉青”之意。“霜根”，并非竹根上真的有霜，而是指竹根上结的白色粉末，有如寒霜，即《昌谷北园新笋四首》里“腻香春粉黑离离”的“春粉”。这四句诗不但写出了竹子的劲直潇洒，也写出了环境的幽雅迷人。
诗的后四句又换了一种笔法，写竹子的功用，并寄寓感慨：“织可华香汗，裁堪钓锦鳞。三梁曾入用，一节奉王孙”。竹子编织为席，可以华接香汗；斫裁成竹竿，可以用来钓鱼(“锦鳞”)。但这还是普普通通的用途，算不得奇特，最值得夸耀的是竹子曾被朝廷采用，制作贤冠上的横梁。《周书》载：“成王(姬诵)将加玄服，周公(姬旦)使人来零陵取文竹为冠。”《舆服志杂注》：“天子五梁进贤冠，太子、诸王三梁进贤冠。”“梁”指帽子里面硬的横衬，以竹为之。这似为此诗末二句之所本。很显然诗人是有所寄兴的。竹子那潇洒的风度、劲直的气节，竹子的被重用，这些怎能不令诗人歆羡和感慨呢?诗人怀不世之才，常有济世报国之心，但终其一生，始终是郁郁不得施展，虽曾官奉礼郎，但位不过从九品上，掌君臣版位，以奉朝会祭祀之礼，亦不过是“臣妾气态间，惟欲华箕帚”而已，终无能为。其情其志，于诗中时时可见，所以于吟物之中连类而及，也是很自然的了。
李贺之诗，虽然笼统地说，其光怪陆离、虚荒诞幻，是深得楚骚之真传，但细致说来，又有所区别，大抵长篇歌行，近于楚骚和汉魏乐府歌诗，而五言律绝，则更类似于齐梁间诗，显得明艳浓丽。此诗亦是如此，尤其是五、六句，活脱脱齐梁口吻。但李贺此诗并不止于咏物，而是将自己的情志编织于其中，因此与齐梁诗那种无聊至极的香艳软媚不同，这也该是李贺此诗的成功之处吧。
此诗前两联刻画作者友人邹明府的形象。首联说，邹明府曾经在西畿县就任三年，勤于政务，衣食节俭，以至于马都没有长出来肥膘，更说明人没有贪污腐败，非常清廉。颔联是说，为偿还高筑的债台，只好把佩剑卖了。这句目的是为了说明他为官清廉，两袖清风。所以任满以后，没有搜刮民脂民膏，满载而归的仅有一车诗书。这说明了他的志向。后两联是作者的推测与想象。颈联说，如今他冒着边关风雪雪远游朔方，这一路狂风暴雪，路上都看不到他的踪迹，说明了其前程的艰险。大风吹来就掀起了他身上的睡衣，说明他衣衫简朴，没有什么锦衣华冠，更显得他大方，简朴，不拘小节。尾联是说，他到了灵州，每天早上能听得到报晓的号角声，家里的人客房根本没有开过，说明基本也没有什么人来往。这也是为了说明他深居简出，向往宁静，清远脱俗。
此诗所刻画的邹明府形象的主要特点是：清正廉洁。三年县令任满离去，马依旧瘦弱，随身相伴的还是那些书。如今冒雪远游朔方，前程艰险，单薄的衣衫哪抵得住透骨寒风。正是通过这些细节的刻画，展现了邹明府至清至廉的形象。
贾岛注重用字推敲，此诗也体现了这个特点。颈联的“藏”字运用拟人手法，描绘人行之迹很快便为大雪覆盖的边塞雪景，写景生动，颇有画意；一个“藏”字，已包含大雪纷飞、道路莫辨、行人稀少等多重意蕴。“透”字极为传神地展现了林间朔风砭人肌骨的穿透力，同时还隐含风急、天寒、衣单等内容，富有想象力和感染力。
小令题为“怨风情”，很明显是描写一位闺中女子对爱情的埋怨和绝望，其中交杂着忧愁、猜忌、悲伤、怨恨等多种复杂情愫。在这支小令中，乔吉运用了一系列的双关和比喻的手法来衬托主人公心中对爱情的失望。这首小令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女子失恋后剪不断、理还乱的内心世界，其中纠结着相思忧愁、困惑疑猜、怨愤绝望等复杂的情感，令人倍感伤情。
当往事渐渐成为往事，熟悉的渐渐变得不那么熟悉，回忆却像一条蛇还停留在曾经的故事里，女主人公虽然不能忘情，但她面对现实，必须努力走出失恋的阴影，从而减轻因失恋带来的梦魇式的痛苦、相思的煎熬和忧愁的折磨。因此，小令起首用一鼎足对将这种复杂的心境展露无遗。这里的“眼中花”并非真花，而是自己的心上人，“怎得”表明白己与意中人的爱情山穷水尽，很难结合在一起。为此，她忧心忡忡，双眉紧蹙，仿佛被一把锁紧紧困住。她不能就此自怨自艾终其一生，必须找到打开眉上锁（亦即心锁）的那把钥匙。“描笔儿勾销了伤春事”，可见，描几笔字画无疑是她情感释放的最佳方式，于是，她在抑郁之中，提笔写下断肠诗，她希望那些失恋的相思、怨愤和痛苦能找到一个隐秘的突破口发泄出来，那些青春爱情的烦恼、令人感伤的琐碎情节和心灵的痛苦能就此一笔勾销。可是，蓬山已远，锦书难托，纵然写好情书又不知寄往何处。
“闷葫芦铰断线儿”，心上人没有说什么，就无缘无故中断了联系。她在心里反复掂量这件事，种种可能的原因被一一提起，又一一被否决，最终，像闷葫芦一样，她找不到发生变故的原因所在，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他。“锦鸳鸯别对了个雄雌”，困惑之余，她猜测心上人很可能是看上了别的女子，另觅新欢了。
最后三句，写出了她的怨恨和绝望。她没料到，自己的心上人和其他轻浮薄幸的男子一样，不把感情当回事，像野蜂一样，到处寻花问柳，踪迹难寻。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刹那间彻悟了男人的劣根性，恨自己为什么那么痴傻，何苦要为这样滥情不专的臭男人坚守贞操，白白地害相思。她的心底升腾起一种愤激的情感，她要自己坚强起来，要像蚕蛹一般停止吐丝，把曾经的心上人从心里摈弃，从而决绝地告别过去，活出一个真正的自己。最后三句看起来具有“俚曲”特点，从正、反、侧三个方面，又多用衬字，描写出了自己的失意。
这首小令大量采用俗语口语人曲，摈除典故和藻采，一以本色出之，使这位女子声口毕肖，生动传神，尤能展现元代散曲质朴通俗的特点。曲中每句皆用比喻，形象得体，语言活泼俏皮，清爽洒脱，风格迥别于赋体小令和清丽之曲，值得品味。
这是从《哨遍·赠长春宫雪庵学士》套数十二支曲中抽出的一支摘调。全套虽是酬赠之作，却几乎句句是劝道的箴言，足见作者对世态人心的惊惧与感慨。
这首散曲虽是作者酬赠给好友的曲作，但文中句句是劝道好友“万事莫强求”的箴言，体现了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同时也流露出了作者对功名利禄的轻蔑之意。
这支曲的教旨是“莫苦求，休强揽”，即所谓不忮不求，也含有“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全因强出头”的明哲保身意味。它的语重心长，在于指出了“苦求”、“强揽”的恶果——“邂逅遭坑陷”。“邂逅”是不期而遇的意思，说明一个人即使在无心之中，也会遇上风波，蒙遭灾难，更不用说非分的“求”和“揽”了。
接着小令进一步说明了“坑陷”的可怕，那就是“恐哉笞杖徒流绞”，五刑中的任何一刑都不是闹着玩的。这是对偶的上句，下句更为匪夷所思：“慎矣公侯伯子男。”将五侯之尊一一点名列出，正说明他们是“苦求”、“强揽”的主要行事者，也即是作者箴规的重点对象。以五刑对五侯，反差彰显，正是这首小令的警策之处。
作品的妙味尚不止此，末三句用了一组愤激的反问，矛头直指“一品高衔”的达官，言下有无限的轻蔑之意。这才使读者明白作者苦口是宾，诛心才是主，借说教的机会，诉喉中之骨鲠，大有“还将冷眼观螃蟹，看尔横行到几时”的峻严之意。
元散曲多“警世”的习惯，其中的棒喝固然也常常发人深省，但更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那种不遗余力的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