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朝堂上会见百官,称之为临朝视事,百官朝见皇帝,向皇帝奏事称之为上朝。上朝对于百官来说,是他们每日的第一件大事。
当长安郊野曙色才分的时候,大明宫里的钟声就响彻长安上空了,钟声告诉散居在各街坊的百官们,朝见皇帝的时候到了。待到百官赶到蓬莱宫,钟声仍然响彻云霄。宫殿的大门虽已开启,又依稀听见宫里 "鸡人"报晓的声音,说明皇帝本人也已起身,要与百官们相会于朝堂上。
百官上朝,唐诗中也有说以"鼓声"为号令的。李贺《官街鼓》诗中说:"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王琦注:"《唐书》:“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其制盖始于马周。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周上书令金吾每街隅悬鼓,夜击以止行李,以备窃盗,时人呼曰鼓,公私便焉。”可见置于街坊的鼓,当日暮、凌晨时敲响,主要用于警戒以防盗贼,也兼有报时的作用,以启坊门。原与百官上朝无关,但百官可以据鼓声判断时辰,所以唐诗中写到早朝的诗,多写钟声,也有钟鼓一齐写到的。
"官街鼓"凌晨 "五更二点"敲起,相当于今日的早上五时左右。古代天子讲究 "勤政",所谓谓 "夙兴夜寐",上朝理事,不敢懈怠。上朝的百官们当然更要早起,因为他们散居于长安各街坊,距上朝的宫殿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明皇杂录》:"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是晓色朦胧中百官上朝的真实写照。
唐时帝王每日都要临朝视事。《唐会要》引《仪制令》:"诸在京文武官员职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品以上及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每日朝参。"《唐会要》又载:“贞观十三年十月三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奏:'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请三日一临朝。'诏许之。至二十三年 (649年)九月十一日,太尉 (长孙)无忌等奏请视朝,坐日,上(高宗)曰:'朕幼登大位,日夕孜孜,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每日常坐"即谓之 "常朝",是汉以来留下的遗制,唐代帝王大都是严格遵守的,房玄龄的"天下太平,万几事简",要求太宗改为三日一临朝视事,几乎可以看作是佞言,所以高宗即位之初 (高宗即位于贞观二十三年六月),为表示勤政,即恢复旧制。到高宗永徽二年 (651年)八月二十九日下诏:"来月一日,太极殿受朝。此后,每五日一度,太极殿视事,朔望朝,即永为常式。""受朝。即受朝贺,是在朔望日(每月初与每月中)皇帝会见在京所有官员规模更大、仪式更隆重的活动;"视事"即"每日常参"、"每日常坐",是皇帝会见五品以上"常参官"的日常事务。高宗即位始两年,即废务荒政,自坏体例,改 "每日常参"为"五日一度"了。至高宗显庆二年 (657年)三月,长孙无忌又奏请 "隔日视事";武则天时,敕 "每十日一朝",受到左台侍御史卢怀慎的批评。自玄宗以后,皇帝的 "每日常坐",虽然也偶有更改,但基本维持"每日常坐"的旧制。兴庆宫里有勤政务本楼,即有以勤于政事、励精图治自勉的意思在内。不过,到玄宗晚年,亦渐废务荒政,所以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批评他在宠杨妃之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常参官之数,大约不下数百近千人,每日凌晨即起,梳洗一毕,即要匆匆赶往皇帝临朝之处,休假和因其他特殊情况"辍朝"时可以例外。早朝是官员们的大事。一方面这是官员们的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官员们深感荣耀之事。每日面见君王,与闻或参与处理天下大事,正是一种个人价值所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若早朝不至或迟到,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唐政府规定:"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文武常参官或有晚入 (即迟到),并全不到及班列失仪,委御史台录名,牒所由,夺一月俸;经三度以上者,弹奏。”
唐诗中写及早朝的诗格外多,本诗即是其中一首。
这首词写凌晨时候爬上高山之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但其中含有很丰富的言外意蕴,留下较大联想空间的写境与造境相结合的作品。
“绝顶无云”和“昨宵有雨”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过程。所谓对比,是今晨与昨宵、无云和有雨的对比,它容易引起一种诗意的感发;所谓过程,是在昨夜到今晨这极短的时间中从阴到晴的过程,它容易引起哲理性的体悟。因此王国维接下来就说“我来此地闻天语”。“天语”,是上天的告语,是以一种告诫的语气,所以“我来此地闻天语”这句话,就隐含有一种寻求觉悟的努力在里边。后面王国维展开描写,写所听和所看到的,“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黎明前月已经西沉日尚未出,是山谷中最昏暗的时候。这里的直是王国维着力的描写,突出它的力度。而“乱峰回”,是说山谷被乱峰环绕,这是一种横向的包围和约束的力量。“回”和“直”这一句两字,是对举的说法,使人觉得那寺院疏钟的声音好像冲破了乱峰环绕的黑暗直立而起,揭响入云。“孤僧晓度寒溪去”,令人在乱山昏谷之中产生。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因为这句话从意象到字句都充满了引人产生这种联想的可能性。
正是这个“孤”字,引出了下阕寻求俦侣的想像:“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入闲庭户。”“前生俦侣”,仍是用了佛教的说法。引述到了前生、今生、来生的“三生”,那便是一种前生的慧根。把青山视为前生的伙伴并邀请它们到家里来做客,一方面是极言自己对青山的亲近之感,另一方面也流露出一种孤独寂寞的情绪。这种比喻方式不是王国维创造,它借鉴了辛弃疾其中一首《沁园春》的写法,把青山比作客人。接着下来王国维这首词结尾的“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仍然是借鉴了稼轩词,这是正用,那种寻求一个知音来安慰自己的渴望,正反映了他自己在追求理想道路上的孤独。
这首诗讲的是西施若耶采莲的故事。
诗首句“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广阔三百里的镜湖,在含着花苞的荷花吐发的时候,西施泛舟出现了,成为采莲人,但是她的艳丽和美名引起了轰动。
“人看隘若耶”,人人争餐秀色,使宽阔的若耶溪变得狭隘了,著一“隘”字而传神,那种人潮汹涌、人舟填溪满岸的热闹场面,犹如呈现在读者眼前,将王维《西施咏》的“艳色天下重”的虚写,变成了轰动当地的如实描绘。
这里又戛然而止,不再在西施身上着墨,而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勾践早已确定使用美人计来对付吴国,而西施的美艳倾倒众生,轰动当地,那么越国的君臣也不用去费力探访了,有了这位不二的美女人选之后,才“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较之王维的“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语异而意同,王维的诗多了一重曲折,略去了勾践君臣实施美人计的过程;李白的诗实施了“截割”,割去了选作吴宫妃子的结果,同样地表现了“艳色天下重”的意义。这种截割,多了一些含蓄和暗示:既然是“归向越王家”,勾践同样也能留下这个美人,但他在“报吴”、“复仇”的目标下克制住了;而西施的入吴,却成为亡吴的原因之一。
西施采莲,在若耶溪里,不但有传说,而且合情理;至于泛舟三百镜湖之中,则是作者的想象了。但这一想象却有更改事实之嫌,因为如果是借镜湖湖水的清澈来表现西施“自鉴其美”,或者是借三百里的水程来表现拜倒西施的人的众多,那么下句“人看隘若耶”就显得多余了,这可能是李白百密一疏的笔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