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诗人借寻春迟到，芳华已逝，花开花落、子满枝头，喻少女青春已过，含蓄委婉地抒发机缘已误，时不再来的惆怅之情。此诗通篇采用“比”的手法，形象生动，含蓄自然，耐人寻味。
全诗围绕“叹”字着笔。“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两句写寻春之人的怅惘，是主人公的自叹自解，抒写自己寻春赏花去迟了，以至于春尽花谢，错失了美好的时机。首句的“春”犹下句的“芳”，指花。而开头一个“自”字富有感情色彩，把诗人那种自怨自艾，懊悔莫及的心情充分表达出来了。第二句写自解，表示对春暮花谢不用惆怅，也不必怨嗟。诗人明明在惆怅怨嗟，却偏说“不须惆怅”，明明是痛惜懊丧已极，却偏要自宽自慰，这在写法上是腾挪跌宕，在语意上是翻进一层，越发显出诗人惆怅失意之深，同时也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懊恼至极的情绪。
“如今风摆花狼籍，绿叶成阴子满枝。”两句写自然界的风风雨雨使鲜花凋零，红芳褪尽，绿叶成阴，结子满枝，果实累累，春天已经过去了。似乎只是纯客观地写花树的自然变化，其实蕴含着诗人深深惋惜的感情。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是借梅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
开头两句“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直接描写墨梅。画中小池边的梅树，花朵盛开，朵朵梅花都是用淡淡的墨水点染而成的。“洗砚池”，化用王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典故。
三、四两句盛赞墨梅的高风亮节。它由淡墨画成，外表虽然并不娇艳，但具有神清骨秀、高洁端庄、幽独超逸的内在气质；它不想用鲜艳的色彩去吸引人，讨好人，求得人们的夸奖，只愿散发一股清香，让它留在天地之间。这两句正是诗人的自我写照。王冕自幼家贫，白天放牛，晚上到佛寺长明灯下苦读，终于学得满腹经纶，而且能诗善画，多才多艺。但他屡试不第，又不愿巴结权贵，于是绝意功名利禄，归隐浙东九里山，作画易米为生。“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两句，表现了诗人鄙薄流俗，独善其身，不求功勋的品格。
这首诗题为“墨梅”，意在述志。诗人将画格、诗格、人格有机地融为一体。字面上在赞誉梅花，实际上是赞赏自己的立身之德。
在这首诗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丰姿与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觉得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使“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墨梅》盛赞梅花的高风亮节，诗人也借物抒怀，借梅自喻，表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高尚情操。有意见认为，该题画诗，点出创作意图，强调操守志趣，在艺术史上甚至比《墨梅图》本身还要出名。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全诗七章。第一章写天灾人祸，时局艰危，国不安宁，生灵涂炭。这里的“天”，即指自然界的天，也指人类社会的“天”——高高在上的人类最高统治者。所以这里的“灾祸”就包括天灾、人祸两方面的因素。而人祸更甚于天灾。二章通过两“反”两“覆”的控诉，揭露了倒行逆施的虐政。三章认为，祸乱的根源是女人得宠，而其害人的主要手段是谗言和搬弄是非。四章提出杜绝“女祸”的有效方法，是让“女人”从事女工蚕织、不干朝政。五章直诉幽王罪状：不忌戎狄，反怨贤臣，致使人亡国殄。六章面对天灾人祸，抒发了言辞恳切的忧时忧国之心。七章自伤生逢乱世，并提出匡时补救的方案以劝戒君王。
《瞻卬》所提出的问题，既可以从史书中得到印证，又可以补充史书记载的疏露与不足。周幽王宠幸褒姒、荒政灭国的主要史实是：自从幽王得到褒姒，宠爱不已，荒淫无度，不理朝政。一是为买千金一笑动用烽火台，诸侯以为敌寇侵扰前来救驾受骗气愤而回，多次戏弄后失信于诸侯，从此不再来勤王。二是重用佞人虢石父，此人“为人佞巧，善谀，好利”，“国人皆怨”(《史记·周本纪》语)。三是欲废申后及太子宜臼，而以褒姒为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因而激怒申后勾结西夷、犬戎攻周，杀幽王而灭西周。《瞻卬》所反映的内容较信史更为广泛、具体而深刻，诗中列数周幽王的恶行有：罗织罪名，戕害士人；苛政暴敛，民不聊生；侵占土地，掠夺奴隶；放纵罪人，迫害无辜；政风腐败，纪纲紊乱；妒贤嫉能，奸人得势；罪罟绵密，忠臣逃亡。全面而形象地将一幅西周社会崩溃前夕的历史画面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瞻卬》的作者是谁不得而知。他或是周朝有血性的宗室，或是朝中正直的显要权臣，或者是一个受迫害的谏诤者。无论他是何人，他对周幽王统治下的社会黑暗、政治腐败及倒行逆施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对幽王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严正批判，对贤臣亡故、国运濒危的现实，深感惋惜和痛心疾首。诗人尤为痛切的，是“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其人之“亡”，或丧亡、或杀戮、或贬黜、或隐逸、或逃亡。贤人君子乃国之栋梁，蓍旧老成乃邦之元气，今元气已损栋梁将倾，人亡邦瘁，天神俱怒。诗人的感情难以抑制，有如火山熔岩喷薄而出，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在第五章劈头就是两句诘问：“天何以刺？何神不富？”真乃抢天呼神，捶胸顿足，悲怆不已。继之从心田涌出三句“人之云亡”，悲叹惋惜怅惘之意不可名状，又在一再申述“维其优矣”、“维其几矣”、“维其深矣”中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在“心之忧矣”、“心之悲矣”中将痛切之情表露无遗，激荡的情思言之惨然。诗句就是在这样的回环往复、音节凄楚中，催人泪下，把孤臣孽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位悯时忧国、具有热血心肠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诗经》每章句数大体一致。仅有少数篇幅的章句长短不一。《瞻卬》即是其例。诗共七章，首章、三章、尾章章十句，余四章章八句。这参差不齐的章句更便于淋漓酣畅的叙事、抒情和议论。诗的结构，起章极其雄肆，有高屋建瓴之势，纵揽无遗，勃勃如吐不罄。篇中语特新峭，然又有率意处。卒章语尽而意犹未止。修辞造句，颇有特色，或以对比反衬，正反排比的句式，尽情抒发胸中的积愤，或低回沉思之情。或以形象的比喻，丰富的内涵，深刻的剖示而匠心独运。在用韵上，各章不尽相同，有一韵到底句句用的，如第四章，或同韵，或协韵。这种句句用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韵例。汉魏南北朝的七言诗中的“柏梁体”继承了这个传统，唐人七言古风中也有少数是句句用韵的。此诗一章中有二韵交叉进行的，如第五章、第六章。随着诗人感情的变化，诗的节奏或缓或促，或扬或抑，用韵亦随之变换，或平声，或仄声，或相互相押，增加音响、格调的美感，使诗更加生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