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白更兼黄”,兰花瓣白蕊黄,素淡清丽;“无人亦自芳”,从人格化的角度称赞兰花之“香”,从形之美推进到内在美。
“寸心原不大”,一笔两写,既写花,又状人。杨万里《凝露堂木犀》云:“看来看去能几大,如何着得许多香”,张羽化用杨万里诗意,却更加准确、老到、形象。寸心不大,暗喻谦谦君子,所求于社会的不多。“容得许多香”,暗喻才华不尽,可贡献于人的不少。
这首咏兰诗,着重抓住兰花两大特色:色与香。全诗用兰花的清幽、纯和、持久之香,写出兰花独具的品格与文人雅士的志趣,乃咏物诗中之佳构。
在古典诗词中,以渔父为题材的作品,从楚辞《渔父》起,多不胜数。古代诗人常把渔夫视为隐者形象。一般写渔夫的作品多客观描绘其飘然物外、自得其乐,而钱起这首五古却写了“与渔者宿”,别出蹊径,饶有新趣。
诗的前六句写爱渔者的居住地。诗人漂游在外,到了蓝田溪渔者的住处,觉得找到了自己追寻的理想境地。本来就是“独游屡忘归”的,何况此时到了一个隐者栖息的地方,则更感到得其所哉。这里有清泉明月,有隐逸高士,境合于心,人合于情,自然更是心惬神怡了。诗人描写对蓝田溪的喜好,层层推进,“况此隐沦处”,意为更加“忘归”,继而以水清可以濯发,月明使人留恋,进一步说明隐沦处的美好。
最后以“更怜垂纶叟”,更爱那老渔翁,归结到愿和渔者同宿的期望上。隐处的好,就在于这里“清”、“明”、“静”,作者将这些意念以特有的景物予以编织,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的美好图景。
诗的中间四句写与渔者宿的乐趣。诗人与渔者宿,并不是因为旅途无处可栖,而是清夜长谈,得到了知音。谈论之中,渔者飘然物外的情怀,千里沧洲的乐趣,使自己心向往之。“白云心”,用陶潜《归去来辞》“云无心而出岫”意,就如柳宗元《渔翁》中写“岩上无心云相逐”以喻隐者之意一样。“沧洲趣”,即隐居水边之趣。沧洲,滨水的地方。古代常作为隐士的居处。诗人与渔者同宿,纵谈隐居之道,遁世之乐,不觉野火烧尽,东方破晓。可见两人通宵煮水烹茗,畅谈不休,其乐融融。
最后两句写与渔者不忍分别之情。诗人为此时分手如飞禽各栖其枝而叹息,不知何时再得相遇,惆怅不已。由此又将与渔者宿的感情推进一层。
古代诗词中写隐士多写不遇。隐士隐姓埋名,遁世避居,要写时往往“以影写竿”,如唐代贾岛的《访隐者不遇》,丘为的《寻西山隐者不遇》,陆畅的《送李山人归山》,宋代魏野的《寻隐者不遇》等等。
如要写相遇之人,多写渔者、樵者、耕者,而很少如钱起这样写与隐居的渔者同宿的。钱起这样写,增强了人们对隐者的生活与情志的真实感,同时从诗人吐露的与渔者同宿的投契、眷念上,表现了他的胸襟。
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合称“三良”,都是杰出的人才,他们为秦穆公殉葬,历代多有咏“三良”的诗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就是秦国人民为哀悼“三良”及一百七十多个无辜牺牲者而创作的,表示了对残暴统治者的控诉与谴责。陶渊明的这首诗,则完全称赞三良的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在咏史,而是借咏三良之事,表彰张袆不肯毒死零陵王而自饮毒酒先死的尽忠行为。
全诗可分五个层次,每四句为一层。前面三个层次描述了“三良”怎样由贪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誓愿追随君主于地下的,说“三良”终年殷勤服侍秦穆公,因而受到宠爱和信任,为了不忘厚恩,“三良”实践诺言,心甘情愿为秦穆公殉葬。第四层次赞颂了三良赴死的高义,这与陶渊明的“士为知己者死”的节义观是有关的。第五层次,诗人表达了《诗经·秦风·黄鸟》同样的悲悯。结尾说“泫然沾我衣”,其原因除了为三良的死而悲伤,为三良的忠情谬露(本不该流露,仕途险恶,伴君如伴虎)而遗憾外,恐怕更多的是对那惨绝人寰、灭绝人性时代的谴责,为良人的愚忠而悲哀。
从整体上看,作者是从仕途可畏这个角度来吟咏三良的。苏轼的《和陶咏三良》“仕宦岂不荣,有时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最得此诗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