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主簿就是诗人王融，与谢朓同为萧子良“竟陵八友”。他们常有诗歌往还，《同王主簿有所思》是写给王融的歌往诗，这首诗清新含蓄，画面凄切动人，且意味深长，情境中蕴含着沉闷的幽怨，虽不言怨而深沉之怨自在其中。
诗写一思妇夜织，怀念夫君，盼望他早日归来。她曾与夫君约好了“佳期”，定好了时辰。可是，佳期已过，思妇内心焦急，翘首盼望，急切地期待着夫君归来，却总是不见他的踪影。她的心头，不免袭上无形的惆怅。那可不同于“君问归期未有期”（李商隐《夜雨寄北》）那种濒于绝望的期待，那种心态毕竟是相对平静的——尽管是低沉的平静；这可是有“佳期”可盼的呀——惟其有了“佳期”，所以希望愈大，思念之情愈加浓郁，急不可耐；惟其有了“佳期”却又“期”而“未归”，热切的希望落了空，所以失望愈大，心情愈加沉痛。女主人公想：他，是旅途遭受了什么不幸，还是忘却了“佳期”，忘却了山盟海誓？她实在不忍想下去了。她把全副身心都埋没到剧烈的织布劳动之中，试图以此来排遣苦闷。但这不仅没能稍稍平息心中的烦恼，“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音，反而更搅得她思绪纷杂，心情缭乱。于是，她干脆走下鸣机，迈出了乱哄哄的屋子。“望望”二字，一般解释为中心怨望，实际上，这里与其说是在直接刻画思妇的心理，不如说是在描绘思妇翘首盼望夫君的姿态、神态，而她怨望的心态，只是通过这种姿态神态，婉转地表现出来的。只有这样解释，才能体会到句中丰富的形象性，咀嚼到深厚的韵味。
而且，循此亦可摸索到“徘徊东陌上”的意脉——否则，如果是从心态刻画忽然跳到动作描写，就显得突兀。而循此意脉，读者又仿佛可以看到，思妇在织机上频频遥望，终于失望以后，走下织机，迈出门户，仍然是一步一望，一望一步，来到郊外月色田野之中。荒漠的平原，沉寂的旷野，一下子统摄了她的身心，她的心情仿佛也变得平静了。宛如波涛汹涌的巨流，经过峡谷的激腾、击撞和喧嚣以后，汇入了一望无际的平湖，顿时显得汪洋恣肆、纡徐平缓了。在这宁静的世界，她兀自徘徊陌上，徜徉田间，直到月儿悄悄升起，行人渐渐隐去。这里，诗人已将灵动之笔从主人公心态的描绘中抽将出来，大笔绘画出一幅月下思妇沉吟图，烘托出一种清幽深远的境界，让人们从这幅寂静的图画和宁谧的气氛之中，从思妇的踯躅、徘徊之中，去体会她的心境，揣摩她的心情。无尽的思念，无穷的遐想，都融化在这清寂、空旷的境界之中了。
全诗语言清新自然，含蓄隽永。沈德潜评此诗“即景含情，怨在情外”（《古诗源》），可谓切中肯綮。另外，此诗已具有鲜明的格律化倾向。从声律结构形式分析，它属于“对式”绝句，即第一联与第二联各自成“对”，但相互不“粘”。这是“永明体”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反映了五言诗从古体向律体过渡的痕迹。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从这一首小诗中，也可看到他在声律方面所作的努力。
《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中摹写一位上层妇女午后无聊，躺在床上打发时光反而引起了女主人公的诸多心事更加惆怅。
上片起二句 ：“金鸭余香尚暖，绿窗斜日偏明”。 后句用晚唐方棫诗“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夕阳如有意，长傍小窗明”的句意，以窗外斜日点明时间，一“绿”字渲染环境 ，“偏”字即方诗的“ 如有意”；前句写金鸭形的香炉中余香袅袅，点明主人公身份，近于李清照《醉花阴》词“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所写的情景。这情景，看似高贵幽雅 ，仔细品味却透露孤独无聊。
“兰膏香染云鬟腻，钗坠滑无声 。”由闺房写到房中人，即女主人公，装束华贵，但孤独无聊的情绪反而透露得更分明。正因为无聊才将自己从上到下的梳妆打扮了一番，美丽的头发“兰膏香染”，却无人来欣赏。“钗坠滑无声”，正如欧阳修《临江仙》 ：“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中的团圆的“双枕”，反衬出女主人公 冷清的“单枕”。美好时光却如此令人伤感，由此，对女主人公此时此刻的心绪，可以切实地感受。
下片开头两句 ：“冷落秋千伴侣，阑珊打马心情”。 正面写主人公的寂寞 。她不但离别了心上人，深闺独处，而且连同耍秋千的女伴也很少过从。女伴“冷落”，自然自己的心情也更为“冷落”，前者正好反衬了后者 。“打马”之戏，是宋代妇女闺房中的一种游戏 ，词中主人公的心上人不在 ，女伴“冷落”，“ 打马”心情的“ 阑珊”，自可想见。正因为如此，以前爱玩的“打马”游戏，由于女主人公的孤独无聊，也变得索然无味了。进一步点明了她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
“绣屏惊断潇湘梦，花外一声莺。”潇湘梦”，更加烘托出女主人公的寂寞无聊，反映出女主人公的牵挂。独个人守空房的处境，好令人心烦。唯有做白日梦来减轻内心的痛楚。好梦不长，偏被春莺的啼声“惊断”。
陆游在中年以后，反对写此类艳词。他的《跋〈花间集〉》说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乌夜啼·金鸭馀香尚暖》是陆游少数的艳词之一，写得旖旎细腻，也能得《花间》胜处而去其猥下与低沉。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这首词上片王国维用罗袜生尘和金屋藏娇来比喻水仙的姿态，突出了水仙的高洁，不媚世俗。下片王国维写了水仙的处世态度，平静的接受世态的变化，对待世事的变迁。王国维在这首词采取了拟人化的创作风格，同时也是以水仙自比，道出了自己的处世态度。
“罗袜悄无尘”，来自曹植《洛神赋》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在这里，王国维则是把水仙比作洛神。因为水仙植于水中，它的幽洁、素雅和清香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清秀脱俗的感觉，与洛神那种飘逸恍惚的仙气有某种相似之处。另外，“罗袜无尘”也暗示了水的澄清净洁。荷花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孤高的水仙却是连栖身之地都不能容忍有一丝污垢的。
“金屋浑难贮”用了“金屋藏娇”的典故。汉武帝表现了与生俱来的豪侈与霸气。水仙连一点儿尘土都不能容忍，怎么可能受人挟制去忍受那满屋的铜臭。
而且不止如此，“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纵然压根就没敢用尘世的金钱和世俗观念亵渎她，纵然你只远远地看上她一眼，她的高洁美丽也往往使你自惭形秽，生怕自己有一点点俗气的流露而使她生厌离去。
这首词到此为止还只是对水仙外观与气质的描写，下片写水仙内心的情思。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是说水仙通达自然代谢之理，既珍惜自己生命的美好，又不因这美好的生命终将逝去而自怜自艾。开的时候孤芳自赏，不求人知；去的时候乐天知命，无悲无怨。“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梅花凋谢的时候是万点飘零，狼藉满地，令人生怜。
在这首词里王国维把水仙写到高洁得不可接近的地步，其中可能也就包含着入世和出世不可两全的悲哀。而这种悲哀，实在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千百年来所有执著于儒家思想和知识分子共同的悲哀。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