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岳阳楼》咏叹楚国由强变衰,讽谕楚王沉溺女色,使国势衰颓。李商隐的咏史诗,常常嵌入统治者沉溺于女色的慨叹,咏史中兼有爱情的色彩,是其咏史一大特色。
这首七绝前二句写楚国强大。楚国一度以方城山为城,以汉水为护城河,敢于与整个中原抗衡,秦国更不在话下。楚国统一了南方,若能乘胜前进,形势将有利于楚国。当时,诸侯四邻谁也不敢指责楚国打乱了周天下的秩序。这其实是借周失权柄、诸侯坐大之事暗喻唐王朝藩镇割据不服从中央。
后二句,语气一转,以一个设问词“如何”领起,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何楚王“一梦高唐雨”后,“自此无心入武关”?这“高唐雨”,自然是楚王在高唐梦见与女神交接。这件事是楚怀王还是楚襄王,历史上曾有很多争议。诗非具体的历史,不必去考证,只是泛指楚王即行了。历史学家会分析:秦楚之战,楚国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等因素,故亡于秦。但是诗是靠形象来说话的,靠神韵、兴趣来表达。君王“一梦高唐雨”以后,楚国就走向颓势了,以此暗喻唐代君主沉湎声色而缺乏远图,以表达胸中的愤懑之情。这一总趋势完全正确,所以这首七绝倒是从大处着墨,抓住了历史主流的。
这首诗前四句写杭州父老挡住道路,设盛宴送别的场面。后四句写诗人向杭州父老告别,送别者泪水潸然,告别者情意真挚。这首诗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通篇叙事,而又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
首联以“归”与“别”二字扣题,开篇表明这是一首离别诗。离别有千万种情境,当杭州刺史白居易离任时,是这样的画面:有“耆老”相送,有“壶浆”为饮;但这都还不够,作者更进一步,透过“遮归路”和“满别筵”的一“遮”一“满”,铺绘当时送别的盛况,展现出在他即将离开之时,乡民们的热情与不舍。也由此可以看出,白氏在任期间,定是一位深得民心的好官。
颔联是白氏自谦之语。“甘棠”之说化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甘棠》一诗之典故。在父老心中,白居易有如昔日棠树下那位勤政爱民的父母官。然自居易却认为,自己为政期间并没有什么建树,父老不应该他的离开而潸然泪下。此二句“无一树”的谦虚之言与“泪潸然”的感激不舍相对比,充满了情感上的张力。白氏越自谦自惭,越是令人体味到他与当地乡民之间难得的官民相惜之情。
颈联笔锋一转,从之前饱含深情的徐徐道来,陡然转入残酷的现实书写中。直白犀利地指出了中唐时期,在“税重”与“旱田”的双重压迫之下,处处是贫户、饥民的艰辛世道与凋敝境况。咏至第三联,虽只是简单的寥寥数字,却使得诗作的境界一下子开阔起来,从之前徐缓的个人情感,进入到了对社会现实的关怀之中。看似不带感情的白描之笔,却蕴藏着对统治阶层盘剥民众的谴责,及对天灾人祸双重压迫之下的底层劳苦大众的怜悯同情。
然而,对于这样一种极不如人意的现实状况,自居易虽身为官员,办法却是有限。尾联起始的“唯”字,便道出了这样的无奈。事实上,对杭州刺史白居易而言,人为之祸难凭一己之力改变,但在天灾的预防上,他却对此尽了极大的力量。尾联所书之“湖水”指的是钱塘湖。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期间,曾于钱塘湖修筑堤坝,疏浚六井,预防旱涝之灾。诗末二句所言即为此事。白氏在任期间所做的水利工事影响深远,而且其所作为不止于此,是以这一抒发无奈的“唯”字,亦包含着谦虚之意。
在将个人情感陡转为书写现实之后,白居易又以个人之作为及意愿平稳收尾。此间一张一合,在看似直言无奇的跌宕中,留下令人品味的余韵。亦有着人将远去,而心意长存之况味。
全诗记事抒情与历史价值兼具。虽有用典,但语言风格仍不离朴实通俗,以直白如话的词句,生动地将一幅幅画面铺展开来。通篇叙事,而又不着痕迹地将深切情感寄寓其间。初感平淡,细品却可察觉出词句间时徐时疾的张合之力。言辞谦虚,却又能在叙述间看出作者不曾歇止的爱民恤民之心和乡民对这位好官的爱戴与难舍。
诗前二联用几个典故追溯金廷覆亡的原因。首联以讽喻的笔致,揭示亡国的根源在于金廷最高层在决策思想上对蒙古南侵野心缺乏足够的警戒和清醒的认识。一“初”一“已”呼应紧凑,提示了问题的紧迫和严峻。而金廷满脑子求和思想,对蒙古入侵毫无准备,这是它必然走向灭亡的内在根源。颔联以追悔的语调,指出亡国的原因还在于金朝军队在军事上丧失战斗力,无力抵御蒙古军队的入侵。他只知道金军如汉代霸上驻军一样真把军事守备当做儿戏,谁料到竟导致神州沉沦,江山易姓!“只知”、“谁谓”,流水而对,以意外的惊愕,表达出诗人内心极度的震撼和后悔。
后二联抒发国破家亡的情愫。颈联借用历史故实,抒写被羁管出京的凄凉心境。上句用丁公化鹤的典故,倘若汉代丁令威化作白鹤飞到青城城门的华表柱上,看到金朝生灵涂炭,他当然“应有语”,慨叹“城郭如故人非昔”。这正是金亡后人民惨遭蹂躏的真实写照和高度概括。下句用金铜仙人辞汉的典故。铜铸的仙人尚且流泪,而作为有血肉之躯的人,诗人他们的心情就不言自喻。这两句,一“去”一“来”,正切合“出京”和“来”青城“暂居”,用典精切工巧,含蕴深广,可谓“于极工炼中,别有肝肠崩裂之痛”(清沈德潜语)。尾联揭示历史巧合,哀叹亡国悲剧的重演出于天意安排。青城是北宋靖康元年(公元1127年)十一月金接受北宋徽宗、钦宗二帝降表的地方,宋廷后妃、皇族都被俘虏北去,金灭北宋。而一百年后,亡国的金廷皇太后、两宫嫔妃及诸宗族在此被杀戮,诗人和其他官员作为蒙古军队的俘虏也暂居于此。兴在青城,亡在青城,历史的巧合让诗人感慨不已。在他看来,一“兴”一“亡”,恰恰是天公的意旨。金廷之“兴”已成“古”,金廷之“亡”正是“今”。这一“古”一“今”终将被历史的潮汐淘汰,唯有记载金廷兴亡的青城继续存在,给后人留下一面明镜,让人们观览和记取国家兴衰存亡的历史经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促使诗人写下了这首立意深刻精警的诗篇。
诗用了几个典故以寓亡国之痛。“霸上真儿戏”,用《史记》载汉文帝语,暗讽金国军纪松弛,早已潜伏危机,不料竟因此亡国;“华表鹤来应有语”,用“汉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来,城郭如故人非昔”的故事,比喻京城沦陷,“人非昔”矣;用“魏明帝迁徙汉长安铜盘人”故事,喻国祚转移。用古事古语,不着痕迹,如出诸己,是善用典者。“留着青城阅古今”,劫难之后仅仅青城还在,人物荡然无存矣!青城,是两朝痛史的见证。
元好问“纪乱诗”的一个特点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他往往把对现实的悲怆情怀与对历史的批判意识融合在一起,从而增加了诗的思想深度。诗人在国家沦亡的悲愤中,对国家武备松驰而招致败亡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省察。其他如《出都》、《岐阳三首》等,也都表达了诗人对金朝败亡原因的理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