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前四句写秋夜天宇和金陵远景。起首二句:“天上何所有?迢迢白玉绳。”一问一答,天真活泼,明快自然,饶有民歌风味。诗人仰望秋空,看到在这寥廓空明的天宇上远远地闪烁着两颗银亮的玉绳星。三四两句写玉绳星照耀下的金陵城。诗人放眼远眺,但见玉绳星斜斜地、低低地嵌镶在建章宫高大的楼阙旁边,发出格外耀目的光芒,对着整个金陵古城。这四句从大处落墨,先写天空,后写地面,连接自然,展现出碧海般的青天,白玉般的明星,以及星光照耀下的金陵城巍峨宫阙的剪影,境界空阔高远,正融注了诗人秋夜泛月时那种萧散自然、风流自赏的意绪。如果更深细地品味,这四句诗已隐隐透露,出怀念前代诗人谢朓的情思。谢朓《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诗中,有“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等写景佳句,李白诗的三、四句,显然是有意点化了谢诗,借以寄寓对谢朓的缅怀、追慕。而且,这两颗璀灿的玉绳星,一颗斜照建章阙,一颗耿对金陵城,仿佛具有象征的意蕴。它们在浩渺秋空中互相映照,仿佛正是谢朓、李白这两位古今相通、精神契合的天才诗人的化身。
中间四句写秋江月色。这里“汉水”借指长江。诗人不说“长江”而说“汉水”,是为了避免同下句“霜江”字面重复和音声相混。在板桥浦信步泛月的李白,俯视着脚下的大江,但见清澄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像是一条银光闪烁的白练。此刻,谢朓描写大江黄昏美妙景色的诗句“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自然跳上心头。对景吟诗,使他产生一种悠然神远的感变,仿佛自己已超越古今的界限,同小谢一起联袂步月,同赏秋江美景,推心置腹地纵论人生、品评诗文了。李白整个身心都沉浸在与古人神游的幻想境界里,以致忘怀了一切。他久久地凝望着明月逐渐西斜,月光如乳汁般倾泻在长江之中。直到月落星隐,天将破晓,朝雾弥漫洲渚,寒气侵袭发肤。这四句写秋江月色,明丽皎洁,清幽飘逸,动静相生,空灵迷人。而在这幅秋江月色图中,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这里表现出他的神态和心绪的变化:先是缅怀遐想古人,继而是与古人神游的畅快,接着是从遐想中醒悟过来发觉古人不可得见的寂寞与怅惘,这四句妙在不是静态的寓情于景和情景交融,而是从时间和景色的变化之中暗示出诗人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不着痕迹,纯乎天籁。
最后四句点明题旨,直抒胸臆。诗人在板桥浦自斟自酌,没有知音同欢共饮,虽追慕谢朓,但毕竟相隔数百年,谁也不能把古人找回来。而在当今现世,像谢玄晖这样才华高妙、志趣相投的人,是很难得再遇到的。想到这里,诗人深深感到孤独寂寞,挥杯洒酒无心再饮。一股悲凉抑郁之气,充满了他的胸中。结句暗用梁代诗人江淹《恨赋》“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句意,而融化无迹,如同己出。至此,诗人不仅婉曲尽致地抒写了对古人的缅怀遐思,而且借痛感斯人之不可复遇,宣泄出世无知音的深沉感喟。
上半阕因面对五代时蜀旧故宫而生兴亡之叹,起句之“斜阳废苑”顿时传达出一种繁华褪尽后的凄凉,面对这样的环境,感慨兴亡往往是人最直接的反应。而见证这废苑过往之繁华的梅花,如今依然淡淡开放,风姿如常。一句依然,道出自然恒常与人事无常这一令人无限感慨的现实。然而这一直开放的梅花并非无情,她虽一如既往淡淡开放于这蜀宫废苑,却依依愁悴,似在悲叹蜀宫那逝去的繁华。如果说上半阕面对蜀宫而生的兴亡之感犹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叹,那么下半阕则是因现实而生发的更为沉重无奈的悲慨。
下半阕主要是由梅联想而及南朝陆凯《寄范晔》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又因此诗中的“陇头”而联想到现实中已被金人占领的北方,“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本因其风雅而流传千古,后人用此典故也多用于怀人念远,但陆游这里用这首诗,却是为了与现实形成对比,表达的是面对中原沦陷的沉痛之情。行人之“别有凄凉意”者,别于上阕中的梅花为五代蜀国的灭亡而感慨,亦别于陆凯的知己分离。当年陆凯在江南折梅而逢驿使,可以就此寄给身在北方陇头的范晔,而如今自己如陆凯一样手捧散发着幽香的梅花,却没有人能够替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北方,因那里如今已为金人所占。空间上的距离,即便是千里之外,仍是可以克服的,而如今词人面对的是九州陆沉这一更加残酷的现实,纵使他久久地“伫立汀皋”,又怎会有归骑来自那已沦为敌国领土的“陇头”所以,词人只能登上高楼,独自倚望,独自生愁。
上阕写从旧苑梅花而引起怀古之情,下阕因梅而忆人,全词凄恻哀婉,幽雅含蓄,充满了对意中人的怀念与爱惜之情。
这篇先讲述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世秦王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富有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
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之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之卷天下”四句,“之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二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